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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事实是最高法庭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24日11:49  南方周末
《“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事实是最高法庭
1972年2月24日,初次访华的尼克松总统坐在周恩来总理和江青中间 图/CFP

《“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事实是最高法庭
法庭上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从左到右) 图/CFP

  事实是最高法庭:专访《“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夏榆发自北京

  陈伯达听说叶永烈要采访自己,原话是:“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问题。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医院为陈伯达举行了刑满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炎而住院。十天后,叶永烈从上海赶往北京,开始对陈伯达采访。

  陈伯达曾多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列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之一。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是从1970年10月18日,他被软禁之日算起。在宣判时,陈伯达已服刑十多年。

  人们往往以为陈伯达是在北京秦城监狱服刑。其实,判决后不久,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他的晚年是在北京东郊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宅中,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度过的,直至1989年9月20日去世。

  在陈伯达晚年,叶永烈是多次独家采访陈伯达的人,能从上海得知陈伯达的情况,并且及时赶去采访陈伯达,得益于叶永烈与公安部多年的联系。叶永烈也很注意采访技巧。由于他在采访陈伯达之前,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所以陈伯达跟他一交谈,就知道他是有备而来,是一个谈话的对手,所以也就接受了他的采访。

  叶永烈最后一次访问陈伯达是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那天正是中秋节,有人送来月饼,他高兴地吃了。那一天陈伯达送了叶永烈一幅字,“凤兮凤兮,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落款是“仲晦”。

  “仲晦”是陈伯达的23个笔名之一。

  1989年9月20日,八十五岁的陈伯达去世。

  叶永烈三十年来,国内惟一长期关注“四人帮”历史的非虚构作家,他独家采访过而又逝去的“文革”人物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徐景贤、“王洪文的死对头”耿金章、寻访过“江青二房东的保姆”秦桂贞、当年执行逮捕江青的张耀祠将军等百余人,所有这些采访都呈现在《“四人帮”兴亡》一书中。

  2009年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四人帮“兴亡》,叶永烈用了近20年采访完成的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内地惟一正式出版的讲述“四人帮”的纪实文学。

  王力当然有权修改自己的话

  南方周末:你说《“四人帮”兴亡》有不可复制性,为什么不可复制?

  叶永烈:写《“四人帮”兴亡》有两部分来源。一部分当时是死的档案,这个过一千年还是这样。文献,文献,这个文是存在的,关键是这个“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口述历史。不可复制性是指这个口述历史不能再现,关键是那么多当事人讲述他们在“文革”中的经过、历史细节。我曾经说,写历史的作家是一个捕捉细节的职业,因为你的作品要充满细节,这个细节对历史学家,对中共党史学家来说,也许并不在意,而我恰恰非常在意,这些历史的细节就造就了它的不可复制性。

  南方周末:哪些细节你认为是不可复制的?

  叶永烈:比如陈伯达一生用过23个笔名,这23个笔名,过了一千年之后,如果有人用功的话还可以再考证出来,可每个笔名的来历、他为什么叫“伯达”,就只有他本人说得清楚。“伯达”这个笔名,他说是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斯巴达克斯》,讲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陈伯达说自己特别崇拜他,就从他的名字里取了两个字作自己的笔名。这种细节是不可复制的,如果那天我不问,或者没有谁去追问,事情也就过去了。

  再比如,当年江青在上海有一个家,我找到了她当年的二房东,又找到了二房东的保姆秦桂贞,秦桂贞所谈的细节在任何书上都没有记录。

  幸亏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做,像王力,我前后采访他八年,他死的前些天我还去找过他。

  南方周末:采访的难度是历史写作的一种,还有一种难度就是你怎么保证受访者的表达是真实、可信的?

  叶永烈:陈伯达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就跟我说,年纪大的人容易护短,事隔多年,他有些年代记忆不准确了,他让我以他当时发表的文章为主。采访这些历史老人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是常见的,一是记忆不准确,明明是1967年1月,他说成1968年,这个还好办,因为我对“文革”历史熟悉,也容易核实。护短比较麻烦些,他会主观上为自己说话,陈伯达这方面还好,特别明显的是王力。

  南方周末:怎么能让他们的表达真实、客观?

  叶永烈:我的责任就是倾听,他怎么说都可以。王力自我感觉非常好,他始终以为自己是个正统的纯粹的马列主义者,他到死也还是这样认为,所以他往往会谈到一些问题,谈到一些见解,他有时候用周恩来做比照,你看我当时是怎么说的,当时总理就是这么说的。遇上王力这样的人,他会说自己永远正确,采访中要特别小心,也因为这个原因,王力惹起一场很大的风波,我还为此出了一本40万字的书,在香港出版,就叫《王力风波始末》。

  采访王力以后我给他看稿,那时还不是电脑,手写的,寄给王力,王力给我加了将近2000字寄来给我。那篇文章叫《王力病中答客问》,他当然有权修改他的话,这篇稿子当时在三家报刊发出,一个在是上海《联合时报》(上海市政协机关报)发出,一个是在香港的《大公报》连载,还有美国的《华侨日报》,三地发表,很长的一篇文章,那是我第一次访问王力,也是王力被捕进监狱之后第一次公开亮相,所以文章很重要。发表以后招来很多的批判,大家那时候把王力都忘掉了,忽然冒出来个王力,说自己对党还抱有那么深的感情,这对很多人来说不可接受。当时我在采访时他也说过这些事,但我没有把它放上去,我觉得有些话太过分,我让他改,最后请他过目,过目他又加上那么多话,我在发的时候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改。

  南方周末:你接受了?

