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崮：对，他说我们在一条街里现在跑到中国这个会上见面来，来交流，所以我觉得他等于事实上开创了一个国际智库交流的平台，将来至于怎么发展可以多样，也可以在北京继续办，也可以在其它国家轮着办，我觉得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而在这个历史时期，这种平台是很有用的。第三个就是它对于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些突出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具体就不说了，方方面面的题目。我们搞了一个主论坛，还搞了五个分论坛，这样在这些方面都有一些深入的交流成果。

　　张羽：刚才您讲到了这个活动对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来讲是亮相和叫板，以后还要唱什么戏呢？

　　牛铁航：我们在这之前一开始成立伊始，我们就在研究上下了很大工夫，我们根据整个国际国内的经济和发展的形势，确定了二十个题目，这都在网上公布了，希望充分利用外脑，因为我们这个中心要从研究人员的个数来讲，我们比不上社科院哪怕一个所，但是我们从质量上看，我们可以起到像我们的理事长说的临门一脚的作用，我们把几百家之蜜，酿百家之蜜，集百家之长，这样我们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能够向决策者提供能够实施非常有说服力的方案。而且这个智库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预演功能，有些重要的国际经济的大的问题，不是一个决策就能结束的，它是一连串的角色，而且是国和国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又是在面对共同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一种过程，需要智库的增加。我们参加会的基辛格博士，他虽然年近九十了，但是他说出一句话来，语不惊人心不死，他说我们当今的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可是政治的决策还是以国家为单位，一语说出来智库的作用，每个智库我们原来也有这个担心，这个智库往往在美国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它的智库存续几十年了，它都有一个立场或者是一个背景，比如民主党的智库，像布鲁金斯，共和党的，他们都有一定的观点、背景，能不能共同面对共同的问题，因为世界变小了，普罗迪说的那句话，意大利的前总理，欧盟的前主席，他说我们是用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来研究共同的问题，所以我们发现这中间智库参与发挥作用很有利于当代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有很多具体例子，比如说我们在G20会之前，在今年3月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提出来，中国在研究一个超主权的货币，储备货币，世界储备货币，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实际就是问到了问题的根子，这次金融危机的总根子，因为是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一家国家货币，美元这个基础之上的，这就是当年所谓的特里芬悖论，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了世界货币，它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流动性，结果就造成了积累下来的超发，滥发，而且美国现在应对危机还是滥发，这不由得一个问题就成为我们大家全球都关注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博弈，这个还没有完成，还正在演化，马上纽约的G20又要开了，所以这是智库的较量在这儿。

　　张羽：刚才刘理事长讲到咱们智库规格高，我想这个规格高一方面是定位于国家级，同时我们看到智库这些领导人都有着原来的官方背景，比如说原来的曾培炎副总理，刘理事长是原来开发银行的副行长，我们的智库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

　　刘克崮：我理解应该是这样的，政府的背景民间的形式，市场的运作。

　　张羽：怎么解释这三句话？

　　刘克崮：政府的背景，几个含义，第一它是服务于政府，服务于政府的最高决策，当然你要跟政府有沟通，看政府关心什么，除了判断，也要听政府的，领导的，政府对这种方式是认可的，这样就可以给你一个宽松的环境。这是叫服务，服务于政府，在政府的指导下。第二个，它是民间的形式，中心的注册登记是在民政部注的叫非营利社团组织，是一个民间的形式，这样它民间的形式就可以保持它的灵活，让它可以比较客观，比较公正，比较科学，比较充分地来研究这些问题，集合社会集思广益，聚社会之智。市场的运作，因为它并不是官方的，并没有一个编制，或者现在是我们有一些老的两个小研究所，原来体改委的。

　　牛铁航：讲起来就是国务院发展中心，还有社科院的，都是政府的一系列，它是由财政拨款，我们不能要财政拨款的，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生活的，所以这一点是很大的不同。

　　刘克崮：这样市场上就是国外的经验，中国过去也做，就是一些社会的集资捐助，这样我们把这些集资捐助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属于我们做公益性的研究、公共性的研究，这样主要用这些集资捐助。还有一类，因为我们的会员也有很多是企业，他们也有各方面一些需求，这样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有偿的咨询服务，这也是市场化运作。

　　张羽：你们会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是吗？

　　刘克崮：可以有这一项，但不是主要任务，主要任务是为政府决策服务。

　　张羽：为政府决策服务收费吗？

　　刘克崮：不收费，但是政府如果有一些重要的课题研究，它可以通过财政，还有一些基金，还有政府的一些渠道来走课题费，这个也是可以的。

　　张羽：我知道在美国像一些超级智库，他们为政府的专题提供研究，是收费的。

　　刘克崮：对，他给课题费。

　　牛铁航：我们在考虑中国的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体制的时候也考虑到，也参考了国际上一些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智库，像布鲁金斯学会也是靠自己的，它提出来三个重要的核心价值，它的智库的核心价值，第一个就是质量，他要提供高质量的方案。第二个就是它的独立性，独立性又分两部分，经济的独立，第二个就是所谓政治上的独立，它的研究的独立，经济的独立决定了研究独立。第三个是它的影响力，发出来的通过一个是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另外还要通过公众的影响力，像媒体一样，它经常开这种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实行公众的舆论导向。我们都在考虑，我们也在我们的体制上也考虑，我们在经济上也是要自食其力的，在研究上也是一个研究的独立的东西，不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包括做咨询，咨询公司跟智库是不太一样的，咨询公司是谁给我钱我为谁服务，为他的利益服务，我们现在因为政府是叫公共，政府代表的是公共的利益，所以我们对政府服务是不应该收费的，这是我们的职责，智库也是这样的，在美国的智库里面，它的政府有些是不收费的，但是有一些是互换的关系，我们叫旋转门关系，美国的政府每四年转一圈，下来一大批人，又进去一批人，这批人从哪儿进呢？很多人都是智库的，像布鲁金斯学会，这届的奥巴马政府选进去32个人，包括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女大使苏姗·赖斯，像驻东亚的副国务卿贝德都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他们跟美国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

