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沙梁作为新疆移民文化的缩影，其价值恰在于它完整展示了百年来中原与新疆难分难解的联系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新疆沙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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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准噶尔盆地的大部被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覆盖。在沙漠的南缘，玛纳斯河静静地流淌，一个叫做黄沙梁的村子就坐落玛纳斯河畔、靠近沙漠的地方。

　　在这个看着太阳生活的村庄，高秉义家墙上的挂钟已经停摆多年了。

　　如今，高秉义已至耄耋之年，对自己的一生仍不无恍惚之感。3年自然灾害时，他从河南老家逃荒到新疆。同行的3个老乡都客死路上，只有他活了下来。

　　年轻时，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建国后回老家务农。1963年，青黄不接的生活使一家人四散逃荒。在外游荡了4年后，高秉义来到了这个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落，“挖了地窝铺子”，定居下来。

　　几十年的日子宛如一梦，直到最近几年，高秉义才说服自己：把这把老骨头留在新疆的土地上。不过在生长于斯的高真真看来，偏僻的黄沙梁却早已比千里之外的中原更像是故乡了。

　　与高秉义一样，如今黄沙梁的大部分村民都是3年自然灾害时逃荒到这里的。1961年秋天，刘亮程的父母从甘肃金塔来到乌鲁木齐。

　　那时的乌鲁木齐正在修建中，没有多少城市的样子。在河边拉了一冬天石头，刘亮程的父亲对这个遍地芨芨草的首府城市有点失望，他们在老家饿坏了，想找的是一个有粮有地的地方。第二年开春，天寒地冻的1月，刘亮程的父亲拖家带口往前走，最终在黄沙梁停了下来。

　　“那时，黄沙梁有公社大食堂，有白面大米，能吃到肉，”刘亮程说，“最主要的是，村子四周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有一条在蒙语中意为‘巡逻兵’的玛纳斯河。”

　　另一位老人李翠珍，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仍然健在的“老新疆人”。早在清末，她的爷爷就骑着骆驼带着一家人从甘肃酒泉经过这里，在戈壁滩遇见了土匪，东西被洗劫一空，人便依河而居下来。

　　年轻时，李翠珍也曾回过甘肃老家。虽然环境气候并无大异，可还是感到不习惯。除了两次短暂的“回乡”之旅，李翠珍的一生都在黄沙梁度过。这里的一切是如此熟悉，以至过了30岁就可以闭着眼睛活。如果你不放心，过上七八年睁眼一看，也不会有让你新奇的事情。

　　如今，刘亮程还记得父亲形容自己初到黄沙梁时的情景：玛纳斯河畔长满了红柳榆树和沙枣树。那时盖个房子也很困难，先要砍树，把密麻麻的树砍倒腾出地方来。河水在几步远的地方喧腾，可树挡着就是找不见。

　　“我们在黄沙梁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刘亮程说，“一个偏僻的村落，突然变得热火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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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汉族移民自然形成的村落，黄沙梁除了荒滩上哈萨克族的羊群，看不出太多少数民族的痕迹。刚解放不久，政府曾把少数民族划分到黄沙梁等各个村落，不过对耕种技术不甚了了的维族人很快就进城经商了，而游牧的哈萨克族依然骑着骏马、赶着羊群，逐水草而居。

　　黄沙梁的主体是甘肃人和河南人。如同山西人之“走西口”，甘肃人自古把新疆作为移民之地，而进入1960年代，逃荒而来的河南人也越来越多。河南多涝，甘肃多旱，忧心忡忡的河南人往往择高而居，甘肃人则选择玛纳斯河湿润的谷地架梁建屋。

　　一高一低，形成均势。尽管同来自汉文明地区，黄沙梁的甘肃人与河南人却有着一条相对清晰的界限。在高秉义的印象中，“甘肃人散漫，河南人抱团”。甘肃人一般是举家搬迁，而河南人基本只身前来。

　　“虽然都是逃荒来的，但河南来的多是穷光棍，”高秉义说，“甘肃人瞧不上俺们。”

　　在一个只有200人的村子里，两者的博弈也体现在村长选举上。在任命村长的年代，荣膺的都是甘肃人，可改革开放，改为选举制后，河南人便垄断了村长的位置。

　　尽管如此，融合和遗忘依然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子并行不悖地进行。仅举生活琐事为例，甘肃人家里坐的竹凳就是河南人的款式和手艺，而河南人喜吃的大盘鸡则要归功于甘肃人的发明。不过，某些传统两者却都已不在讲究。房屋不再有堂屋了，更无人再去记录族谱。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黄沙梁并不太关心外面的世界，更没有人在意7月5日200多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发生了什么。至今，黄沙梁还没有一家商店，也没有饭馆。每逢农闲，村里人会骑上摩托车，到二三十公里外的农垦兵团商店打醋打酱油，添置日用品。