  叶永烈:他当然有权修改他的话,我如果不尊重他的意见也可以,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我既然请他审阅,就完全照他的意见改。文章发表,引来报纸的批评,也引起很大的麻烦,上海《解放日报》接二连三开炮,《文汇报》,特别是《人民日报》,接连发了将近10篇文章,我后来大概统计了,有54篇之多,都是对王力的批判。《王力风波始末》就这么来的。

  南方周末:你给了“王力们”一个陈述自己的机会。

  叶永烈:这篇文章先在《联合时报》发出,第二天,于光远在香港就说话了,他当时在香港访问,说有人在搞“文革”回潮,“文革”人物要纷纷跳出来,其中带头的就是王力。其实那篇文章的内容,现在看也没有什么大的错,批判者不能接受的是,比如“九评”,就是当年中共中央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九评”里有“七评”是王力写的,这个从来没有人公布过,我把这个事情给写了,有人就说王力臭表功,其实那只是一个历史事实。

  我也是在王力家里偶然看到的,我看到他有一本书就是“九评”的合订本,请他给我看一下,他在每篇文章用括弧标明由谁执笔,我当时就借来复印了一份,到今天还保存着。王力当年是中央宣传组组长,而且笔头比较快,陈伯达都找他帮忙。

  一些重要的事件会众说纷纭,比如田家英之死,我是采访了方方面面的,田家英死前是王力跟他谈话的,他跟田家英是怎么谈的,然后陈伯达说是怎么谈的,关锋是说在杭州的时候毛泽东怎么样跟五个人谈话,提到的《海瑞罢官》那篇文章,那个时候关锋在场,他们怎么谈的,他们都有各自的说法。

  南方周末:你怎么表达这样的历史迷局?

  叶永烈: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她讲田家英最后几天的活动情况,一直到他的死,他怎么死的,死的现场是怎么样。现在关于田家英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争论很大,我认为董边讲的自杀是对的,他是在毛泽东书房上吊自杀的。可是后来香港有家中文杂志发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说是汪东兴的警卫员开枪把田家英打死了,就变成他杀了。在中南海、在毛主席的书房,居然有人开枪把田家英打死,这个事情很严重。

  这个说法流传甚广。那么究竟是他杀还是自杀?死前谈话是什么样,死因究竟是什么?都特别复杂,但你必须在复杂的说法中有一个判断。我认为是田家英的夫人知晓全过程。刘少奇通知她出来,告诉她丈夫去世,她马上赶过来,那个全过程应该是真实的。所以说历史的写作者要有自己的主见,历史的事件很复杂,弄不好你会掉进一个陷阱。

  一请示就不好办了

  南方周末:“四人帮”在上海的时候,你跟他们有过接触吗?

  叶永烈:最早接触的就是张春桥,我大学一毕业就接触过他。当时张春桥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我听过他的讲话,上海市电影局在江宁路的美琪电影院开全局大会,张春桥讲话,我听了一个下午。那算是第一印象。张春桥这个人口才非常好,他当时手里没有拿什么稿子,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逻辑性非常强,感觉这个人非常精明能干。

  张春桥当时做的长篇报告的主题,是批判电影界的“夏陈路线”。“夏”,是夏衍;“陈”,是陈荒煤。后来我才明白,批判电影界的“夏陈路线”,实际上就是“文革”的前奏。

  后来在“文革”中,特别是在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之后,张春桥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在“四人帮”里,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出谋划策的人。

  南方周末:姚文元和王洪文也是在上海起家,你有过接触吗?

  叶永烈:姚文元是因为他最早在上海的作家协会工作,所以很早就接触过他。作家协会很多人都熟悉他。姚文元在生活上,应该说是非常随便的一个人,不修边幅,他穿的衣服很邋遢,脚上一天到晚就穿一双解放军穿的胶鞋,身上常背一个黄色的挎包。他是属于那种埋头写文章的人,他的眼光很厉害,政治性非常强,但是他的观点也改变得非常快。比如一部作品,他前天看完是一个说法,后来听领导那样说,他马上又顺着领导改变自己的说法。这个人对政治非常敏感,批胡风,批吴晗,批廖沫沙,他最积极。到后来他就成了批评的棍子,没有他不批的。

  王洪文是“文革”中才接触到的。这个人靠造反起家。当时人们就说他绣花枕头,他外表很漂亮,帅,也是“四人帮”当中最年轻的一个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应该也是草根出身,但是因为不学无术,一下子进到中南海,很不适应那里的环境。应该说也是他太不争气,别人到这个位置就好好学习了,但是他不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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