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

　　如果以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2年为界，正当中国大多数村庄刚刚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制约之际，吕家庄村已然通过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在中国农村，由一个人带动一个村经济飞跃的现象，并不新鲜，通常被称为“能人效应”。那一年，64岁的高能权在临近的赵县参观了一家秸秆造纸厂，他惊奇地发现，“这边麦秸进去，那头哗哗地出纸，随后，大把的钞票就到手了”。

　　这位当时已年过花甲的村支书第一次意识到“无工不富”。于是，他亲自跑到河南引进了3条流水线，自此吕家庄村有了第一家集体企业。

　　很快他又发现，造纸就要有造纸毛毯(一种耗材)。当时，全国只有天津、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厂家能够生产，因此供不应求。于是，高能权派村干部远赴贵州的一家军工企业求购机器。厂家听说是一个“村”要买这种机器，以为是骗子，给订金也不同意。后来还是高能权拍板，用村里凑起的家当支付了全部货款后，才把机器拉了回来。此后，这个造纸毛毯厂每年上交集体的利润都超过200万元。

　　整个80年代，砖厂、塑编厂、五金厂、制帽厂等16家集体企业先后落户吕家庄村，每年共上缴集体近千万元。

　　吕家庄村党支部副书记高建雨就在那个时候从镇政府回到村里。“那时候老支书还年轻，村里正红火，上什么企业都赚钱。”谈到这段昔日的辉煌时，现今54岁的高建雨忽然望向远方，眼里透出回味的神采。

　　“那个时候，村里大企业也办，小营生也搞。养花、养金鱼、养鸟、养鹅、养奶牛、养梅花鹿。后来又在街上开起了香油坊、醋坊，给社员修自行车、理发、做裁缝……”有意思的是，在当时，连这些服务业也都是集体管理，按劳动收益给社员们计算工分。

　　凭借着老支书的魄力和胆识，吕家庄村在改革开放初期一跃成为十里八乡的富裕村。不过，如今回忆起那个年代，上了岁数的社员们更多地是在追忆某种“思想”。

　　“那时候，有社员晚上偷偷地为集体起粪，不留名，那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做义务工。”

　　“那时候，都是干部带头劳动——每年，乡干部要下地干100天，大队干部要干200天，生产队长要干300天。”

　　还有社员提到，那时候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老支书是多么“不近人情”：

　　有一年，河北省政协委员来村考察，村委会买了两公斤瓜子，1.5公斤水果糖。事后剩下了1公斤瓜子、1公斤糖，老支书全都退给了小卖部。结果，这次招待仅花了7元钱。

　　老支书的一个近亲，因为执意超生，被他下令拆掉了房子；一位表亲为多要一点宅基地被他拒之门外，气得半年不来往。

　　老支书从没为私事用过集体的车。一次，老伴被疯狗咬伤，小儿子私下里要了车带母亲去保定看病，他知道后立即补交了60元车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故事的流传，历次党支部选举，高能权都能以超过95%的票数当选。

　　最近一次是在今年3月，当选时他已经91周岁。

　　“这个家不好当”

　　有时候，老支书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他的书法在村里很出名，从村委会大门到吕家庄小学的牌匾过去都是由他来题写。只不过，近年来他已经很少再提笔。

　　“我写的这个叫自由体。”一次采访间隙，老支书笑着拿出几张单幅字来赏玩。他指着一个“家”字说，“这个字不好写，因为结构不好整。”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这个家也不好当。”

　　大约是2004年前后，老支书突然发现，周围那些搞单干的村子开始发展私营企业，有的甚至设立了开发区。结果有些社员不愿意跟集体干了。“他们出去打工一天挣六七十块，给集体干一天挣20块，没钱谁干啊？”

　　近几年来，吕家庄村的那批集体企业已经相继停产，造纸毛毯厂关门之前还有200万元的货物堆在仓库里。现在，16家企业中只剩下一个帽厂还在搞出口产品，但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订单也少了。

　　如今，经过吕家庄村一排排集体企业的厂房，看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招租”。

　　失去工作的社员们又回到了土地上，也开始抱怨挣不着钱。

　　记者第一次到吕家庄村，就碰见第八生产队的20多位社员正三三两两聚在麦田里，但凡有外乡人经过，便放下手中的镰刀开始张望。

　　“记者同志，你说集体好还是分了好？”在得知记者身份之后，一位30多岁的社员跑过来问道，还没等回应，他又抢着回答，“要我说，还是分了地好。你看别的村，爱吃玉米就种玉米，爱吃谷子就种谷子，多自在。你去转悠转悠，周围分地的几个村比我们强多了。南边那个强，北边那个也强。”

　　说着话，五六个社员围拢过来，七嘴八舌讲开了。

　　“现在挣工分就3000块，刨掉口粮，剩不了几个钱。”

　　“如今这集体还不如人民公社呢，过去当队长的带头干。现在他们也不干活儿，就会说‘你干就干，不干滚蛋’。”

　　正说着起劲儿，记者忽然发现，刚才在麦田里干活儿的人一转眼都不见了。“队长又不来了，都散了呗。”那位30多岁的社员说。说完他也忙着去找带班的人记工分去了。“这就跟放羊一样，得找头羊啊。”

　　社员们说，七八年前那会儿，人少活儿多，大家多劳多得。现在因为机械化之后活儿少了，劳动力却过剩了。还有些人“两条腿走路的”，又在厂子干，又在田里待着，一天记两份工。现在村里只要是能动的就下地，出来就有工分，劳动力比过去增加了一半。

　　于是，有生产队长发明了“摸球”。活儿难做，没人肯做，就摸球；活儿好做，人人争做，也要摸球。反正摸到的干，摸不到的看。

　　后来从生产队长到社员更是形成了默契。比如拔草的时候，社员们就用脚踩踩，如果连根拔了，下次还拔什么？社员们编了句顺口溜：“拔草不拔根，拔根挣不到分。”

　　不过，对于是不是要把地分了，一些年老的社员不像年轻人那样不顾一切。“像我们这样上岁数的人还是待在集体里好。”71岁的社员老高说，“反正出勤就有口饭吃。”可是他又不愿意看到他的儿子、儿子的儿子也像他这样守在地里，守一辈子。

　　如今，社员们都在期盼老支书能力挽狂澜，再现这个村庄往日的荣光。却又不免担心，这位已年过九十的老人会不会感到力不从心。

　　在已经追随了老支书一辈子的老高看来，“目前的困难只是老革命碰上新问题。”

　　然而，一个自称“从未见过老支书”的年轻人却在一旁插话了：“一个清朝末年(实则是民国初)出生的人，还能带领我们搞现代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