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想地震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种子，种在他们心里面的，在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是不可能抹去的回忆。”———2009届高三·五班班主任袁华

　　翻了年，进入下学期，绵阳市的主要领导有了调整，刘亚春又回到了校长任上，但他倡导的课改没有再回来。“课改”源于《中国教师报》山东站一名记者的推荐。其内容是将全班学生分成6人一组，侧对黑板相向而坐，一堂课老师只讲十分钟，其他时间让学生分组讨论。

　　刘亚春决定引入这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并在高三也推行。他希望，这种高效教育方式能让时间紧迫的高三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高三的师生们对实践效果褒贬不一，有的觉得纯属折腾，也有的觉得提高了学生参与度和积极性。但不管怎样，课改后来还是被悄然叫停了。

　　历经这次反复，高三课程的进度又有所耽误，刘亚春有些遗憾，如果能够坚持，高三的成绩也许会好很多。

　　黑板上开始出现高考倒计时字样。模拟诊断考试亦接踵而至，焦虑的情绪开始蔓延。罗奇说，很多学生开始失眠。

　　尽管在一次学校的会议上，校长刘亚春动情地表示，学校以后再不允许开除学生，“地震那么一两分钟，‘开除’了那么多学生。”

　　但很多老师对此并不认同。罗奇在忍无可忍后，让两个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学生“回家去复习了几天”。只有袁华，面对逃课的学生，依旧“笑笑，最多说不要再逃课了”。

　　高考结束后，袁华才跟记者说，“只是想让他们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完整的高中”。“5·12”一周年到来，又打乱了迎考的节奏。学校在长虹培训中心里组织了一场悼念活动。陈问奇没有参加这个集会，冒着私自离校会扣发高考准考证的风险，去了北川。5月11日他在自己的QQ空间里贴出了北川县城废墟的照片：“明天妈妈过生日了……明天这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就要回来看你了，如果我没有勇气回来的话，请不要怪我，，我会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远远地，静静地看着你们的……”参加完悼念活动，袁孝伟没有回教室，而是独自在培训中心的湖边，坐了一下午。当袁华找到他时，他正盯着失去的臂膀：“一周年，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而对我来说，却是一辈子的遗憾和伤疤。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在袁华眼里，这个身体残疾的孩子一直在证明自己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和生活。回校一个月后，他就学会了用左手写字和看书。只是偶尔，袁华也会在寝室里发现没去上课而躺在床上“消沉”了一天的袁孝伟。“我想地震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种子，种在他们心里面的，在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是不可能抹去的回忆。”袁华说。

　　“社会好现实好复杂”

　　“学校有时成了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来唱自己的戏。”———2009届高三·五班唐高圣

　　各种各样的视察、慰问、捐助、媒体活动以及心理“辅导”依旧比肩接踵。

　　高三·五班的唐高圣说，每次学校都会要求他们提前一天半打扫清洁，整理内务，将杂乱的东西专门腾到一个房间里锁起来，等客人走了，再搬回来。

　　而有些“爱心捐赠”和媒体活动也让他们不胜其烦。“经常来几个人，捐点东西就扯上横幅拍照录像，要和我们搞活动，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啊。”

　　唐高平老师则在他的博客上记录了参加某电视台抗震救灾纪念晚会的经历：一个半小时的活动，10分钟不到的上场，只是唱一首歌，“还是假唱”，却让30名学生在成都整整“耗”了四天。

　　这些形式，难免冲击着原本单纯的孩子，高岚注意到了他们的这一心理变化：“开始的捐赠，孩子感激得不得了，但现在这种声音越来越少了。”

　　高考前几天，一所外省高校组织的“志愿者”专程来到北川中学进行“考前心理辅导”，几名大学生到高三各班讲述着奥运冠军的坚强，也顺便对自己的学校进行报考推介。

　　听了一会儿，袁龙突然从教室冲了出来。“我又想打人了。”他跟高岚说，原因是那个宣讲的大学生竟公然说，你们成绩在年级50名以后的只能报考我们这样的学校，不然你们还想考哪里？

　　就在这时，心灵花园对面的教室门口，一位老师和绵阳某高校心理系的一名女大学生争吵起来。这位老师愤怒地撕掉了该女生发给班上学生的心理调查问卷，“你们晓不晓得他们已经填了好多份这种问卷了，这对他们有啥帮助？”

　　旁观者一时错愕，气氛沉默而尴尬。高岚一言不发地走过去，轻轻掩上了教室的门。“我们所需要的心理援助，其实不是那种心理学上的各种活动，那是站在他们正常人的角度。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环境，一种氛围。”罗奇说。“学校有时成了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来唱自己的戏。”高三一年，唐高圣说他最大的感触是“社会好现实好复杂”。

　　“有坚强也有脆弱”

　　“也许，人们和我一样把自己内心的期望和需求投射给了这所学校。”———华南师大心理学研究生卢奇飞

　　高考在即，校长刘亚春对今年的成绩已经不再乐观，但他还是鼓励老师，只要上本科线的人数突破一百，他还请大家喝酒。

　　6月8日，高考在长虹培训中心看似平静地结束了。如果说上届高考，语文作文成为了梦魇，这一届，理科综合成了他们的滑铁卢。

　　上一届，高考语文作文的题目《最想说的话》，让很多学生想起了地震。一位名叫赵然的女孩默写了在父亲节写给遇难父亲的信。写完作文，已经泪如雨下。和许多同学一样，语文考试之后，赵然失去了高考必须的平静心神，成绩也发挥失常。

