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在广州

　　广州，小北路与环市路路口，四条街巷、三座高架桥、一条铁路交织在一起。从环形过街天桥上走下，穿过一个涵洞，一抬头，“这是在哪里？”即便本地人，也不免疑惑是否走进了非洲。

　　无处不在的非洲人，“African Trader”(非洲商人)，是他们最喜欢的称谓。

　　作为这一区域的研究者，中山大学的李志刚副教授也有自己的困惑：“不像纽约的布鲁克林，那是贫民区，这里充满了商业活力；也不像唐人街，那是完整的华人社区，而这里的店铺大都还是中国人开的。”

　　对非洲人聚居区的观察，发生在7月15日的聚集派出所一事，只不过是一个引子。

　　记者◎魏一平   摄影◎姬东

　　街角社会

　　宝汉直街巷口，登峰宾馆门前，一小时前，本刊记者打电话想在此约见丹尼尔(Daniel)，他拒绝了：“现在还早，那里不好玩，我们喜欢夜晚。”果然，晚上20点，夜幕降临，人流骤增。

　　周围几条宽约3米的小巷子盘错着，小贩们干脆把商铺里的衣架摆到外面，10元一件的廉价T恤一眼望不到头，其间夹杂着密密麻麻的水果摊、烧烤摊、蔬菜摊，提着布包、抱着孩子、牵着女友的非洲人穿梭往来，不太标准的中文或英文此起彼伏，写满三四种语言的霓虹灯招牌令人眼花缭乱。涵洞下，擦鞋的、卖袜子的，不管老幼，几乎人人都会说“come”；天桥上，拍快照的、发广告的，看到有非洲人路过就走上前喊“please”，甚至连坐在地上的乞丐，面前摆设的纸板上都有人注明了“ask help”。

　　登峰宾馆就位于这几条小巷尽头的交会处，是这个“街角社会”的中心。底下两层为商铺，上面4层是客房，旁边毗邻的越洋商贸城，上面几层已改为新登峰宾馆。“近300间客房，几乎天天爆满，95%都是非洲人。”宾馆保安坐在门口，不停地环顾四周，目光警惕，“每个房间都堆满了货物，好些人长年住在这里”。

　　在他周围，宾馆门前的停车场上，三三两两的非洲小伙子正大声开着玩笑，路边和花坛的台阶上也已坐满，一手拿瓶啤酒，一手摆弄着手机，没有位子的人干脆靠墙站着。本刊记者在此采访的4个夜晚，这块面积不超过200平方米的空地上，每天至少游荡着上百人。“前段时间警察过来，禁止商店在门前摆放冰柜卖酒，现在少多了。”保安说自己的职责就是“看住他们别酒后闹事”。

　　20点刚过，丹尼尔来了。将近1.9米的个头，凹脸形，他的中国朋友都叫他“姚明”。“我不打篮球，但我喜欢这个名字，他在中国是个大明星。”击掌、握手、顺势打出一个响指，这是丹尼尔跟周围的同胞们互相问候的方式。

　　丹尼尔是本刊记者在这里消磨了两天后第一个正式采访对象，这要源于宾馆门口一家门窗店老板的引荐。此前，每一个听完本刊记者说明来意的非洲人，都礼貌地摇摇头，“我不想说出我的故事”。自从派出所事件后，他们谨慎了很多。门窗店老板陈立富来自江西，已经在此一年多，常常出没于此的非洲小伙子都会跟他打个招呼，有一些还成为他女儿小陈的朋友，丹尼尔就是其中之一。那天晚上，小陈拉过丹尼尔，指着本刊记者介绍道：“我表哥。”听完来意后，这个来自尼日利亚的小伙子变得爽快起来：“没问题，什么都可以说。”

　　丹尼尔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在2006年，那时他25岁，已经在国内做了3年汽车配件生意。但那次4个月的旅行，并没让丹尼尔下决心留下来。“白天去广园西市场买东西，傍晚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从我身旁路过的中国人都捏起了鼻子。”这个举动多少让丹尼尔感到“有些不舒服”。但2008年初，丹尼尔还是回来了，“毕竟这里的东西最便宜，质量又好”。他滔滔不绝地讲起生意经，“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要不然永远没有回头客”。他说他17岁高中毕业后就整天泡在家乡集市上，对自己的评价是“没有语言天赋，但有生意头脑”。

