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1938—1944
现在,成都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已经感受不到血与火的气息。隐忍70年后,成都大轰炸受害者站上了日本法庭,以古稀之年的残躯,再次面对一场不知胜算几何的抗争。
中国周刊记者 陈宁一成都报道
2009年6月20日,成都,盐市口中环广场。
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一位知名女演员,从高高的广告牌上望着你,眼神慵懒。邻街青年路上,一名穿白色西装的男子兴致勃勃地向围观的路人介绍一种钻石。如果答对他的问题,就能得到一串珍珠。他强调,“绝对是真货。”
这里,是成都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
但,这里曾是炼狱。1939年6月11日,18架日本轰炸机在此扔下111枚炸弹。盐市口一带,群众伤亡近5 00人。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汽油味、人肉被炙烤的焦糊味,到处能看到飞散的肢体。
1938年至1944年,日军对成都进行无差别轰炸(不分军事目标还是民用目标),共计21次以上,市民伤亡人数约3700多人,财产损失无数,史称“成都大轰炸”。
被遗忘的片段
1937年,苏良秀家住在成都市八寺巷17号,距离盐市口两三里地。那时候,她在清真小学读三年级。父亲做牛肉生意,母亲和奶奶做针线活补贴家用,日子平静而充实。
这一年,蒋介石定重庆为陪都,随之而来的是日军航空部队“荒鹜之鹰”。为了给中国后方施加压力,逼迫蒋介石投降,日军决定对重庆和成都地区进行无差别战略轰炸,这意味着老百姓成为轰炸目标。
1938年第一颗炸弹落在成都。时隔70年后,“跑警报”仍旧是每一个老成都人挥之不去的恐怖记忆。当“荒鹜之鹰”从武汉或宜昌起飞的时候,成都的警察会手执黄布三角旗,发出“预行警报”。这时,很多人会慌乱地向城外逃去。
几个小时后,撕心裂肺的“空袭警报”就会响起,“呜——呜!呜!”一长两短,表明“飞鹰”已经到了重庆。“呜 !呜!呜!”三声凄厉的“紧急警报”后,死亡之鸟已经盘旋在头顶。期间伴随着商店噼噼啪啪关铺板声、喇叭声、吆喝声、狗吠马叫、大人骂、小儿哭,整座城市乱作一团。
苏良秀说,父亲和爷爷时常在外面,家里缺少男人,无法“跑警报”到郊外去。在她幼小的记忆里,最初只能是“躲警报”。“当日本飞机来的时候,妈妈和奶奶总是把我们四姐弟拢到一起,躲在家中。听到爆炸声,弟弟吓哭了。怕被日本人听到,妈妈就哄他,别哭别哭。”
即使在1939年到1941年日军轰炸最烈的日子里,由于防空力量薄弱,成都亦长期处于“消极防空”状态。除了探照灯和听音器外,全市仅有苏、德制的高射炮和机枪约50挺。作为抵抗手段,只能在市内挖壕沟,蓄水池;由于城门太少,只得挖城墙以增加逃生路径。有钱人则大多搬往郊外。
可怜的防控措施几乎无法阻挡“荒鹜之鹰”的肆虐。轰炸机时常进行低空俯冲轰炸或扫射。人们甚至能够看到机翼上的日本国旗。“250公斤之炸弹”被空投下来,有空中爆裂弹和燃烧弹。先是爆炸,然后是大火。爆裂弹在半空中爆炸开来 ,弹片随着火药的威力四射,将人们的头、手、脚生生切断。
“桥头、沟边、田坝等处散落着残缺不全的尸体,头、手、脚和破碎的皮肉被炸飞挂在树枝、墙壁上。苦瓜架上涂满带血的脑浆,粪坑边铺着红色的人肠。”
一次空袭后,躲在城墙屋角的西蜀小学学生因燃烧缺氧,全部窒息而死。
1939年6月11日的那次轰炸让苏家感到恐慌,父亲的牛肉生意也不好做了,苏良秀记得那年开斋节(苏家是回民),家里吃了肉和油饼,还请人来念经求平安。只是没像往常一样走家串户互送食物了。
这一年,唯一让成都人欣慰的是,包括“轰炸机之王”奥田喜久大佐在内的两架日机被击落。
1940年,日军9次轰炸成都,是最频繁的一年。日本人的策略是先摧毁防御的空军,然后肆虐市区。当时中国空军使用各种各样的老式战机,例如“可塞”、“道格拉斯”等等。这种时速100公里的黄色双翼战机被老百姓戏称为“黄鸡婆”。
有幸存者看到,一些勇敢的士兵,独自驾驶“黄鸡婆”冲向敌机群,英勇殉国。更多的时候,为了保存力量,“黄鸡婆”也在“跑警报”。这段时期,猖狂的日本飞机甚至停在了中国跑道上,向未着火的飞机以及后勤人员射击。
日军投弹范围越来越大,最近时离苏家不过200米。这时,苏家只好“跑警报”了。“妈妈背着包袱,奶奶拿瓶水牵一个弟弟走前面。我背着书包,父亲拿着账本各带一个弟弟走后面。快步走,累了就中途停顿一下,再走。”苏回忆,一个表妹“跑警报”时,被大人拉断了一只手,落得终身残疾。
1940年的开斋节,苏家只吃了油饼,吃肉对他们而言已是奢侈之事。
当时,日本同盟通讯社肯定了轰炸的效果:“轰炸对于成都的人心毫无遗憾地显示了日军空军威力,从而使成都市民产生深度的恐怖情绪。再者对于蒋政权难以忍受重庆的连续轰炸因而产生向成都逃避的企图是一重大痛击。”
1941年7月27日,逢礼拜,不少疏散人员和学生进到城里。但11点45分,急促的警报响起,人们疯了似的逃散。108架日机空袭成都全市范围。
正与弟弟在院里捉迷藏的苏良秀被妈妈拉进了屋子。由于躲避不及,一家十口躲于后院一棵核桃树下。炸弹在旁边爆炸,将核桃树连根拔起,树下之人当场被炸翻。有的被土埋掉半截,有的手足炸断,有的被弹片击中头部。苏良秀的祖母、母亲、姑姑、表姑、两个弟弟被当场炸死。11岁的苏良秀四肢大面积烧伤,右腿髋关节破损错位,终身残疾,至今体内仍保有淤血块。小弟弟脑部被炸,从此智力残疾。
此时,炸弹的巨大爆炸声,也从北校场军校本部传来。黑色烟尘喷起达千米以上,泥土、碎石如波浪般从天空倾泻下来,弹片呼啸,火药味呛人。有幸存者在一个深约两丈、宽约三四丈的弹坑内发现一名孕妇。路边的电线杆上,挂着被炸碎的人体,红色的血肉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由于有时一天“跑警报”多达八九次,很多民众都已厌倦,便留在家中躲警报,这也为死亡埋下伏笔。这次轰炸伤亡创纪录的达到1200余人。
苏良秀的爷爷得知噩耗后,伤心欲绝,不到半年病逝。
1941年的开斋节,苏良秀在法国医院度过。没有新衣服,没有亲人的团聚,甚至没有足够的食物,只有为她换纱布的时候,穿透整个医院的惨叫。苏家家破人亡,从此一蹶不振。父亲失业后,经常喝着闷酒,独自流泪。
1941年以后,随着太平洋战事的爆发,日本对中国的空袭明显减弱。1944年11月21日,日机在成都附近温江机场投弹8枚后,便再也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