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杨潇 郑廷鑫  发自乌鲁木齐

　　画家阿布都克里木·纳斯尔丁住在离市区最近的一个别墅区里，他的房子和大门只隔了一个水池和一棵梧桐。7月7日这一天，小区里外人声鼎沸，他看到小区里的汉人——他们多是事业有成的商人，好像准备和外面的年轻人队伍会合。

　　他按动一个黑色的遥控器，自家房子一到三层的窗玻璃外，开始缓缓落下铁制的“百叶窗”，“一个月前政府给我装上的，我当时还问干嘛要装，他们说要保护乌市的文化名人。”克里木说。然后他乘坐室内的电梯，到了五楼的露台，吃起烤肉来。

　　好几天没有出门了，“这些天吃的菜都是汉族朋友送过来的”。这段日子让他想起了30年前，甚至40年前的幽暗岁月，那个时候，也是除了作画，别无他事可干。

　　都没离开专业

　　克里木是乌鲁木齐人，自小随父母去了南疆的莎车县，并在那里长大。从1953年上小学到1960年初中毕业，他一直疯狂地热爱绘画，业余时间总花在临摹马恩列斯毛这些领袖的肖像上。

　　不过那只是兴趣而已，在1960年以前，他并不知道绘画可以成为一门专业，甚至有专门的院校来教授。那一年，中央民族学院来南疆招生，喜欢画画的同学们都去考试，“很偶然的机会，考上了民大附中，去了北京，这个对维族人来说很难得的，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机遇。”

　　13岁，从莎车去北京，几次换乘交通工具，要走上10天时间，到了北京又赶上困难时期的开始，民大的条件比其他高校好一点，总算没饿着。在北京待了8年，读完了高中和大学本科，中间回了两次家，“学校出路费，4年可以回一次家”，年纪小，想家想得又哭又闹，但好处在于，“每年寒暑假留在学校，可以画画，每周周末不出去，可以画画，每天下课了，也可以画画……”

　　1965年中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学生克里木随工作队去了广西柳州的三江侗族自治县，那个县位于湘粤桂交界的山区，是广西最穷的地方之一。有一点幸运的是，别人都离开业务搞运动，自己搞运动不用脱离业务。他和3个同学3个老师成立了美术宣传队，到农村画斗地主的宣传画，还画组画，有系统地揭露“地富反坏右”。“画的都是真人真事，很生动，哪个出纳，哪个会计贪污了，我们画得基本像他。”画得很起劲，到最后不知道是利用运动搞业务，还是利用业务搞运动，但无论如何，跟着老师一块画，“总算锻炼出来了”。

　　接着就是文革，工作队成了斗争对象，被赶回了柳州。坐火车回北京，出北京站一看，到处都是红袖章，到处都是标语……傻眼了。

　　系里也分成了两派，“我也加入了派别，但是不参加辩论，不参加游行，只写标语，画宣传画。”

　　还是画宣传画。姑且，总算，“还是没有离开我的专业”。

　　1968年大串联，坐免费火车到了上海、南昌、长沙，又从瑞金徒步走到井冈山，被告知当年在这里会师的，不是毛泽东和朱德，而是毛泽东和林彪！可是历史课本上不是这样写的呀？历史写错了！现在我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当时我心里就不服。”克里木说，没办法，就一路画速写吧。

　　这一年，克里木被分配到新疆军区，“在麦盖提县和巴楚县之间，有一片巨大的戈壁，这里有新疆最大的劳改队，离劳改队不远，有一个部队农场，我们就到那里，接受解放军再教育。”

　　一起来的大学生，后来有成为自治区领导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臭老九”，维族解放军战士和他们握手时，是要捂着鼻子的。“军官也知道我们是人才，但他们说，既然政府让你们来，我们也只能好好‘教育’你们。”克里木对往事的叙述，省略了残酷与屈辱，剩下的都是黑色幽默。但他自己从来不笑。

