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最后的“人民公社”

　　本报记者 蒋昕捷文并摄

　　近60年里，高能权一直是这个村庄的最高领导人。

　　如今，吕家庄村这位91岁的党支部书记仍然每天准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20多年前的一场车祸使他的右腿膝盖处埋下了几根钢钉，以至于走路的时候，步伐缓慢，总是留下一串拖鞋在地上滑动的声响。一位村干部叮嘱，如果他走路时低着头，就先别打扰，那是老支书在思考。

　　老支书的思考决定着吕家庄村的命运和未来。

　　比如他在1982年作出的思考，便直接决定了这个村庄现在的面貌。那一年，当“包产到户”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这个隶属于河北省晋县(今晋州市)东卓宿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并没有把地分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老支书都说：“分了不沾(方言，指不行)。”

　　所以，如今只要走进吕家庄村，人们就会发现，工分、口粮和集体劳动这些人民公社时期的印迹，至今仍是这里5558名社员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里从生产工具到骡马牲口都归集体所有。

　　这里的人们通常不叫“村民”，而叫“社员”。

　　这里沿用着口粮的说法。上午把麦子收下来，下午就分到各家，购粮款按照市场价从年底的分红中扣除。

　　这里从干部到社员家的房子都一般大，宅基地都是2分4厘(约160平方米)，最后建成式样相仿的2层小楼。

　　这里有一望无际的麦田，成片的果园，时常能碰见社员们聚拢在一起，从事集体劳动。

　　对这个国家来说，这些都已经是久违的场景。

　　“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

　　几年前，曾有新华社记者在吕家庄村拍过一张照片，内容为“河北农民加强冬小麦田间管理”，很快就被网友质疑是摆拍，因为“巴掌大的麦田，喷药的农民竟多达6人以上”。质疑者言之凿凿地指出，自从人民公社制度土崩瓦解之后，在田间地头只可能看到“单兵作战”，这种“大兵团作战”的场面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在吕家庄村，这种场景并不鲜见。

　　6月24日下午3点30分，第七生产队的社员三三两两地骑着自行车，赶往村子西口的麦田集合。

　　当天，几大门户网站都在播报，说石家庄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2℃，是全国最热的地方。但是，“就是100℃，也得出来挣工分呐。”社员高红军(化名)说。他手里攥着刮板，正靠在一棵杨树下乘凉。

　　在这里，只要参加集体劳动就可以记工分。于是，一位下了班碰巧从田边经过的社员，也借了个刮板，加入到这个队列。一名刚结束期末考试的初二学生也从这里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集体劳动。

　　当天要干的活儿叫刮坝儿——30多亩地，每隔大约8米堆起一道土坝，以便浇地的时候能挡住水。这一天，生产队长派来代班的，是一个“肚子最鼓的”中年人。他拿着记名的小本子，忙着给到场的23名社员派活儿。在这里，不管干的是什么活儿，只要出一次工，通常记10分。依据年龄大小记工有所不同。那位初二的学生第一次劳动，10分只能记0.45个工，以后逐年增长。等结婚就算成年了，可以记0.98个工。在第七生产队，去年1个工相当于15.5元。

　　“除此之外，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带班的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算农忙的时候，人还少些，等春天没活儿干的时候你看吧，这个500多口人的生产队会冒出130多个劳力，只要在地里待上10分钟，记了工，就一哄而散。

　　正说着，刮坝儿的几位也散了。有人掏出了香烟，有人躲到阴凉处玩起了扑克牌，高红军走到一旁的果园里摘了个还没熟的苹果，啃了两口。30多亩麦田，大概有3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但不到20分钟，社员们就草草干完活儿收工了。

　　带班的对此早就习以为常，望着高低不平的坝儿，说了声“就这么着吧”，便摇摇头交差去了。

　　两天后，这次集体劳动的“后遗症”显现了出来。“倒霉的”高红军被派到这片麦田里浇地，水刚放出来，前天才刮出来的坝儿就顶不住了。“(水)都他妈的跑过来了。”高红军一边骂，一边铲土堵坝。另一头该浇的地没浇到，他还得用铲子往上撩水。