　　而这一届，直到高考前几天才勉强赶着结束了新课程尤其理科综合的学习，学生们甚至来不及复习就匆匆上了考场。一位高三物理老师在自己的博客中向学生道歉：“我对不起你们。”

　　之后三天，2009届高三的学生们循规参加了一场心理辅导活动，在现场的欢笑中，以飞纸飞机的形式，将高三的身份和高考的压力传递给了下一届。而下一届高三，是北川中学地震中伤亡最惨重的一个年级。“地震造成心理影响还会持续。”高岚说，“越往后，可能情况越复杂，面对现实的焦虑越大。”

　　高考当日，华南师大心理学研究生卢奇飞来到心灵花园做志愿者。他曾像媒体宣传的那样，对这里充满了符号化的想象，以为到处是“张海迪”，“现代社会找不到了的某种东西在这里安放着”。

　　然而几天的接触后，他失望了，他发现这所学校“有坚强也有脆弱”，“也许，人们和我一样把自己内心的期望和需求投射给了这所学校，期望他们一直表现积极向上、奋发图强，但其实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究竟承受着怎样的创伤。”卢奇飞反思说。

　　6月10日，在五班的毕业聚会上，袁华端着酒杯，郑重说出了他的毕业赠言：“这个社会很复杂，的确很复杂，但不管你们怎么变，我只希望你们内心深处至少都能保持一个善良的本性。”当晚，许多学生酩酊大醉，失声痛哭。

　　永远的北川中学

　　“未来的北川中学，能够打造国际化的概念，在英语、艺体上走一条特色之路。”———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

　　6月25日零时，网上已经可以查到成绩了。板房区的夜晚虽然不像上一届四面哭声，却也彻夜难眠。傍晚，在寝室躺了一天的袁孝伟告诉前来探视的班主任袁华：他决定复读。“我支持他的决定，因为他有残疾，以后从上学到工作，都要受很多条件限制，分考得高点，将来的路才可能好走点。”袁华说。

　　这种忧虑也体现在陈问奇这样的地震孤儿身上。高考前，高岚要去瑞士开会，“非常担心他一滑边就不受控制了”。

　　成绩出来后，高岚发短信安慰陈问奇，说将来的路她会给他规划。“高老师说，我更适合国外的教育。”陈问奇看着记者笑。

　　这个曾经想过自杀的孩子，已经被高岚带着去过了两次广州。见识了大都市的繁华，他却为路边的乞讨者而“心痛”。在QQ空间里他写下了新的梦想：挣很多的钱，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

　　一心想考军校的袁龙，在体检中没能过心理测试关。考官让他第二天再去，这个孩子倔劲上来，竟没去。等到6月28日，全班要交志愿表了，他似乎又后悔了， 但已于事无补，“算了，无所谓了”。“我花钱又做了一个心理测试，想了解我的性格弱点，以后改正吧。”他开始反思自己一年的表现，“我性格太暴躁了，总忍不住发脾气。”问及原因，他一阵沉默。“可能还是地震吧，我最好的几个朋友都在地震中遇难了，我觉得特别孤独。”半晌，他轻轻地说。

　　7月，他在电话里说，已经找到工作了，学开挖掘机，将来为灾区重建工作。6月的倒数第二天，北川中学2009届高三432名毕业生领到了红红的高中毕业证，在寝室门口最后留影后，十八九岁的青春彼此告别，各自扛着被褥拖着行李，走出长虹培训中心。

　　袁华回到宿舍倒头就睡。一年的班主任生涯，他自言成熟了不少，“下一次我会多用些法家的东西。”未来，这个27岁的年轻人最大的期望是，好好谈一场恋爱。2009届高三的高考成绩被物理老师唐高平发到了他著名的博客上，遭到了个别网友的质疑：“才5个一本！”唐老师只得回应：“生源的基础不好。”

　　新的消息是，新一届高一，北川中学的录取分已经大幅提高，绵阳市将保证一部分优质生源到北川中学就读，北川中学还将与一家基金会合作，通过开办有着优厚奖励资助的“珍珠班”来吸引整个绵阳的高分优生。

　　一名北川网友在唐高平的博客上留下了这样的声音：“如果太过于追求上线人数，可能会迷失我们自己的。能让每一个北川孩子、每一个羌族孩子上大学，能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能满足他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我觉得这才是北中最基本的目标。”

　　再过一年，中国侨联募捐2.5亿修建的新北川中学就要建成，校长刘亚春清楚，只要招生制度不改变，北川中学就永远不可能和绵阳中学、南山中学去竞争高考。他希望，未来的北川中学，能够打造国际化的概念，在英语、艺体上走一条特色之路。

　　学生唐高圣破例用学校发的助学金买了一瓶酒，送给英语老师。北川中学现在招生分数越来越高了，北川籍的学生越来越少了，他难掩担心，眼前这所正在成为“名校”的北川中学也许正离北川的孩子越来越远。“在我心里，也许只有北川中学的那片废墟，才是永远的北川中学。” 南方周末记者 冉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