　　聊天渐渐深入后，丹尼尔解答了本刊记者前两天的疑惑：“在这里的很多年轻人都遇到了签证麻烦，自然不愿意跟陌生人讲话。”他也不例外，自从去年奥运会期间护照过期后，他最头疼的事就是遇见警察。“看到警察过来，我们当然要走开，有时候还得快跑。”上个月，他的一个签证过期的朋友就在租住屋内被警察逮了个正着，只能回国，这让丹尼尔更加小心翼翼。“除了做生意，我一般哪儿也不去，晚上就到这里来喝喝酒，跟朋友聊聊天。”他拒绝了拍照请求，哪怕是背影也不行。

　　“我不喜欢喝酒。”丹尼尔指着脚下的酒瓶说，“关键是晚上可以来这里放松一下。”巷子里的小酒馆也坐满了非洲小伙和姑娘，在震耳的非洲音乐声中，懒散地待上三四个小时，是他们“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刻，再不用去想签证这种头疼的问题”。延期申请被拒之后，丹尼尔也想过找黑中介，但“6个月的延期要花1.2万元，没多少人能够支付得起”。

　　连续几个晚上，本刊记者都会发现有一位戴棒球帽的非洲中年人来到这里。他是仅有的一位自己开车过来的非洲人，司机是中国人，始终与本刊记者保持距离。附近开店的老板们猜测他是这个街角的“老大”，因为经常看到他“请周围的小马仔们喝酒，看起来每个人都表现得很敬畏”。当本刊记者尝试接触他时，坐在车后座上的两个非洲年轻人随即摇下车窗，警惕地看着外面，很自然，他选择了拒绝任何交谈。

　　“叫他大哥(big brother)准没错。”丹尼尔也拒绝透露更多。倒是第二天晚上，另一位经小陈介绍的小伙子比尔(Bill)，向本刊记者聊起这位看起来像大哥的人。他叫迈尔斯(Myers)，来自利比里亚，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有生意，儿子在广州留学。“他在这里有两辆车子，太了不起了。”比尔强调，“他经常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头儿。”比尔选择了“president”(总统)和“chairman”(主席)这两个词来表述，但通常他们都会直接喊他“papa”(拉丁语系中对爸爸的称呼)。

　　比尔也来自利比里亚，他介绍自己的祖国，“那是一个打了15年内战的国家”。1989年内战爆发后，先后有近1/4的人跑到邻国避难，比尔的学业就在加纳完成。由于自小酷爱足球，2001年大学毕业后便到印度尼西亚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当起职业球员，“半年就能挣两万美元，多么美妙的事啊！”但也不是没有风险，两年后的一次受伤中断了他的职业生涯。比尔撩起长长的短裤给本刊记者看，右大腿的一块肌肉高高隆起。2003年，也就是内战刚结束的那一年，他回到国内上了一座教练培训学校，当起了职业足球教练。之所以选择一年前来广州做生意，是因为“总比当教练挣钱多”。比尔指指脚上崭新的耐克球鞋，很认真地说：“是真的，750元一双呢，我在发货的时候特意留下的。”他的长相酷似美国篮球运动员科比，一身白色运动装显得有些扎眼，白色耳环、白色项链、白色手链、白色戒指，“都只有几十块钱，但我很喜欢，我想与众不同”。

　　看得出，起码从外表看，在这个角落里，比尔还算得上是个有钱人。“他们很多人没有工作，没有生意，靠干零活或者帮人介绍客户为生，一个月可能只有两三百块收入。”比尔指指那些游荡在街边的小伙子们，看到远处迈尔斯在招手，他马上跑了过去。

　　社团与首领

　　“我可不喜欢去那里，要不是找人，从来不去，每次经过我都会绕着走。”听到本刊记者提及登峰宾馆门前的街角，帝瓦拉(Diawara)一个劲儿地摇头，“我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什么都有，酗酒、毒品、妓女……”坐在天秀大厦23层办公室里的宽大座椅中，帝瓦拉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长者风度，虽然不断有生意伙伴打来电话，有时甚至两部手机一起接听，但每次接听前他都会先向本刊记者致以歉意。作为第一位进驻这里的非洲商人，帝瓦拉竭力要把自己与那些在登峰宾馆门前游荡的非洲人区分开来，他说：“我知道迈尔斯这个名字，他是利比里亚人在广州的首领，但并没打过交道。”

　　与登峰宾馆隔街相望的天秀大厦，由三栋34层的大厦组成，A座和C座为住宅楼，B座为写字楼，4层以下为商铺。以此为中心，方圆1公里范围之内，分布着十几座大厦，连同宝汉直街附近的下塘村，构成了非洲人聚居广州的“巧克力城”。