　　黄沙梁的文化生活单调贫乏。直到1987年，村里才有了第一盏电灯，而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亦很少有露天电影放映队下到这里。

　　那时的娱乐是，村里人聚到刘亮程家，听他父亲说书。一盏煤油灯照着刘亮程的父亲，人们围坐在暗处，听着那些陌生的故事，感觉很远处的天，一片一片地亮了。“话说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部《三国》已不知讲了多少遍，却常常说乱，到后来变成了《杨家将演义》。

　　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的村落并不多见，但这并不意味它完全疏离于时代风潮。

　　问问黄沙梁的老人，你就会发现，这里不缺少历史上任何一次狂热的激情。文革期间，一个原来开煤矿的甘肃人为了躲避批斗，投奔黄沙梁的亲戚李翠珍。来到这里却发现，黄沙梁家家挂着毛主席像，泥墙上贴着大字报。工作队骑着马来来往往，在村里展开文斗、武斗。

　　村里的小学老师被打跑了，孩子们也就停止了教育。不过幸好，他们还可以在自然中学习本领。夏天，孩子们在玛纳斯河游泳钓鱼，冬天就扛着猎枪，去覆盖着厚厚积雪的荒滩打兔子。

　　拣柴也是孩子们的任务。夏天拔河边郁郁生长的红柳草，冬天则要赶着牛车去被冰冻住的沙漠，砍硬如木炭的梭梭柴。孩子们半夜出发，天亮时候到达。先把吃的烤在火上，然后挥刀砍柴，砍一车柴就可以维持一周的用度。等到砍完柴，赶车回去，天又已黑了下来。

　　1981年，刘亮程突然发现曾经的垦荒时代结束了。人们开始走上回城的道路。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曾经路过的城市变得遥远无比，而且已经不是那么轻易地让人居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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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沙梁的故事并不稀罕，在漫长的汉族移民史中，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历史上，新疆汉族移民主要分布在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等新疆东部和北部地区，这些地方均是历史上的政治、军事重镇。由于天山南北交通阻隔，南疆很少有汉族人进入。直到现在，汉族人口仍然主要分布在这些地方。

　　如今，汉族中如李翠珍那样的“老新疆人”，大部分是在清康熙以后陆续进疆的。当时清政府仿效汉唐时期的作法，在新疆实行屯垦戍边政策，最初是清康熙、乾隆两代的驻疆部队，而后是屯田的垦民。屯田的劳动力主要是从内地来的汉族人，分为兵屯、民屯、犯屯三种形式。这三种屯田者就是汉族来新疆的主流。他们在新疆繁衍生息，成为汉族人在新疆的先民。

　　民国时期，新疆先后被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杨增新统治时期，社会比较稳定，而甘肃、陕西、河南几省连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于是人们结伴来到新疆。其后是金树仁统治，因他是甘肃人，而陕甘两省与新疆有临近之便，所以在他统治时期，陕西、甘肃来疆汉族人较多。而盛世才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内地一些地区又屡遭灾荒，许多人举家逃难来疆。到了国民党时期，为了加强对新疆的统治，在呼图壁、奇台两县都驻有重兵。

　　建国以来，大批解放军转业到地方进行生产建设，并相继有许多内地青年来疆工作，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3年自然灾害，难民开始逃荒至新疆落户。

　　黄沙梁作为新疆移民文化的缩影，其价值恰在于它完整展示了百年来中原与新疆难分难解的联系。

　　黄沙梁隶属沙湾县，属于塔城地区，最早从唐朝开始开挖渠道。《新疆图志·古迹》记载，该唐朝渠“阔约丈余，长数十里。”1950年解放军军垦战士在那里屯垦时，遗迹仍依稀可辨。

　　大规模的开渠垦田始于清代。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东起玛纳斯河、西止巴音沟河，修建有皇渠、上岔渠、永胜渠、太平渠、凉州户渠、安集海渠、三道河子渠等9条干支渠，全长200多公里，灌田360公顷。

　　民国初期，沙湾沿用清朝时期旧渠。沙湾建县后，兴修水利，许多旧渠被修复使用，还修建了不少新渠。

　　黄沙梁的出现与太平渠息息相关。太平渠开挖于清乾隆年间，从渠的名字便知道，是官银修建。同治年间，阿古柏入侵，战乱长达13年，渠道废弃。

　　如今，在黄沙梁背后的沙沟沿上，由东向西散布着一片破庄子，全是干打垒的厚实土墙，多半墙圈屋形完整，门窗和烟道清晰可辨。那就是黄沙梁的旧庄子，废弃已有六七十年了。刘亮程回忆，在他童年的时候，还有两户人家住在里面，一家只有一个老妇人，儿子常年在外地，没能力在新庄子盖房。另一家是新来的河南人，把一个废弃的破墙圈拾掇了一番，搭了个顶，就在里面生活了。

