三
中国人心中的18种“悍马”
更高、更快、更强,早已被最高、最快、最强代替;大国正在崛起,城市争做金融中心,企业争相晋升世界500强;对西方流行概念采取“拿来主义”,人人渴求变身成功人士,大牌LOGO大行其道——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悍马病”。
中国准备好了吗?
大国心理: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电冰箱、帽子和玩具就是大国,大国就要有大目标、大抱负,就是要“领导世界”,做大国中的大国。
2009年1月,国家统计局将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修正为13%,GDP为25.73万亿元,这意味着,2007年中国就已经超越德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高盛预计,中国经济将在2040年左右超过美国。经济学人智库则从购买力平价角度出发,预计中国将在2017年超过美国。
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近5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迅猛增长,国际舆论日益关注中国,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渐渐被“中国崛起论”替代。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人开始变得自信起来,“大国”的提法不仅为政界、学界所关注,也成为普通百姓的热门话题,当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06年11月电视片《大国崛起》在央视的热播。
与其说人们关注的是这部片子所揭示的所谓大国崛起的规律,还不如说它的内在诉求得到了共鸣:大国即将崛起,你准备好了吗?《大国崛起》播出后一个月,王小东在《中国青年报》撰文称“中国人该有大国视野了”,认为:“若是历史再一次将大国使命赋予中国,就算是挑战,我们也必须担起来。”北京的二环路上,也树起了“盛世中国”的大广告牌。
两年后,王小东写了话题书《中国不高兴》。《中国不高兴》的基本判断是,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一定要有大目标、大抱负,“再不建立大目标,就没机会了”——仿佛跨出去,中国就是大国中的大国了。
“难道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电冰箱、帽子、玩具就是大国吗?”传媒人许知远这样质疑。比较理性的判断应该是,中国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回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话题上,中国的GDP总量是超过了德国,不过有一个数据人们自动忽略了: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排世界第132位。 (文/谭山山)
堰塞湖上的中国
大坝心理:资源匮乏,没什么比修建大坝更能体现强悍的国家意志、组织力量和人定胜天的坚强决心。
中国不但有一个会员数目庞大的“中国大坝协会”,还有关于大坝的一批世界级数字:已建、在建大坝数量,水电装机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三峡大坝装机容量世界第一……
放卫星放嗨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有了“南水北调”的构思:从长江上、中、下游调水,以适应西北、华北各地的发展需要,分东、中、西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联接,构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系统格局。此工程如若完成,简直比造物主还伟大:造物主尚且造不出资源分配如此得当的地球,我们却能动个整形外科手术解决这些问题。
几十年来,几百亿财力和几千万人力被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划眼皮”运动中,新闻工作者每年奔赴黄河长江沿岸报道新的大坝们的诞生。我们在做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力图改变世界面积第三大国家的地形,为万世后人所称颂。
于是,上千万年的三峡风光连带白居易的题字被淹了——既然前者都不可怜惜,后者又有什么用;上百年的原住民哭着喊着被迁走了——动迁组说他们会在别的城市享受到大坝落成后带来的生活便利;无法计算年份的生物物种濒危了、灭绝了——除非中华鲟、鳗鲡、刀鱼、松鱼、鲈鱼乃至河豚学会像金鱼一样在鱼缸里生存。
我们的大坝动辄上百米,装机量过千万瓦,再造一座必更高更大。河面上的大坝们叠影重重,看似任人摆布,实则报复连连:地震了,雪灾了,洪涝了,传染病了……堵了这边补那边,开了这厢封那厢。大坝不可以是狂喜,不可以是唯我独尊的控制,不可以是无度索取的工具,好在南水北调暂时停工——说明有人想到了这一点。 (文/陈非)
爱国主义试验品?