　　平日里，天秀大厦异常繁忙。B座的3部电梯，吱吱呀呀的声音似乎有些不堪重负，提着大包小包的非洲客商经常排队等候。管理处的由主任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顶峰期，600多户写字间中，70%的人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即便现在受经济危机影响，写字间的出租率下降了一半，但天秀大厦在非洲商人中的名气依然最大，用帝瓦拉的话说，“几乎就是香港重庆大厦在广州的代名词”。

　　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重庆大厦位于香港尖沙咀地区，由5座17层高的大厦组成，早先算是高档楼盘，后来逐渐聚集了非洲、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的商人和住户，甚至成为全球背包客抵达香港后的首选。

　　实际上，除了贸易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外，帝瓦拉的另一身份也是首领，他所代表的国家是马里。根据中山大学李志刚副教授多年来的调研，绝大多数在广州做生意的非洲人以国家为单位，都有自己的社团和首领，他们称谓不一，有的叫“president”，有的叫“leader”，有的直呼其名，甚至有的社团成员还会有自己的身份证明。“他们大多年龄较长，教育程度高，生意也比较成功，交往起来很容易。”的确如此，仅以时间观念而论，记者采访的两位所谓首领，也是众多采访对象中为数不多能做到守时的人。

　　帝瓦拉的叙述起点是1999年，在印尼开公司的他第一次经香港来到深圳，此行目的是考察市场。“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在印尼的生意越来越难做，而且我发现，即便在印尼和泰国，很多商品也是中国生产的，那还不如直接到中国进货，肯定更便宜。”此后，他又在中国各地旅行一个月，足迹遍布湖北、福建、浙江等地，还专程去北京拜访了马里驻中国大使，最终选择了广州，“因为这里更容易买到更丰富的产品，而且离香港也很近”。

　　2000年，帝瓦拉第一个在天秀大厦租下写字间，当时整栋大厦都没什么租户。“我的很多朋友都在香港做生意，他们也很想来广州，但又有些担心，对内地的一切都不了解。”结果，帝瓦拉在广州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他而来的同胞也越来越多。2003年，帝瓦拉全票当选马里社团首领。“就像中国人在外国做生意一样，人多了当然需要有个组织，需要有个人来领头。”似乎是为了打消本刊记者的疑虑，帝瓦拉特意解释道，“这样的社团与政治无关，只是大家在异国他乡分享信息、互相帮助的非正式组织而已。”

　　什么样的人才能做首领？帝瓦拉反复重复着一个词——“信任”。“忘掉‘第一个’，忘掉年龄，忘掉生意，只要你能取得大家的信任。”但他也不否认，“年轻人很难胜任，跟资历也有些关系，我从25岁开始经商，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在本刊记者的追问中，帝瓦拉有些不好意思地透露了另一个信息：“我祖父的祖父是马里的一个酋长，帝瓦拉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大姓。”家族势力与血统仍起着重要作用，本刊记者采访的另外一位加纳商人首领阿塔(Atta)，其父与当地一酋长是表兄弟。

　　帝瓦拉告诉本刊记者，北京奥运会之前，在广州的马里人多达500个左右，即便后来受签证收紧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有所减少，现在也有250多人。与纯粹的商会领导人略有不同，“其实当这个首领，付出的要比得到的大得多”，帝瓦拉并非抱怨，“你必须要努力帮助所有人解决所有问题”。他说，前两天，就有一个马里小伙子在天秀大厦商铺里因为买手机与中国老板起了摩擦，双方冲突中造成一个中国人受伤，在与警察周旋了4小时并赔偿1.3万元之后，帝瓦拉才得以解决问题。阿塔则告诉本刊记者，在过去的一周里，他只有一半时间花在自己的生意上，到医院看望一位生病的加纳人，帮一个加纳小伙子解决签证问题，帮一位刚到中国的加纳人租房子，还参与调节了两个加纳小伙之间的纠纷。“当然，有时候我也无能为力，只好到北京求助我们的大使。”

　　让阿塔引以为自豪的经历是，他参加了2006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中非论坛峰会，帝瓦拉的办公室里也挂着与马里总统合影的照片。社团成员每个月缴纳50元算公共基金，用于接济那些生病或初来乍到的同胞，每到新年或国庆日的聚会时，帝瓦拉还要向大家汇报财务收支情况。“3年或5年一次的选举，如果不想失去信任，你就要尽心尽力。”帝瓦拉说。前两年，尼日利亚政府指定的一位首领，就因不得人心而落选，“竞争者都是在你不称职的时候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