　　三区革命时，全村人赶车骑马，蹚过玛纳斯河躲避战乱。也是在这一年，时任沙湾县长挟带县志逃离县城，在过玛纳斯河时，县志掉进河里，被水冲走。那本记载着唐朝渠、新盛渠、皇渠和太平渠历史的史志，被归还给了河水。

　　1950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9军25师进入沙湾一带垦荒，一些荒弃的老渠道被修复利用。兵团人在沙湾土地上开凿了一条大渠，渠首在沙湾商户地乡，堰坝取玛纳斯河水，宽数十米，深数米，横穿商户地、老沙湾、四道河子，进入下野地垦区。这是沙湾境内最大的一条渠，水流浩荡，有河的气派，人们习惯叫运河。也是这一年的秋天，驻县部队帮助地方开挖了8条渠道，总长180公里。到了1953年，全县“组织民工3044人，开新渠31条，修复旧渠85条，挖泉眼投工194899个。”

　　一个新的拓荒时代到来了。逃难在外的沙湾居民开始陆续回来。他们的房子已被烧成一片废墟，人们只好在废庄子前面，重新建造家园。这个家园就是现在的黄沙梁村。在这片旧址西北几公里处，还有一片破房子，现在已经埋没在连片的棉花地里。那是最早的屯垦者居住的庄子。

　　太平渠像一条纽带，连着3个庄子。从那个已经消失的老庄子，到沙沟沿上的旧庄子，再到现在的黄沙梁，这个村庄在百年时间里，朝前走了3步。旧庄子像它扔在荒草中的两只鞋子。人们住旧一个庄子就往前移一两里，盖起一个新庄子。天高地广，谁愿意在老地方再盖新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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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刘亮程考到了石河子农机学校。3年后被分配到沙湾县城，成为一名专业农机管理员和一位业余诗人。那一年，刘亮程把一家人搬到了县城。

　　那时候村里陆续有人搬走。去县城，去乌鲁木齐，因为2000块钱就能买到城市户口，就能在供销社、粮油加工站这样的国有单位找到工作。

　　和很多人一样，刘亮程并没在拿到城市户口后获得实质性的帮助，因为国有单位很快就纷纷倒闭，不用城市户口也可以找到工作。1993年，刘亮程辞去农机管理员，来到乌鲁木齐打工。当时正是下海潮，刘亮程就到《工人时报》做了一名副刊编辑。乌鲁木齐的生活充实而稳定。在那段时间，他开笔写成了那本名噪一时的《一个人的村庄》。

　　“不知为什么，突然间就开始想念黄沙梁，想念那里的树、草和沙漠，”刘亮程说，“仿佛把目光留在了那里，它就夜夜从我不知道的某个视角，看着我和我正经历的一切。”

　　如今，李翠珍一家仍然生活在黄沙梁，但黄沙梁的生活也不同于往日。

　　1992年，政府开始鼓励私人垦荒打井，远在边疆的农民发现自己有了用武之地。如今黄沙梁每户人家都有五六百亩地，农忙时要去石河子劳务市场，雇十几人摘棉花。短工60元一天、长工1200元一月，价格甚至不低于东部沿海城市的水平。如今，李翠珍家有700亩地，用她的话说，“比以前的地主还地主了”。

　　年纪大了，她早已不再下地干活，而是每天坐在阴凉的土坯房里。但生活并没有杜绝烦恼。她开始抱怨，刚来这里时打3、4米就有淡水，现在却要打60米，而能喝的水要打到100米以下了。她的儿子就要结婚，却发现黄沙梁找不到一块像样的木材。她感叹，那些曾经密麻麻的红柳榆和沙枣树呢？它们现在在哪里？

　　年初，儿子回了一趟甘肃老家。回来告诉她，老家的生态已经被破坏殆尽，她担心这里，担心她最后的家园，再过二十年会不会也要重蹈覆辙？

　　尽管如此，在黄沙梁，生活仍旧像普通的汉族村落一样冗长地继续着。早上凉爽的晨风吹拂着出工的拖拉机手，羊群像一支军队被赶往沙漠边缘的牧场，而无所事事的人们坐在屋里，坐在树下，望着眼前熟悉的一切：棉花地直接天边，一面是广阔的沙漠，一面是积雪覆盖的天山。

　　(感谢刘亮程先生为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