曱甴、金元宝、大旗杆

　　为什么香港会叫香港？

　　导语：《旺角黑夜》电影尾段，从内地来港的丹丹的画外音问：“为什么香港会叫香港？”昔日制香的香港，如今高耸入云的IFC，在烟雾弥漫之中也真似一支祭港的香。

　　文/潘国灵

　　地标，常常是我们认识或想象一个城市的切入点。你可能未去过纽约，但接收过帝国大厦的影像。你或者还未踏足巴黎，但已“见过”罗浮宫、埃菲尔铁塔。在这意义上，地标，与其说是地理上的坐标，不如说是建筑物因其外貌形态、文化历史、象征意义等，自身成为一个标记。建筑物地标有不同种类，古堡、教堂、纪念碑、雕塑、摩天大楼、大桥、废墟、墓园等等。有的地标是本土的，当地人熟悉，但未必吸引外来者注意。有的经历史淘洗或从一开始就被打造成城市的亲善大使似的，它们的存在，某程度上就宣扬着那个城市的性格。香港地方不大，但地标不少，一篇文章不能尽说，让我说说一些可堪挤入全球性行列、表现着当代城市特性的香港地标。

　　香港第一高楼的竞赛

　　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人惯常称为“国金”或IFC(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的缩写)，代表“中环价值”的建筑化身。都说摩天大楼是高度资本主义的欲望图腾，隐含阳具勃发的象征意义，19世纪发轫于芝加哥、纽约等大都会，上世纪90年代蔓延至亚洲──吉隆坡双子塔、上海金贸大楼、台北101大楼等，争相竞逐亚洲乃至世界第一高楼的美誉。

　　若把视点放在香港，摩天大楼的历史可回溯至1973年中环康乐大厦(今怡和大厦)的落成，楼高52层，以其独特的圆窗设计见称，富现代主义统一简约的美感，70年代曾经是香港乃至东南亚最高的建筑物(如果看电影，我会提议你找SARS抗疫短片《1：99》中陈可辛拍的《2003春天的回忆》那段来看)。不过，“一山还有一山高，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句谚语，用来说摩天大楼也可。“亚洲第一高楼”地位，8年后由楼高66层的合和中心替代，圆柱形建筑仿若一支直立半空的香烟，又像胡应湘的合和实业在湾仔插下的一支旗杆。顶层的旋转餐厅曾经是一处旅游胜地，居高临下俯瞰城市的视野，成了城市人消费的项目之一。随后，香港第一高楼，大致还是中环和湾仔梅花间竹像打乒乓般你来我往——1989年的中银大厦(中环)、1992年的中环广场(不要被名字蛊惑，它位于湾仔北)，形态亦越发千奇百怪：中银大厦状若镰刀；中环广场立面平削顶端呈三角形，最突出的是深夜会转换色调，在LED盛行之前，只此一家。2003年，中环又夺回“一哥”之位，突破400米天际线的IFC第二期正式落成，一柱擎天直插维港天空，打风日子风摇雨落，不知道在此工作的人会否忽然感觉“高处不胜寒”，要问问天天在这里出入但快要卸任的金管局总裁任志刚。

　　香港摩天大楼也许不像纽约帝国大厦与King Kong一样风靡万千影迷，但好莱坞片《蝙蝠侠：黑夜之神》(Batman：The Dark Knight)来港取景，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也看中了我们的IFC，陈冠希因此有机会在大制作中亮相5秒扮大楼保安，更重要的是高谭市(Gotham)从此在夜中环找到了东方的镜像。如果好莱坞不是你那杯茶，港片《旺角黑夜》你可看过？电影尾段从内地来港的丹丹(张栢芝)的画外音问：“为什么香港会叫香港？”，镜头接到维港远景，字幕上的答案是：“昔日，香港制‘香’，故名为香港”。高耸入云的IFC，在烟雾弥漫之中也真似一枝祭港的香。悲绝吗？是的，请体谅导演尔冬升，那可是SARS肆虐，人心滑入低谷之时。而且，撇开时间性，盛极中掩映衰颓，由来如是。《圣经》中有巴别塔，而我也想到，在塔罗牌中，高塔，本来就代表毁灭的意思。

