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诉讼

　　命运眷顾了苏良秀。解放后她读了大学，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儿女也孝顺。现在，苏的家中挂着一幅让她颇为自得的水墨画，“是上老年大学时候学的。”如果撇开过去，撇开她一瘸一拐的腿以及身上的伤痕，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幸福的老人。

　　但是，79岁的苏良秀至今听不得警报声，一听到“就全身颤抖”。70年来，家破人亡的仇恨一直压迫着她，时常在夜里被噩梦惊醒。

　　2003年，苏良秀得知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成立。她主动找到成都的一些律师，询问对日诉讼的事情，遭到拒绝。不得已，她加入重庆索赔团，成为成都对日索赔第一人。“我一直在想，为啥成都没人做这个事情呢？”

　　转机出现在2006年，四川东方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琳莹，受重庆诉讼团代理律师的感召，决定试着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2006年初，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下称一濑)的鼓励和建议让她坚定了信念。“这个常年致力于帮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日本人让我受到触动。日本人都如此，何况中国人？我决定免费代理成都受害者的索赔事项。”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刘世龙在日本的时候便与一濑相识，亦顺理成章加入。他和他的学生负责翻译与资料搜集。《成都商报》记者赵倩承担起了宣传的任务。很快，受害者通过媒体找到了刘琳莹。随后，一些法律界、学术界的志愿者聚集到了一起。一濑也带着日本相关人士往返两国开始取证工作。

　　“这是一项庞杂而长久的工作。”日本人的敬业与效率让中方律师吃惊，“他们经常一下飞机，就赶到受害者家中， 长时间地交流和取证。”既是受害者又是志愿者的张伟(化名)长期义务为索赔团服务。他说，“年过五旬的一濑在一次拍摄过程中，摄像机掉到地上睡着了。”

　　日本人曾让张伟带着他们去纪念成都大轰炸的地方看看，他尴尬地发现无法满足此要求。“日本人不理解，为什么成都没有纪念碑之类的？只好把他们带到成都无名英雄纪念碑去看了下。”

　　“缺钱，缺人，缺场地，什么都缺。”这是志愿者团队最深的感触。成都大轰炸是一段被忽视的历史。他们做的是一个无人关注甚至是遭人误解的事情。

　　三年多来，刘琳莹自掏近4万元，作为接待、交通等办公费用。2006年，刘琳莹等人去日本立案的差旅费需要三万元，她拒绝了一家医院的商业赞助。“我们拿不出钱，跟日本人说了这个难处，一些中方人士反而怪我。但说到钱他们都消失了。最终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团负责人童增和一个商人的个人捐款，加上我和受害者各垫几千元才最终成行。这让我对一些人和事感到失望。”

　　志愿者们时常感到孤独与无助。有些受害者在一次次填写和陈述相关资料后，不耐烦地问，“官司到底能否打赢？能否拿到补偿？”

　　一些看不到希望的受害者退出了诉讼，甚至有人对日本人为一个问题翻来覆去的研讨到凌晨一两点的做法感到不解。志愿者打电话找他们时，对方不耐烦地说，“某某不在家。”咔嗒。

　　张伟的一位领导知道他正做这个事情，劝他“都过去这样久了，还追着干嘛”。有网友称他们为了赔偿到日本去乞讨。这让张伟伤心又气愤。“别说中国人，成都30岁左右的人知道大轰炸的都不多，而且很多人误解我们。”

　　曾经有个独臂老人流着泪问张伟，“日本人为什么无缘无故来炸我？让我痛苦这么多年？”也有受害者得知困难后偷偷塞了10元钱给刘琳莹。团队之间的真诚和受害者无奈的哭问支撑诉讼团一路走来。

　　2007年，刘琳莹通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向相关部门提交了关于民间索赔的议案，但一直没有答复。

　　作为民间行动，没有合法地位也让他们头疼。“我们不准备接受商业赞助，没钱是问题，有钱了怎么管理也是问题。国内有些对日索赔团就因为钱发生矛盾。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刘称，“今年有些团体找到了我们，想合作写‘成都大轰炸’ 的书，也有些官员个人表示支持我们。”

