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侦探的人海战术

　　在南京一家媒体工作的刘兵(化名)告诉记者，在南京一些与政府部门往来较多的消息人士中，流传着这样一种猜测：将周久耕涉嫌贪腐的信息公之于众的某些网络推手，可能是房管部门内部人员，因为在网友揪住周的“小辫子”的几张照片中，有些据说是张贴在房管局内部网站上，外人无法浏览的。

　　最早贴出“天价烟”照片的“华阁”，或者“人肉”出周久耕曾戴过江诗丹顿和劳力士等名表、开凯迪拉克车的“无名英雄”，他们是否在猜测所言的“内部人员”之列，旁观者不得而知，也少有人去考究。不过，在周久耕事件之后，“人肉搜索”在官员问责方面的威力得到空前重视，由此，2008年被贴上了“网络问责元年”的标签，投身网络监督的网民们也获得一个集体称号——“中国最牛私家侦探”。

　　在中国，私家侦探原本是个上不得台面的职业，行私家侦探之实的公司在正规工商注册时只能以“调查公司”为名。然而在网络时代，网民却可以通过网络几乎全无壁垒的信息通道，利用虚拟性掩护身份，在数字世界一圆自己的“福尔摩斯梦”。

　　而被网络舆论逮个正着并因此受到处理的官员远不止上述这些。从王培荣爆出“最无耻区委书记”董锋，到嫌茅台酒贵扇卖酒老人耳光的剑阁县人事局长曹正直，还有湖南衡阳6名在开会时打盹的“瞌睡干部”……一个个违法违纪的官员，被网络爆料和人肉搜索置于公众一丝不苟的拷问之下，无所遁形。

　　搜狐网一位资深编辑给热衷于参与“人肉搜索”的网友做过一个“侧写”：他们中，有善用网络搜索引擎查询海量信息的搜索高手，有擅长梳理总结现有资源的分析强人，当然，也绝不乏当事人身边的内幕知情者。简而言之，他们可谓资深网民，而且关心时事，对社会问题十分敏感。其中的“中坚力量”，更有着一定的工作经历和社会资源，可以将现实中的人脉和线索，转化为“网络侦查”的能量。

　　当然，能让“人肉搜索”出的零散信息汇集成“网络问责”的强大力量，为数更为庞大的热心于转载和评论的网民功不可没。像余则成一样“潜伏”在网络上的“私家侦探”，加上网民集体参与的人海战术，让周森锋、周久耕为代表的官员们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的羞处已被瞄准，致命一脚随时可能踢出。

　　千万不要得罪网友

　　“我一朋友说，常在网络上混就千万不要得罪网友。”在天涯社区“经济杂谈”版中，一篇关于周久耕事件的评论开宗明义地将周遭遇网络反腐的起因归结为言论得罪了广大网友。

　　“说白了，网民们多多少少也有点选择性‘反腐’，‘九五至尊’不过是一个切入点罢了……假如周久耕不抽天价烟，或者压根就不会抽烟，会不会到今天这一步呢？我估计他也很难跑得掉，关键是他被盯上了，只要网民确信他有‘腐败特征’，网民发誓要‘顶他’，他就很麻烦。”东方网上署名“马涤明”的评论如此写道。

　　事实上，天涯社区的编辑应剑群更倾向于怀疑，“天价烟”是烟厂烟商借助此事进行的一次炒作。

　　应剑群是最早发现“天价烟”帖子有“明星相”的“伯乐”之一。这则帖子深夜现身的次日，应剑群就在核实了内容的真实性后，在帖子前面加了“红脸”推荐。但当帖子获得预期的关注之后，应剑群却发现有点不太对劲。相比华南虎、林嘉祥事件，这个帖子的点击率和回复率比例并不正常，看的少、回复的多。

　　查阅后台数据，应剑群发现，有人连续发布带“天价烟”图片的帖子，有人则在同一时段频繁回复，有人披着新注册的“马甲”直奔这张帖子而来。更关键的是，这些人都处于同一IP段。这不得不让应剑群怀疑，帖子的背后有幕后推手，或者这就是烟厂的另类公关。

　　联想到这家烟厂2006年在繁华地段打出“至尊南京，厅局级的享受”恶俗炒作，应剑群也隐身于“马甲”之后，发帖指出事件中商业炒作的各种疑点，然而网友对此的回复多是批评乃至辱骂。

　　在应剑群做的调查“你觉得天价香烟是一次商业炒作吗？”近万名参与调查的网民中，67.5%选择“不相信，我只关心公款消费”，20.2%则选择“就算是，也感谢炒作”。

　　如调查所显示，多数网民坚定地站在打击“问题官员”的立场上，甚至并不介意无形中配合了“炒作”，这就使“网络问责”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偶发性和随机性，而这也是让方舟子不太看好其实际监督作用的原因。

