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打官司，我就是你的‘必胜客’”

　　对于赖长扬的说法，《国史镜鉴》的主编赵禄祥和副主编朱耀廷心存异议。

　　赵禄祥说：“说这些文章都不是李树喜的，这种说法我不赞成。”

　　他说，《用人篇》主编是李树喜，这是毫无疑问的，“多数文章是李树喜的，不足的部分充实了一下……李树喜的体例有些不合，文章的数量不够30万字，因此跟用人相近的文章充实了一些。”

　　朱耀廷证实，李树喜在写这些文章时，确实引的不是原文，而是自己翻译的文字，“有点像易中天那种风格，这种风格不是很受老百姓欢迎么？”

　　由于赵禄祥要求风格一致，对于交由社科院历史所人员修改的这一情况，朱耀廷认为：“修改了多少我不知道。但不论是推翻重新来的，还是修改的，也不能否认李树喜是该篇的主要作者。”

　　朱耀廷对“李树喜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研究能力”的话也不认同。“在那之前，李树喜就出了好几本中国人才史，包括《人才佳话》等，很多都是开创性的东西，他在人才史领域还是有学术地位的。”

　　随后，朱耀廷又向记者道出另一个惊人事实：“党政干部科学发展观历史文化读本”丛书中的另一本《执法如山》也涉嫌侵权。

　　他说，《执法如山》全部来自《国史镜鉴》中的《执法篇》，但该篇的主编和第一作者张连成(时为北京大学分校历史系年轻教员，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副校长)及另一名作者孙学雷的名字竟然在《执法如山》一书中没有出现，“他对我们这本书绝对是侵权”。

　　朱耀廷说，如果说李树喜还因为文章被修改过而存在一些所谓的争端的话，“我估计他找不出什么把柄来对我进行攻击，所以我对赖长扬讲，如果打官司，我们必胜无疑，我就是你的‘必胜客’”。

　　他回忆，今年3月，赖长扬委托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说想拿《国史镜鉴》再出书，他认为这是好事，因为离赖长扬家很近，他就亲自到了赖长扬家，收到了《执法如山》一书。由于是《国史镜鉴·执法篇》的作者之一，他还补签了一个授权协议，并得到了2900元稿费，他给了张连成1000元。

　　同时，赖长扬还委托他把协议书带给李树喜。

　　李树喜在3月底接到朱耀廷的电话，“他说有个好事，有人出了一本书用了咱们一些资料，给我们稿费，让我签名，他说他已经签了授权书了”。

　　第二天，李树喜赶到了朱耀廷家，结果却看到了一份这样的协议：“兹同意本人及其主编的作品收入“党政干部科学发展观历史读本”丛书和领导干部读史之《资政要鉴》中。现授权北京和景文化有限公司作为上述收入作品的著作权代理人，并根据出版之处理编辑事宜。”

　　“这我当然不能签”，李树喜说，你书都出了3个月了，且整本都是我的，结果却没我什么事了，主编和副主编变成了毫不相关的黄书元和赖长扬，这我能答应吗？

　　他还有一个担心，因为这个协议只注明“本人及其主编的作品”，没有注明究竟是哪本书，“我一共出了22本书，是不是签了后，一次都授权给你用了？”

　　因此，他不但没授权，反而在咨询律师后，直接将此书的主编黄书元告上了法庭，这才出现著名的“社长告社长”一幕。

　　在李树喜的启发下，朱耀廷也发现，《执法如山》这本书竟然没写张连成和孙学雷的名字。

　　“虽然我签了授权书，但我那个授权书要撤销，这是我的疏忽”，朱耀廷说，这本书应该有3个作者，“但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我无法承担，而且所谓的授权是在(出了书)3个月之后，所以我那个要收回。”

　　“不是有著作权法吗，为什么不遵守？”

　　对于赵禄祥和朱耀廷等人的说法，赖长扬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作了辩解。

　　他说，在出这套丛书前，他曾委托人去找作者签授权书，但委托人却因为种种原因耽搁了。“虽然有安排，但没有落实到，我很痛心，很遗憾。”

　　对于作品是由多位作者共同完成，在没有取得所有作者的授权下是否可以使用作品的问题，赖长扬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多作者条件下属于集体作品，不能拒绝其他作者授权出版。“我取得了王朝中等另外3位作者的授权，出书后也请朱耀廷告诉李树喜，李树喜给了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我们打了钱，他收了钱也就证明同意我们出书。”