　　2009年6月15日，成都大轰炸第一次开庭暨重庆大轰炸第10次开庭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刘却因为律师事务所不批准，没能成行，这让她非常失望。“但成都搭上了对日索赔案的末班车。也算对我们最好的肯定和回报。”

　　法庭上的怀表

　　在东京的法庭上，一块太平洋牌的金色怀表引人注目。有些斑驳，没了表链。70岁的吴及义会不时地拿在手中端详。

　　“1939年6月11日，日本人炸毁了我的家，父亲被压在熊熊大火之下。在一堆烧得缩成大约一米长的尸体里， 母亲用木棒从一具尸体上挑出了这个怀表，然后一遍一遍哭喊着父亲的名字。”

　　“小时候看到怀表我会想为什么没有父亲。现在看到怀表更多的是伤感。母亲临死都没原谅日本鬼子。”70年后， 吴及义站在日本法庭上讲述怀表的故事，三次落泪。旁听者座无虚席，大多是日本人。

　　“平时面对几个陌生人讲话我就要发抖。但那天在庭上，我出奇的镇静。没为成都丢脸。压在心里70年的痛，终于说出来了。”

　　吴及义发现法官认真在听，日本政府代理律师却在闭目养神。庭审过程中，日本政府代理律师就“成都大轰炸”历史事实没有作任何表态。

　　对于这次诉讼，一濑敬一郎称“是人类历史上无差别轰炸受害者追究加害国法律责任的第一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依据事实和法律，日本政府应该对原告谢罪并赔偿”。

　　2007年，苏良秀受邀广岛演讲，面对3000听众。“明显感觉到日本人对这段历史的陌生，但他们听了演讲后 ,长时间鼓掌，很多人表示支持我向日本政府索赔。”吴及义在日本开庭之前，64岁的斋藤纪代美不停地向路人介绍侵华战争的历史，“很多日本年轻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今天来宣传，就是想把真实的历史告诉民众，和平还得靠年轻人努力维系。 ”

　　一些日本民众自发地帮助中方律师散发传单。随行记者问一位年轻的日本女孩是否知道侵华历史时，她答不上来。旁边一位年轻男士却主动走过来，索要相关资料。

　　此次赴日的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律师雷润感受最深刻的是：日本对中国对日索赔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普通日本民众对这段历史却是那样的陌生。

　　“例如日本人不明白为什么细菌战中，伤害范围会那样广？因为中国人有落叶归根和土葬的习惯，造成了人际间大量传播。这还是在日本教书的华人研究出来的。国内没这方面的研究。这对取证是很有价值的。”

　　对于最终能否胜利，雷润说，“结果谁也无法预料。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关键。”

　　更多的志愿者们则相信，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正视这段历史也是一种胜利。苏良秀已经79岁，年龄较小的吴及义也已70岁。战后的成都，早已恢复了自古以来的闲适，曾经的血泪史并没随着民族的记忆流传下去。

　　原定苏良秀此次也要赴日。但日期临近之时，过往的岁月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脑中闪现，让她抑郁成疾，最终没能成行。很多当年的受害者依然孤独地活在过去的岁月中，无人理解亦无法开解。

　　正如刚出生就失去父亲的吴及义，直到现在，他只能以70岁的残躯，在日本人和本国志愿者的帮助下，艰难地站上异域的法庭，讲述那段陌生的悲哀往事。志愿者谢春燕写的关于“成都大轰炸”的论文中摘录了一首川人何其芳描写成都早期抗战氛围的诗，名曰《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成都又荒凉又小，

　　又像度过了无数荒唐的夜的人

　　在睡着觉，

　　虽然也曾有过游行的火炬的燃烧，

　　虽然也有过凄厉的警报，

　　虽然一船一船的孩子

　　从各个战区运到后方，

　　只剩下国家是他们的父母，

　　虽然敌人无昼无夜地轰炸着

　　广州，我们仅存的海上的门户

　　虽然连绵万里的新的长城

　　是前线兵士的血肉。

　　我不能不像爱罗先珂一样

　　悲凉的叹息了

　　……

　　然而我在成都，

　　这儿有着享乐、懒惰的风气，

　　和罗马衰亡时代一样讲究着美食，

　　而且因为污秽、陈腐、罪恶

　　把它无所不包的肚子装饱，

　　它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还睡着觉。

　　(感谢成都市档案局对采访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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