　　在方舟子看来，网络揭露低层官员不会引起注意，监督高级官员容易被封杀，对中层官员的舆论监督作用也很有限。“只有少数比较离奇、有新闻卖点的事件才会引起普遍关注，而更多、更平常的官员腐败事件就会被忽略。而且，像论文抄袭、天价烟这类事件容易核实，适合于在网上揭露，而重大的腐败事件不容易有确凿的证据，即使在网上揭露出来也不会让人信服。”方舟子说。

　　网民们对“网络问责”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炒作”的宽容，也会产生另一种“副作用”：群情激昂被误导为情绪宣泄，南方都市报“网眼”记者谭人玮将这种弊端概括为“人多嘴杂，缺乏考证，容易误伤”。

　　周久耕事件后，原来并未得到关注的领导照片纷纷被拿出来进行“技术分析”。类似“县委书记，您戴的是什么表”的帖子在各大论坛得到追捧，照片上似是而非的手表图像在网民们的判断中都与名表画上了等号，陕西汉中市佛坪县县委书记杨光远手上的表，就被指认为价值52万余元的“劳力士”。

　　面对传言和来自亲朋好友询问他是否“出事了”的电话，杨不得不通过媒体公开辟谣称，网上照片中自己所戴的是一款普通的梅花牌手表，价值2000元，自己可以坦然地接受组织的调查，并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

　　网络监督的法律盲区

　　南京的媒体人刘兵在今年的一次采访中遇到一件“趣事”：某政府部门组织的会议开始前，一位领导突然让工作人员撤掉桌子上的招待用烟，因为他发现，有电视台记者在场。

　　据媒体报道，南京官员的穿戴习惯在周久耕事件后悄然改变：不抽好烟、不戴表，看时间全靠手机显示。这并不能算“网络民意”的胜利——“问题官员”改露富为藏富，反而加大“网络问责”的难度；而没有问题的官员要承担与“问题官员”同等的舆论压力，这也并不公平。

　　2008年初，轰动一时的姜岩“死亡博客”事件中，姜岩的丈夫王菲与第三者发生婚外情，以致妻子跳楼自杀。在网友声势浩大的声讨后，王菲和家人的个人信息被“人肉搜索”，正常生活受到极大干扰。王菲于是起诉“人肉搜索”的若干相关网站，最终胜诉。一个平头百姓“包二奶”，属于个人隐私，但对于公职人员乃至官员这个特殊群体，“网络问责”的法律边界则尚未廓清。

　　大成律师事务所饶峙律师说，对国家公务人员而言，他们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必须将部分隐私权让渡给公众，包括财产情况、消费情况、亲属财产状况等一切有可能对公众造成影响的信息。

　　换句话说，面对“月收入多少”这样的问题，一个普通人可以保持沉默，但一个官员有义务如实回答。可我国在相关法律规定上的盲区，使许多官员并不了解这项义务，网络民意与官员问责由此构成了一种微妙的两难：问，可能没有回应；网上爆料，可能真，亦可能假；没被冤枉的可能得不到处理，被冤枉的也可能找不到始作俑者讨个说法。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王培荣坚持“实名举报”的原因。“大家都匿名，查办单位很难核实线索，真实性也容易遭到质疑。”但在他看来，这并不代表官员可以拒绝网络的匿名监督。

　　全国人大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法学专家王锡梓教授此前在谈到网络监督与现行制度的衔接时认为，公民所具有的对于官员的监督权，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提出疑问和问题，网民向公众发布偶然获得的一些信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线索，至于是否真实，需要官员所在部门和相关纪检监督部门对有必要加以回应的信息启动调查程序。疑问——回应——再质疑——再回应，所谓“清者自清”，“自”必须在这样的程序中，一种互动的过程中，慢慢地去发现。

　　其实，就如媒体人谭人玮所说，可能网民们“并不真的认为这些官员都戴的是名表，他们要的是对此评论的权利”。

　　7月13日下午4时许，王培荣在新浪博客上的博文突然全部消失。他找了半天，才发现文章全部在回收站里。“可能遭到了黑客攻击”，他把这一天内挨打和博客被黑视为“贪官心虚”的表现。“他们怕了，我更会坚持下去。”王培荣说。

　　截至发稿，被双开的前“周局长”仍在等待司法机关对他涉嫌犯罪问题的处理；网络上关于周市长的讨论已经渐渐冷却；清华大学对“抄袭门”的调查还没有确切结果，有人认为是在采取拖延战术；而张辉、赵臻这些由“最年轻市长”牵出的“最年轻厅官”、“最年轻副县级干部”，正等待着意犹未尽的网民们又一次巨细无遗的审视。

　　一位网友说，网络舆论就像猴子掰玉米，丢掉一个，再掰一个，我们拭目以待，下一个轮到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