　　但李树喜否认曾主动提供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一事，他说，自己之前在在人民出版社出过一本书，上次发稿费时留有这些信息。“我卡里确实突然多了几千块钱，我都不知道去哪儿退。”

　　对于朱耀廷的“必胜客”一说，赖长扬说：“那两个作者是后通知的，人家对这个没有其他的要求，这个已经跟他们达成谅解了。”

　　记者质疑，著作权人对作品的署名权应属于不可让渡的权利，怎能舍弃作者的名字？赖长扬说，这要考虑历史因素，“要接受著作权法很漫长，因为原来涉及这个问题少，署名的时候掉以轻心。”

　　他说，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彻底掌握著作权法很难，“这几个月来，我把著作权法看了数次，但我还是未必掌握了(著作权法)。”

　　赖长扬还说，他并不存在故意侵权的意图。“如果故意侵权，就不会补签授权书和发稿费了。”

　　他表示：“由于我的大意疏忽、掉以轻心，造成了那么一个事实，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个结论是应该由我来承担的……这个事情我深刻反思，反思几个方面，一是对法律的无知，二对各种人际关系缺乏应有的理智。”

　　李树喜说，他起诉黄书元后，赖长扬曾致电他要求当面道歉，但被他拒绝了，“我告诉他，我起诉的并不是你，跟你无关。”

　　朱耀廷则表示，他跟赖长扬表达过三点意见，“第一，尊重历史事实，就是这套书是怎么出来的，大家很清楚，你不能忽略我的第一副主编的存在；第二，尊重法律，要按照版权法办事，不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做错了还不承认，还到处找理由，这不是有著作权法吗？为什么不遵守；第三，尊重我们几十年的友谊，这不是以情代法，你做错了得承认，我现在不起诉，就是尊重友谊，如果逼急了我当然要起诉。”

　　挂名主编的责任问题

　　赖长扬认为李树喜告黄书元是告错了对象。“对本案给人民出版社及黄书元先生带来麻烦，我深感歉意”，“是我和人民出版社签订的合同，我要对版权负责。”

　　他说，之所以让黄书元当主编，“非常简单的目的，书不到一定印数开印不了的，所以把他拿出来当主编”。

　　黄书元的辩护律师徐涌也表示，主编本身不是法律上的用语，“我觉得黄书元不适合当被告，他只是挂名当主编。”

　　但李树喜却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的代理律师郝惠珍也表示，根据著作权法规定，没有反证，署名作者就是著作权人，因此原告的起诉并没有不妥的地方。

　　赵禄祥则表示：“按照著作权，我是《国史镜鉴》的主编，主要著作权在主编，《国史镜鉴》是按照我的指导思想、我所要求的体例撰写的，我还提供了两篇样稿，但怎么还是这套书，出来后我就变成了副主编？”

　　他说，虽然他被署名为副主编，但事先根本不知道，署名也没跟他商量，“有的说给我多少钱，没有的事情，都是胡编乱造的”。

　　但他表示不愿意再追究这件事，“后来黄(书元)先生跟我表示了歉意，我也就谅解了”。

　　赵禄祥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事情，“主要还是赖长扬在这事上办得不好，毛病比较多，出了一系列问题。”

　　朱耀廷表示自己不愿意妥协，一定要进行维权，虽然不一定通过司法途径。他说：“我针对的是黄书元，书是人民出版社出的，你又是主编，绝对是违反了著作权法，绝对是我们的侵权……是大出版社社长做的，就得承认错误和给予经济补偿，我可以不起诉。如果不承认错误，妄自尊大，我保留我起诉的权利。”

　　他表示：“不是光赖长扬承认错误呀，你黄书元哪怕打个电话……主编就是他，主编怎么说不是著作权人了？好像跟他没有关系了。我是第一副主编，怎么不提这件事，怎么突然摇身一变，变成黄书元是主编，赖长扬是副主编，赖长扬不过是我们一篇的作者而已，他有什么权利代表这个丛书？他跟人民出版社签授权书，他有权利签约吗？”

　　“这事情还没完，还会有很多东西慢慢出来，到一定时候(我)肯定要说话。”赵禄祥说。

　　本报北京7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