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杰克逊 米高·积逊 麦可·杰克森——MJ在中国

　　MJ是一名黑人，却把自己变成白人；

　　MJ是一名音乐家，却创造了蔚为壮观的视觉奇迹；

　　MJ是美国英雄，却成为中国记忆的一部分。他出现在普通中国家庭的收音机、录像机、LD里，出现在穿梭乡土、城镇的大巴上。

　　他没在中国正式登台，却让中国第一次感知了身体解放。

　　他唤起了震撼，成了遥不可及的神，西方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一个一个样子，就组成了全部的样子。

　　震撼和神话很快成了过去时。我们也早就过了对西方目瞪口呆的年代，也渐渐有了评价和消费各种“神”的能力。

　　1987年MJ造访广东，好奇地站在田间，就像我们对他代表的世界的好奇一样。

　　MJ死了，再也没有人穿吊脚裤跳那么帅的舞了。

　　迈克尔·杰克逊、米高·积逊、麦可·杰克森，“他们”都是同一个人——Michael Jackson，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分别给他起了三个不同的中文译名，在各自区域使用，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中文名不同，但他是这三地共同的“流行之王”(King of Pop)。

　　1993年初，三地忽然同时面临着一个同样的机会——“流行之王”要来了。

　　即便是16年后，三地已经对各种国际巨星习以为常的今天，迈克尔·杰克逊依然显得遥不可及——他的演出费在16年后，还是会让各路演出商大跌眼镜：2009年曾有演出商辗转与杰克逊的经纪公司联系演唱会事宜，得到的报价是仅其个人出场费就达500万美金，还不算昂贵的制作费用，以8万人场地的可售票比例计算，场地票及看台票的价格也将达到每张5000元和1000元。

　　那么，16年前呢？

　　4万人的体育馆，你有吗？

　　16年前，杰克逊在《危险》专辑热卖后，开始筹划其全球“危险之旅”的亚洲行程，香港、台北名列其中，与此同时，北京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着另一个杰克逊计划。

　　香港是第一个出局的城市，出局原因有几个不同版本：一个版本是经过反复谈判，就在一切都已妥当时，忽然遭遇场地的困扰，香港“危险之旅”演唱会的地点定在大球场，附近居民以“噪音扰民”为由提出抗议，事情闹到港府，最终演唱会被迫取消；另一种说法则很简单，杰克逊是个性格多变的人，在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他临时改了主意不来了。

　　事实上，三个城市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场地。

　　1993年的北京、香港、台北难道没有一个场地能让这位巨星唱唱歌、跳跳舞吗？

　　遗憾的是，答案确实是：真没有。

　　原因并不复杂：当年三地都没有足够容量的大型体育场馆，而杰克逊的天价演出费需要足够多的观众人数，否则会血本无归。当年杰克逊经纪公司提出的基数是每场4万观众，三地只有香港大球场确实可以容纳4万人，但在体育场开演唱会需要视情况减掉至少10%的座位。

　　16年后，在杰克逊去世前，内地一直有演出商在锲而不舍地洽谈他来开演唱会的可行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直到今天，内地大城市兴建了不少的新场馆，但依然难以找到合适杰克逊的场馆。

　　1993年，想出办法克服场地困难并最终搞成了杰克逊“危险之旅”的是台北，主办方负责人叫余光，神奇的是，当时台北连万人规模的场馆都没有。

　　如今，杰克逊猝然离去，台湾因此也就成了这位巨星举办过演唱会的惟一华人地区。

　　余光被台湾媒体称作“将欧美流行音乐带进台湾的第一人”。1960年代末开始，他通过广播电视节目、自办音乐杂志，向台湾乐迷介绍欧美流行音乐资讯。1982年起，陆续将众多欧美大牌歌手及摇滚乐队的现场演出引入台湾。

　　1993年，台湾“解严”第七年，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发展，政府对文化事业相关的各类审查逐渐放宽，这为杰克逊成功赴台提供了必要的软环境。

　　但此时的余光必须得解决一个大麻烦就是场地。他没有香港居民的抗议，但也没有4万人的场地。

　　多年以来积累的引进欧美艺人演唱会的经验让他想到了台北市体育场，那里本来是一个田径场，只有光秃秃的水泥看台和田径场跑道。此前，余光曾在这里做过“实验”，在这个不大适合搞演唱会的场地举办了提纳·特纳、托托等艺人的演唱会，但其规模连杰克逊“危险之旅”的一半还不到。

　　从1993年1月达成意向开始，杰克逊经纪公司分别派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几拨人一致投了反对票——这里太不适合开大型演唱会了。但这实际上是余光惟一选择，他以过去曾在同一场地成功举办演唱会的经验为例，最终说服了经纪公司。

　　1500万美元，给得起吗？

　　余光用了9个月来谈台北“危险之旅”，那是余光将欧美演唱会引入台湾的第 11年，他促成了许多欧美大牌艺人赴台演出，但余光还是很清楚，杰克逊的“危险之旅”不同于其他任何演唱会，这不仅是制作成本高昂，毕竟还是一场声、光、色都达到顶级的演唱会；经纪公司对杰克逊的行程提出了事无巨细的要求，很多都超出了余光的想象范围。

　　余光没有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当年台北“危险之旅”的具体投资，但1993年北京曾有机构洽谈杰克逊北京行，包含出场费、制作费和其他相关费用的总投资不少于 1500万美金——即使是今天，这依然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于余光而言，1993年的台北“危险之旅”有点像豪赌。如果没有经纪公司带来的两个赞助商，他是没办法玩这场危险游戏的。

　　按照与经纪公司签订的演出合约规定，台北“危险之旅”共演出两场，分别在1993年9月3日、4日举行。可就在距离演出没几天而且票已经售出的情况下，一个突发消息传来了——杰克逊在其他城市演出几近晕倒，公司决定将台北“危险之旅”的日期推迟。

　　这又是余光多年主办欧美巨星演唱会从未遇到的情况，几经周折，双方最终商定将演出时间改为9月4日和9月6日。尽管日期的变更并未影响票房，但余光认为，这客观上对艺人的形象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

　　1993年9月3日，迈克尔·杰克逊的私人飞机在台北桃园机场缓缓降落，余光终于松了一口气。杰克逊握住了余光的手，向他表达了感谢。

　　当时是台湾“解严”第七年，“报禁”已经解除，报纸杂志及广播电视媒体正面临着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同时也伴随着“白色恐怖”时期裹挟而来的“阵痛”——旧有的新闻理念被打破，全新的格局正在建立。

　　正是在这样的变革期之中，“流行之王”来了。

　　当时的台湾媒体使用了一个十分台湾化的词汇“大阵仗”来形容当时的盛况——杰克逊去世后，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回忆当年的情景，用的依然是这个词。当时台湾所有媒体倾巢出动，报纸娱乐版的编辑被告知其他新闻可以压一压，整版的杰克逊点燃了台湾乐迷的激情，那是台湾从来没有过的媒体狂欢。以前国民党所属的报纸的记者也参与到等待杰克逊的队伍中，大家24小时守候，期待抢到独家头条。

　　不能让美国人欺负中国人

　　迈克尔·杰克逊台北“危险之旅”一行150余人，下榻当年台北最豪华的晶华酒店，杰克逊本人则住在总统套房内，客厅摆放了许多彩色气球。此外，酒店还特地为他准备了许多迪士尼卡通电影录影带。杰克逊一行在台北前后停留了五天，绝大多数时候他在酒店里躲避媒体的追逐。杰克逊没有进行走台，而是由工作人员替代他进行音效调试等准备工作。

　　当时台湾还没有《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