　　张羽：刚才两位在介绍的时候，不断举例世界上尤其是美国一些著名的智库，在将来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哪些经验是我们要着重借鉴的，有哪些是我们中国特色，要跟他们不同的呢？

　　刘克崮：我觉得从国际上智库办得比较成功的，主要是美国，其次像欧洲，俄罗斯有几家也是可以的，中国现在在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属于国际上显眼的智库，社科院、发展中心，还有国际关系研究院，这几个还是比较强的，此外还像清华、北大有些中心也还是不错，他们共同的特点，刚才我讲的智库的特点，贴近决策，它是服务于高层决策的，所以要贴近决策。第二个，是相对独立性，它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这样能够客观、冷静、科学，来保证它的质量。第三个，有较好的队伍，专业的队伍。这个专业队伍好，再加上较好的运行机制。最后就是成果有一个把关，有一个筛选，有一个严格的，像工厂生产机器产品一样，最后就是有一个他们都很重视成果的推介，就是对于高层的影响，对同行业的影响，对于议会的影响，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所以这几个方面是共同的特点。我觉得中国这个智库办起来，会与他们有一些这些基点上大体都是能够相似的，但是中国智库在起步的时候，我觉得它先天的特点已经形成了，就是它和官方的紧密性，从现在的成员和非官方人员的身世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它跟官方的紧密性是很强的。第二个就是它的综合性，我们没有那么多，国外分得很细，美国是一千多个智库，光华盛顿就数百，那一条街就数十，它分得很细，我们的智库总体上没有那么多的机构，所以它的综合性强，所以我觉得在战略性、综合性、角度和对策性这几点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会有很强的特点。

　　牛铁航：我们已经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总结出很多经验，不光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上其它智库所中意你的，到而来问计于你的财富，我们认为我们每个人，不要看他的官阶大小，他每个人都是经历了改革开放走出来的，每一步，有的人是参与了，有的人甚至是主持了，国际国内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这都是无形资产，这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智库的财富，我们今后还会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一方面总结我们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形成的好的经验，然后另一方面跟国内的智库交流、合作。另一方面，我们博采众长，跟国际的智库交流合作，这样我们就有了国际视角，有了更多的新鲜的思想的火花，真正起到智库的作用。

　　张羽：我们把眼光再放开点，看看中国未来整体智库的一个发展走向，刚才两位在分析的时候我注意到，其实美国主要的智库基本是民间机构，比较多，而中国智库在列举的时候，主要是以官方背景的比较多，当然我们这个超级智库是注册成民间社团了，是不是未来中国智库的发展方向也是会有打响的民间智库涌现出来呢？

　　刘克崮：我刚才说了，国际上大体的模式可以大体分三类，一类是官方，一类是民间，一类是半官半民，或者是民间的色彩跟政府贴得近一些，我觉得中国现在官方的研究系统是成型的，我们中央、省、市都有党委的研究室，政府的研究室，也都有发展研究中心，然后也都有一个什么行政学院、党校和社科院这些，这个体系是自上而下的，所以你把这些数字都算上来，机构也不少。

　　张羽：数量很大。

　　牛铁航：超过美国。

　　刘克崮：因为我们的县两千个县，一个县假如说党政加上院，不就乘三。再一个就是民间的，民间的主要是大学，主要一些大学，还有一些一般的民间的研究机构，他们做一些研究，这些往往是有一些专的，除非这些很大的大学，像北大、清华、人大有一些综合性的。另外有一些院校好几个中心，这些是民间的状态，我觉得现在中国缺的就是民间的形式贴政府比较近，我觉得缺这个。你完全按内部，在机构内部，大家老百姓都能理解，他约束比较多，工资水平、内部的纪律，说话的调子，这个是要约束的。纯民间，完全的民间，在中国现行的环境下，我觉得对于决策这个层次，很难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几点，第一，他跟高层接触少，他不知道领导因为事情太多了，关心的事儿太多了，领导在这个时间，这个时期最关注的是哪些轻重缓急，他需要通过什么方法来研究，这是一种。第二个是信息，我们现在的信息社会化和信息本身的系统化，公开化水平不是太高，很多地方缺乏信息，社会公布的信息是不足的，有一些但是它不充分的信息，有时候就内部使用，一个内部部门有内部的，因为他觉得公布出去不把握，他就自己用，再还有一些机密的，这些东西纯民间的是掌握不了的。再就是权威性，能够动用资源的能力，一个民间除了自己的研究，它跟这个要，跟那个要，很困难，除非是网上，还得交钱，钱少了还不行。民间的方式民间的机制运作，贴政府近一些，有渠道，目标就定位服务于它，专心地做，这样大家互相理解，有一些常规的、合适的沟通，我觉得这种机构在中国现在是最需要的，国经中心我觉得大体就是这个角色。

　　牛铁航：中国特色吧。美国有一种说法是，第一流的人才在头行，现在不知道了。第二流的在大学，第三流的在政府，所以旋转，旋转进去，旋转出来。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很多一流的人才都在跟政府的因为我们整个改革开放是我们自己走出的一条独特的路，很多人才都在政府里面，和改革开放紧密结合产生的，所以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中国的智库也具有这种特色。

　　张羽：好，听到两位的介绍，让我们对国经中心未来充满了一种期待，我们期待着普通老百姓能最后享受你们智慧的成果，也让全世界可以分享中国智慧，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