　　当时睡的是地窝子，早晨起来落了一嘴沙，听到喇叭响，含沙就喊“毛主席万岁”。要知道，毛主席的相片贴满了整个农场的每一间屋子，澡堂和厕所也不例外。大学生调皮得很，总是事无巨细地向排长请示汇报：报告排长，我刚才挖鼻子了！报告排长，我昨天晚上做梦了！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排长就骂两句了事。“其实我们都知道上面的政策不对，”克里木记得，后来成为自治区领导的一位同学对他讲，政治就是西瓜嘛，左推一下右推一下的。

　　文革时新疆的两派斗得挺厉害，但派系从来没有按照民族划分过，“那时候的干部，对于毛主席说的‘民族关系，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落实得好，出了问题也检讨得好。”

　　两年间，克里木又画了几百幅毛泽东和林彪像。

　　不喜欢照顾

　　1978年，中央美院招研究生，其时克里木在新疆已经颇有名气，“但中国这么大，不知道别人画得怎么样呀！”在刘秉江老师的鼓励下，他再次来到北京，准备报考。

　　在报名处，他看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接踵而至，又不免心虚，“当时刚刚兴风衣，他们都穿着黑色的风衣，头发披到肩膀，提着画箱，派头特别足。”可是，在看了他们的作品后，他的信心恢复了。

　　不计其数的报考者中，超过1000人的作品被留下，这其中的27个人拿到了准考证，最终9个人被录取，克里木是唯一的少数民族学生，他的同学包括陈丹青、孙景波等，“这是我的又一次机遇，当时还拍了《克里木考上研究生》的纪录片，在全国播放。”

　　“我们这批人思想特别解放，我记得孙景波、陈丹青他们一边画画，一边聊天，聊的内容我都吃惊。”

　　“他们都不抽烟，就我抽，孙景波让我戒烟，我说，就这么点抽烟的自由你们也要干预。结果他们就大为惊讶：哎，克里木这小子竟然也懂得‘自由’！”

　　研究生毕业的创作，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克里木的《麦喜来甫》最为出众，“打破了那种‘红光亮’的创作模式。”

　　克里木现在是新疆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的院长，事实上，从1981年回到新疆担任新疆画院副院长起，他就一直没脱离管理工作，但这并没影响他的创作。“我画画的时候，他们要是来汇报工作，我就不停笔，让他们说，反正上来废话也多，等到他们说到有用的，我就注意一下，不耽误。”

　　1992年，他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组织部要求推荐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我的业务好，所以取得了这个政治待遇。”他连续5年提出建新疆美术馆，不过愿望至今尚未实现，“团里就我们几个专家，还有大学的教授爱放炮，头两年我还提教育投入、文化投入，后来也不说了。”

　　他到北京从来不戴帽子，不穿民族服装，“有人要穿是他们的事情，我在民大读书时就是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

　　他主持评先进，把民族比例问题放到一边，“维族人画得好，全评维族人，汉族人画得好，全评汉族人。”从新疆画院，到艺术学院，始终如此。他坦言，不喜欢“照顾”，“照顾的应该是妇女儿童老人，应该是残疾人，这个观点我到处讲，特别是在我们维族人的饭桌上，”可是话又说回来，“他们愿意‘照顾’，是他们的事情，你努力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只要你的专业水平比他强，就会得到尊重。”

　　我相信维吾尔文化的自我调节能力

　　7月7日，新疆师范大学校长阿扎提·苏力坦比克里木紧张得多，因为有传言说外面的抗议人群要冲击学校，1000多名聚集在校园的空地上，准备自卫。

　　“你想一想，万一有学生冲出去和外面的人冲突被打了，消息再传回学校来，会怎么样？”阿扎提穿过这些学生，站到最高处，冲他们喊话，他试图用半开玩笑的口吻，缓解已紧张到极点的气氛，“你们放心，我们会保护你们，你们要是胆子小，就躲在我后面，要打也是先打我这个老人。”

　　我1950年出生在乌鲁木齐二道桥附近的团结路，小的时候乌鲁木齐冬天比现在冷，吐口唾沫掉下去就是冰，下了雪也没人打扫，在道路上结成冰。那时马路上也没有几辆车，我们好容易看见一辆车都会兴奋地追。因为车少，所以在马路上滑冰也很安全。拿木头板子上面钉铁条，再捆绑在毡筒上，就做成了冰鞋，那是我们小时候最大的乐趣。