大飞机心理:大国必须要有原子弹,要有大型火箭和人造卫星,要有“神六”、“神七”,还要有大飞机。
中国已经能够造出大型火箭、载人飞船和人造卫星,“神五”、“神六”、“神七”成功地把航天员送上太空并完成太空行走,接下来,中国人要造的是国产大飞机。
大飞机项目2007年立项,2008年5月随着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正式启动。2009年4月,大飞机首个型号C919已经完成初步设计方案,计划在2014年进行首飞,2016年交付航线使用。
在论述国产大飞机的意义时,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的一句话常常被提及:“在中国,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空客A380。”中国不能永远做劳动力输出大国,而大飞机制造业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列为知识经济产业首位,目前只有美国、俄罗斯、欧盟能够制造,进军这个行业,即使不考虑市场前景,也有着提振国民自信心的意义。所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这样评价:“如果中国研制成功大飞机,对振奋民族精神的意义不亚于‘两弹一星’,不亚于载人航天飞机。”
不是没有争议的声音。学者薛涌在《中国造大飞机没有市场优势》一文中说,与其做大飞机的梦,政府还不如提供优惠的政策,引导民间企业在高速铁路方面竞争。不过在压倒性的舆论之下,这样的声音被视为书生之见,大飞机项目作为“4万亿”投资规划的重头戏之一,已然如火如荼地展开。根据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公布的数字,头3到5年将投入600亿元,到大飞机最终投放市场,相关总体投入将达2000万元。
而首型国产大飞机命名为C型,是有特别涵义的:既是“China”的首字母,还有着要跟Airbus(空中客车公司)和Boeing(波音公司)分庭抗礼、在国际大型客机制造业中形成ABC并立格局的雄心。
(文/谭山山)
不是一天建成的
大学城心理:大学连成一片,方可见此地重视文化之决心、人文之鼎盛、学术氛围之浓厚和教育水准之高。
国外的大学城有两种,一是英国牛津、剑桥这种自然形成的,二是美国密苏里、日本筑波这种规划构建的。无论哪一种,都用了较长时间完善设施、聚集人气,大学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而在中国,从2000年廊坊东方大学城开始,兴建像城市那么大的大学城成为全国流行。广州大学城、上海松江大学城、重庆市大学城、厦门集美大学城、甘肃榆中大学城……不仅要建,而且要大,在这种思路下,南京仙林大学城的规划面积竟然高达70平方公里。这些巨无霸占用了不少耕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生态。
那些从高中进入大学城的学生,被剥夺了在有传统、有故事的校园开始大学生涯的权利。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只是进行了一次分班、住校的高四生,与老师、高年级学生之间的联系被割断。表面上,学生远离城市的喧嚣和躁动,可以专注于学业,但事实上,学生们只是将与社会接触磨合的时间又向后推了一些。将来他们势必要融入城市,而在大学城成长的他们,要比别人多付出一些成本。
表面上,大学城的存在增加了高校的学位容量,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上大学,但事实上,学生多了,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却常常跟不上扩招的脚步。校本部的老师奔波在来去大学城的路上,既影响教学质量,又没有时间跟学生做更多交流。大学城的老师生活也不方便,还要为子女上学发愁,广州大学城直到今年6月才规划了第一个幼儿园。
与大学城相伴相生的,还有征地纠纷、环境保护和十数亿计的巨额贷款问题。廊坊东方大学城负债20亿,大门口多次被讨薪工人围住,新加坡莱佛士教育集团2008年的进驻也未能改变颓势,半数院校撤离大学城。 (文/孙琳琳)
F1心理:举办过世博会、奥运会,有了F1,有了大满贯,才算真正世界大都市。
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在1: 8的时候,上海用了3亿美元来造嘉定的F1赛场,气派、宽敞的赛道人称“第二代F1赛场”;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到了1: 6,上赛场仍以每年亏损1亿的姿态气派地存在着。
没有赛事转播权、没有场地广告和比赛冠名收益,每年上缴3000万美元承办费,这一纸和国际汽联的约定怎么都让人想起不平等条约。但是我们自有小算盘:摩托GP、V8房车赛、A1大奖赛、全国场地汽车锦标赛……这样每年总该够了吧?当然不够,一年52周,这些比赛只占到6周,而即便是最有号召力的F1上海站,练习赛与排位赛的冷清让整个赛场冒着寒气。
国际汽联也不再给中国人面子。赛程随着一个又一个“上赛场”在亚洲的诞生而不断被压缩,揭幕战、收官战和年中世界锦标赛也无需在这里进行,这只是一场欧洲比赛在你面前上演的海市蜃楼,当地记者无法享受与西方媒体一起进入维修区采访的待遇,车队和车手只要带着微笑到此一游——甚至只是在你跟前留下一道绝尘而去的烟,大把快钱就砸到头上。
“我们要以F1的速度发展”,是F1码表上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还是每天27万元的亏损速度?是像F1在欧洲这大半个世纪来扎扎实实地渐行渐远,还是在亚洲这10年来攻城略地般的扫钱速度?
日本人有老资格的F1车队和正式的比赛车手,印度人有钱甩出一支“印度力量”车队,马来西亚人有杨紫琼在维修区出没,中国人在F1里有什么呢?一个被双规的“F1教父”,一个只有几百名注册赛车手——当然只是低级别的比赛——的系统,一个还只能生产或加工出一些自娱自乐中档车的汽车工业,一群为莱科宁还是汉密尔顿英俊大打出手的“车迷”,三个永远搞不清汽车悬挂系统和下压力调教的电视直播解说员,以及闻F1而动结果发现是“F1摩托艇”比赛的观众。 (文/陈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