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代人的“个人史记”共证共和国甲子巨变(之二)

　　教书三十年，感觉像在飞

　　■    半月谈记者 叶建平

　　采访对象：胡宗突，1959年生，成都市新都一中校长

　　个头不高，很瘦，生于教育世家，从小耳濡目染，教书育人成了胡宗突一生的梦想。1977年，高中毕业的胡宗突终于圆梦，进入成都市新都区一所中学担任数学教师。“曾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教育岗位，但教育事业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的心舍不得离开这片天地。”在胡宗突看来，教育事业60年变迁见证了国家一步步腾飞的历程。

　　胡宗突的初、高中时代在新都大丰中学度过。据他回忆，当时的大丰中学，教学条件在当地还属于中等偏上，但教室里除了桌椅、黑板、讲台，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教学设备，实验室更是想都不敢想。“记得过去，一堂课结束，老师全身上下满是粉笔灰，现在的教学条件好多了！”如今，胡宗突所在的新都一中，不仅设有化学、物理、生物、电教等科目的实验室，还利用政府近两年投入的几百万元，为每间教室配备了电脑等多媒体教学设备。

　　在胡宗突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应当是学校运动场所的变化：“我喜欢运动，特别是跑步。在我读书的时候，国家穷，学校条件差，大多数学校连操场都没有，体育课跑步都拉到马路上进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条用碎石铺起的马路，不仅跑起来脚特别痛，而且每次跑完步，汗水夹杂着尘土，整个人就像从泥土里钻出来一样。现在，国家富裕了，学校建设跟上了，哪所学校没有操场？在我们新都区，每所学校都拥有一个标准的运动场，绝大多数都是塑胶的。”

　　国家加大教育投入，不仅改善了学校的硬件设施，师资力量也随之加强。“过去，一个老师教几门课，数学老师往往兼体育老师，而且大多像我这样‘不专业’。”“现在不同了，国家兴办了那么多所高水平师范院校，老师专业多了。”

　　30多年的教育工作，让胡宗突目睹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教育体制的变迁和完善使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公平权利。“我们读书时，一个年级才100多人，主要原因是许多人家里穷，读不起书。每次交学费的时候，我身边许多同学就整天愁眉苦脸，卖鸡卖鸭交学费，也有不少中途辍学的。1986年我国实施义务教育法后，教育成了公民享有的一项权利，近年来义务教育更是走向了免费时代。”

　　除了教育保障机制的逐步完善，教育领域的渐次开放也让胡宗突记忆犹新：“早在1984年，新都一中就与日本城南中学进行了交流，当时我在学校负责行政工作，第一次出国，参与讨论的课题是人口教育。”如今的新都一中，不光是走出去，还请进来，聘请了5名外籍教师给学生上英语课。每一学年，学校都会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大、芬兰等10多个国家的学校开展“手拉手”活动。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所有普通老百姓一样，胡宗突的待遇也随着时代变迁，发生着巨大变化：“过去把教师称为‘穷书生’，这话是有道理的。记得1977年刚参加工作时，我的月工资是45元，直到80年代中期，家里才基本解决温饱问题。那时候，哪有彩电？哪有电话？更别说小汽车了。”

　　在胡宗突看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是教师待遇的“突变期”：“1990年，我买了一台18英寸彩电，花了1300多元，这钱可是从我1977年参加工作时就开始攒的，攒了10多年还差好几百，最后还是家里资助才实现了彩电梦。但1995年以后，我的收入就多多了，工资加工作量津贴，每月在2000元以上。”

　　如今，身为一所国家级示范高中的掌门人，胡宗突住在学校过去分的老福利房里，家中电器一应俱全。“教师住房条件普遍得到了改善，家家都有房，都搬进了高楼大厦。这种幸福生活，在我刚刚执教的那个年代，是一种想都不敢想的奢侈！”

　　●七代人的“个人史记”共证共和国甲子巨变(之三)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半月谈记者 张辛欣 沈洋

　　采访对象：孙立新，1969年生，景德镇孙公窑掌门人

　　在千年瓷都江西景德镇，有这样一个“离经叛道”的孙公窑。从卵白青花、精雕细琢的传统瓷器，到崇尚创新、海纳百川的现代陶瓷，里面摆满了各种陶艺。走进掌门人孙立新的工作室，步入不惑之年的新派陶瓷艺术家，向半月谈记者讲述了自己和陶艺结下的不解之缘——

　　我生于景德镇一个陶瓷世家。父亲专攻陶瓷绘画。记得小时候晚上醒来，总能看到昏暗的灯光下，父亲在瓷器上绘画的背影。懵懵懂懂中，陶瓷绘画已在我的心中萌芽。受父亲影响，我13岁进入国营红旗瓷厂当学徒，学习陶瓷绘画。

　　1993年国有企业改制，厂子不景气，我离开了红旗瓷厂。那时候，国家鼓励下海搞私营企业，我第一次动了自己创业的念头，却遭到家里人反对。原来，我家祖辈经营的“孙荣记”陶瓷作坊，在景德镇曾是一家很有名气的窑厂。后来由于政策变化，“孙荣记”充公了。这个前车之鉴使家里人对我的想法很不放心。父亲说：“现在政策虽好，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了，你这样做太不安稳了。再说，国家培养你，你还到外面赚外快，让我的脸往哪儿搁？”

　　我不相信。我们国家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该是好好发展的时候了。于是不顾家人反对，我只身前往深圳打工。

　　深圳打拼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我四处打工、求学，积累了大量生活素材。我做过家装，做过设计，还当过包工头，换过很多工作，唯一没有中断的就是绘画。

　　我经常利用周末为别人做陶瓷设计赚些外快。慢慢地，我尝试将自己创作的一些现代陶艺做出来，每个月做四五件，能赚500多元，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啊。在改革开放前沿，我注意到瓷器市场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日用瓷器不再垄断市场，那些拥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现代陶瓷正在悄然走进寻常百姓家。我恨不能马上带着自己的发现和理想回到家乡。

　　1998年，我离开深圳回到景德镇。那一年，祖父去世了。临走前他对我们说：“等我病好了，我带你们开作坊。”带着他的期望，我继承了“孙荣记”，为纪念祖父，更将其更名为“孙公窑”。

　　我一直想把孙公窑做成一个世界级的陶艺基地，一个展示大量创新设计的窗口。愿望虽好，可实现起来却四处碰壁。

　　在传统陶瓷厂，一件瓷器出炉后若有瑕疵，责任由老板承担。在孙公窑，我引入了深圳的管理模式，哪道工序出了问题，由负责这道工序的师傅担责，用时髦的话说，就是问责制。这项改革几乎遭到所有员工的强烈反对，请来的师傅干不到几天就要辞职，以致瓷厂连续两年亏损。但我还是要坚持，因为改革需要前卫的思想，而前卫的思想需要坚持才能付诸实践。

　　景德镇瓷器业的发展存在一些弊端。传统瓷厂夜郎自大，缺乏创新。陶瓷艺术是盛世艺术，现在国家有稳定的政局，快速发展的经济，这些为艺术陶瓷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我还做以前的东西，终将会被淘汰；如果我创造了，我的时代就来了。在景德镇，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工艺美术师模仿我的作品。孙公窑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品牌，在当代百花齐放的瓷器行业拥有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