　　国际建筑大师的实验场

　　以名建筑师建立城市品牌、树立国际形象，北京奥运给我们来了一次大示范。这方面，香港的经验一点不浅。知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第三航站楼操刀设计之前，早在香港国际机场创下战绩。回归前香港国际机场有“玫瑰园计划”之称，引起过中英争拗，后来1998年7月6日一夜变天，机场由启德搬到赤鱲角，多年来屡被国际机构评为世界最佳机场，本身已成地标之一。当然，根据另一位知名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的“通属城市”(Generic City)理论，大都市膨胀使城市的可辨识性越来越低，其中特别见于机场的相似性。或者我们暂且放下机场，但福斯特为香港留下的另一地标——中环汇丰总行，则不得不说。

　　大师有大师大刀阔斧的气魄。1985年11月落成的汇丰总行，一改以往石屎(粤语，水泥之意)深严的教堂式设计，以钢、铝及玻璃为主要材料，仿效巴黎蓬皮杜中心将管道、支架一一外露，开香港后现代解构风格之先。更重要的是它把中堂挖空的“去中心化”，将私人地方开放予平民使用，打造资本主义开放民主的一面。汇丰总行落成时毁誉参半，但多年来其地面广场，每逢假日便成外藉佣工的集会之地，人流跟建筑空间的融合，已成城中独有的景观。多年后福斯特在一个访问中这样说：“对物主来说，它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它也是一条让行人由一处通往另一处的通道或者快捷方式，在周末它则变成一个集合点，一处庆祝普通人自由时间的地方，有可能是这个城市最有活力的旅行地点。这令我大感欣慰。”

　　说到汇丰总行，自然令人想到与之毗邻的中银大厦——同样出动名牌建筑师，贝聿铭的杰作是也。有别于西方的钢筋美学，中银大厦取竹的意象，寓意“中空内直，节节上升”，谁知银色玻璃幕覆盖的棱柱状远看颇像一把刀子，横在空中杀气腾腾，曾引起城中有关风水议论。前港督府(现礼宾府)、汇丰总行、后来落成的花旗银行都在其刀锋之下，纷纷以不同风水学方法化解，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想象，就未必是国际建筑师所能理解了。

　　“曱甴”、“金元宝”和“大旗杆”

　　一些地标则标上了特定历史时刻的戳印。像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陆地一再向海水借贷，建于一块面积6.5公顷填海而成的人工半岛之上，赶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落成，在全球目光下进行香港主权移交大典。会展中心新翼临海而立，外形像一只展翅飞翔的海鸥，但有人却说它像一只被锁在海面动弹不得的海龟，香港作家也斯则曾这样形容：“看来像一头想飞的曱甴(粤语，蟑螂之意)，前面还有金元宝，又有大旗杆，惹来不少热闹！”

　　设计有设计的原意，民间有民间的想象。都说湾仔有两个，湾仔南是老湾仔，湾仔北是新湾仔，从由南至北几条大道名字可见一斑：皇后大道东、庄士敦道、轩尼诗道、告士打道、会议道、港湾道、会议道、博览道，越走近海岸线越脱离殖民色彩而显出后天冷硬的规划味道。湾仔北也成了一道权力地带，属于政府和大集团的大厦林立，从告士打道的华润大厦、鹰君中心、新鸿基中心建筑群，再到90年代落成的中环广场、会展新翼等等。到金紫荆像(也斯所说的“金元宝”)、国家领导人江泽民题笔的回归纪念碑先后出现于金紫荆广场，已经翻开了香港后’97的一页。这片海滨地带成了内地自由行取景之地，奇怪的是港人对它颇不热衷，也许空间记忆和归属感，也是要时间累积的。