　　现在乌鲁木齐有200万人口，一到冬天就烧锅炉，可是那个时候我父母每到冬天最发愁的就是怎么搞来几吨煤。你要排队，要找车，要托人，好容易弄来一车煤，又要卸很久，每个人都在搬煤，一直到人人都一身黑黑的，把煤都搬回家才放下心来。

　　我的父母都是维语学校的领导，我也是“民考民”(从小在维语学校念书)，小时候也有汉族的玩伴，但我不太会说汉语。我从小喜欢读书，特别喜欢文学作品，这是我的第二个乐趣，但维吾尔作家写的书不多。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当时都属于苏联呢)有两个出版社，出版维文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但主要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俄国真正的名著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作品还是不容易读到。

　　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维文的也比较少，我记得有《上甘岭》、《保卫延安》、《红岩》、《红旗谱》等等，《红旗谱》还只译了第一部。当时我看了《林海雪原》的电影，就特想看长篇小说，但是没有译成维文，我又不懂汉语。后来我学汉语就是为了看长篇小说。

　　1964年我初中毕业，预科一年学习汉语，为高中和汉族学生混班做准备。我们那个班集中了全新疆最优秀的孩子，大家都特别努力。当时给我们发的是那种带拼音的儿童读物，还有漫画书，主要是认字用。老师要求我们一个星期认多少多少字，表现好的可以戴红花，还可以去哈密，去兰州，去西安，甚至去北京。我们班其他同学一周就认认真真读书，他们不看内容，只看汉字，看到不认识的字就按要求去查字典，可是我一下子就想读长篇，我就去读《林海雪原》，简直看得入迷了，碰到不认识的字全部跳过。最后老师问起来，人家一星期看5000字，我一星期看20万字，老师一检查生字，我都不认识！结果表现好的同学都去北京了，我还在吐鲁番附近徘徊。

　　本来我们应该读高中的，但是预科读完后赶上了文革，后来下到哈密伊吾军马场接受再教育。在那里，北京来的、乌市去的汉族知青很多，他们带来了很多书籍。我又读到了《红楼梦》、《水浒传》，哈代、狄更斯、海明威，我也是在那里认识的。

　　1977年高考恢复时，我在实验中学当语文老师，当时就想考到内地的大学去，不然和我的学生一起上新疆大学，觉得挺没面子。高考我是用民族语言考的，本来南开大学不能收，招生老师看我教语文，又是民族语言的文科状元，虽然口语不好，但阅读理解能力比较强、阅读面比较广，就破格录取了。于是我成了南开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77级的学生。

　　那时候唐山大地震过去不太久，学校的主楼被削掉了一块，很多窗户也是破损的，我们住在新开湖边上的一宿舍，条件非常差，可是上大学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很多朋友，并且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新疆大学中文系，用维语教中国现当代文学，后来我第一次开设了《维吾尔当代文学》这门课。

　　我想，从我的经历说，必须懂得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认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会长期存在，“民考汉”(从小到汉语学校念书)搞理科可以，但搞文科特别是搞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研究就比较难，因为你只会本民族的生活语言，读不了自己民族的文献。

　　但也要精通汉语，毕竟不可能所有的书都翻译成维文的，我自己初中时就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了，汉语给我打开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窗户，以前我只懂维语的时候，还以为看到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就能代表世界文学呢。现在国外一些人特别反对双语教学，说中国在新疆搞“同化”，我只能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谁逼着你我上汉语学校或者维语学校。问题是，你要发展，要现代化，不能都当农民，都卖羊肉串吧？你要是有条件，不但应该学好汉语，还应该学英语、学俄语呢！

　　这一次出现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维族是勤劳、善良的，维吾尔文化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很强的，以前在不同时期本民族内也出现过一些错误的思潮，但总是有本民族的知识分子站出来抵制这些东西，比如19世纪初非常封建愚昧，那时就有一些维族先驱站出来说话，提倡进步、科学和学习，提倡改掉自己民族劣根性。我相信，现在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问题是，他们要站出来说话，也应该多给他们提供发挥作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