　　一个旁观的社员把矛头指向久不露面的生产队长：“他们当官的也不做活儿，也不露面，挣的钱顶两个人，你说社员们能做好了？凑活给你刮上点儿就算清咧。”

　　前一天刚播下去的大豆，被高红军一铲一铲拖泥带水地挖出来，都填在缺口上了。“那能带不出来啊？可你说我上哪儿找土去？要是自己的地，播种前就整平了，谁舍得糟蹋种子啊！”

　　干了没多久，眼看着别的社员已经歇了，高红军决定，浇不到的地就算了，其余的地下午再说。

　　余下来的休闲时光，过了而立之年的高红军一直在抱怨：现在的小年轻给集体干活儿不卖力气。他似乎忘了，就在两天前，他自己也并没有怎么卖力地为集体干活儿。

　　“当时这里并没有分地的动力”

　　自从20多年前的那场车祸之后，高能权已经很少有机会深入田间地头了，然而麦田里发生的这类故事还是或多或少地传入了他的耳朵里。

　　“生产队里确实出现了‘出勤不出力，干活儿一窝蜂’的苗头。”老支书一字一顿地说。

　　大多数时候，老支书都只待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每天由汽车接送回家。可他对这个村子的一切依然了如指掌。

　　一位村干部介绍：“这村委会的办公楼是10多年前盖的，才花了几十万元。”一旁闭目养神的老支书忽然开口，纠正道：“1993年，25万元。”

　　有人向他询问村里新建单元楼的架构，他告诉对方，每栋楼32户，打桩1038个，每个桩有4.2米深……

　　社员之间流传，前些年，久不出巡的老支书偶然坐车经过一栋违章搭建的房子，第二天房子就被拆了。于是人们传说，“村里哪儿多了捆柴禾，也逃不过他的法眼。”

　　像大多数老年人那样，高能权偏好清静的生活。村干部们有意无意地搬到别的屋工作，以便让老支书独自看报或思考。只有等老支书按铃的时候，才聚集到一起开会。

　　农村基层工作通常都很繁杂。类似新建的单元楼要打井，预算多少，位置在哪，最后都要由这位一把手来定夺。

　　“不分田到户”大概是高能权一生中作出的最重大的决定之一，也在那段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改变了吕家庄村的命运。

　　1982年，全国范围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看着周围的村都已经开始分田，高能权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据说，当时石家庄地委专门派来一位县委书记，自上而下地推进包产到户。

　　后来，高能权仔细研究了相关文件，他发现1982年中央1号文件里关于农村改革讲了两点，叫“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并没有搞一刀切。

　　有社员说，老支书当时不想分，但老支书说，是因为村里人不想分。“小岗村要包产到户，那是因为已经吃不上饭了。”在解释吕家庄村为啥“宜统”时，高能权说，地处冀中平原的吕家庄早就吃上了大白馒头，“当时这里并没有分地的动力。”

　　在几位年老的社员的回忆里，早在人民公社时期，深谙农业生产的高能权就已经着手，根据农活儿的远近、难易、脏净等实行劳动定额管理，以此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平均主义的弊端。比如耕一亩生地，可以记0.24个工，但如果这块地离社员家很近，则只能记0.22个工。

　　这种灵活变通的办法一度让吕家庄村迎来了最初的辉煌。有人曾查阅过统计资料，1982年晋州农民平均劳动日值为1.09元，年平均收入为140元，“这在当时全国来说已经很了不得了”，而在吕家庄村，当时的劳动日值则已经达到1.92元，公共积累近600万元，并且开始了农业机械化生产。

　　当时，高能权找到晋县县委书记，要求保留集体经营的制度。但是对方做不了主。后来，他又找到石家庄地委书记，陈述了自己不分的理由和今后的计划。

　　据说，当时的石家庄地委书记沉思了一会儿，说：“听着有点儿意思，你就这么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