　　影像一再为这片地带添上了文化想象。作为权力象征、国际力量集结之地，当你看到《特警新人类》、《新警察故事》等电影都选中会展新翼大肆捣乱，这是不足为奇的。警察与敌对阵营互相对峙，虽然胜方最后必属前者，最少也表示香港电影有相当高的自由度；要是在内地，你要颠覆任何一个重要地标哪怕只是在虚构的创作中，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那些逝去的地标

　　以上说的地标，都是显赫的、当时得令的、如日方中的。但有些地标，被历史巨轮辗走了，却留下了音容，甚至一直在城中阴魂不散。

　　2006年11月11日晚上11时34分，我登上了中环天星码头开出的尾班渡轮。据报道当晚前来告别天星码头的市民最少有15万，男女老少都来了，我是其中一人。集体欢腾交织着集体失落。船上的人很高兴，但灯灭，毕竟叫人神伤。小市民可以做的，不过拍照留念。总是在消逝边缘才唤起意识，临别秋波变成瞻仰遗容，怀旧有时反落得罪名。

　　但感情实在是真挚的。若你置身人群之中，看到人们的反应，一张张笑脸夹杂着恋恋不舍，人们向水手、船员挥手告别，你会感到一丝安慰，在这个疏离城市，毕竟还是人间有情。也有人作最后的街头抗争，抗议标语、心意话贴满柱子。

　　钟楼外壳被运送到堆填区，蚀入香港人集体回忆的机械钟声从此音绝。人间有爱，政府冥顽，天星码头之后附近的皇后码头也被拆毁，半世纪三位一体(大会堂、皇后码头、天星码头连成一体)的元神从此被打碎。影星周润发出来力撑皇后码头，一时成为佳话，但终究无法改变结局。

　　再次写下这一点事，不是为了单纯怀旧。天星码头的拆毁，激起香港新一波保育运动浪潮，更深刻、持久、占核心位置的，是对城市发展的思考。社会注意到唯经济向度的发展主义，已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包括居住的空间、呼吸的空气、建筑的品位。历史价值、保育意识、集体记忆一时成了热门议题。民间开始盯紧排着长队、等着重建的旧区旧物，如湾仔蓝屋、湾仔街市、利东街(俗称“囍帖街”，以印刷婚嫁囍帖驰名，现成死灰)、中区警署建筑群、前荷里活道警察宿舍等等。短短两三年间，文化保育从边缘抗争力量，发展成政府在城市规划上也必需权衡考虑的因素。

　　这力量在流行文化中亦见反映，流行曲先有《集体回忆》(林夕填词、杨千嬅主唱)，复有去年大热的流行曲《囍帖街》(黄伟文填词、谢安琪主唱)。香港名导杜琪峰也拍了一出充满本土情怀和保育意识的《文雀》。姑勿论个别创作仍不脱怀缅过去、看破世情的宿命味道，这肯定是创作人回应社会议题的敏感表现。

　　在这社会情势下，人们想的不仅是“创地标”(数年前西九文娱区便有一句口号为“建西九，创地标”)，还有就是“保”地标。“地标”的意识回到了它本来有的其中一个意义——在国外，“地标”一词常常是与“历史”一词连用的，特指历史保育的建筑物(Historical Landmark)。尤其在文化旅游越来越成为经济的一大支柱时，社会开始认识到发展不一定是硬道理，有时把历史好好地保留下来，于文化，于经济，于身份认同都是有利的。

　　当然，情况永远不会是一面倒。有的“保育”建筑徒具躯壳，为经济装饰门面；有的经重建后变成不新不旧的后现代超现实建筑，像从金钟整座搬到赤柱的昔日兵房美利楼，像翻新后用作高级餐厅的湾仔和昌大押。但整体来说，这几年，社会的历史意识是有所前进了，原来历史不仅在虚幻的记忆中，还在具体的空间中，其中的觉醒，是由许多已化身为历史幽灵的建筑物所燃点的，应该把它们统统记下，立一个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