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与生活

　　跟大多数同伴一样，丹尼尔每天的作息是从上午11点钟开始的，自己做点吃的，下午如果没有生意，就跟朋友们一起玩。“玩什么？其实不用什么，就是聚在一起聊聊天。”一直到凌晨一两点，才回到那套花1500块钱租来的单间里。通常情况下，丹尼尔也会自己倒卖一些服装或手机，“最新的诺基亚手机，在中国才1900块钱，在非洲就能卖2900块”。发货之后等待出关的两三个星期中，他相对轻闲，但如果遇到有国内客商前来，他也会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带他们去完成买货、运输、报关等一系列事务。“有时候可以拿到10%的提成，糟糕的时候只能拿到2%。”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公司和写字间，阿塔告诉本刊记者，在广州的50多个加纳人中，只有12～15个拥有固定的写字间，大部分人只是流动的中间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流动人口只是往返于非洲与广州之间的客商，他们一般每年来三四次，每次停留一般不会超过两个月。有的甚至在广州拥有一间小商铺，但也只是作为据点而已。李志刚将前者称之为“坐贾”，后者为“行商”，根据他的研究，在广州的非洲人中，“行商”要远多于“坐贾”。当然，那些活动在最底层的苦力劳动者并不包含在内。“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阿塔说，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幸运，他的12个兄弟姐妹全部读了大学。

　　来自马里的阿马拉(Amara)，就是一个穷小子打拼成功的模板。生活在农村的阿马拉，父母要供养他们兄弟5个，自然只能靠天吃饭，“没有雨就没有粮食，有时候一年到头都不下一场雨”。17岁那年，别人都到了上高中的年纪，阿马拉才刚读完小学，没钱继续读书，他只能退学，在家乡的街头靠擦鞋为生。“擦一双鞋的钱，约合人民币1元，最好的时候一天能擦10双，刚刚能吃饱。”阿马拉说起这些有些羞涩。3年后，他开始闯荡首都巴马科(Bamako)，从批发市场买来衣服，披在身上沿街叫卖，“一天能挣到20元”。后来，他跟随叔叔学做外贸生意，在东南亚与非洲往返了几年后，于2002年来到广州。

　　阿马拉算得上最早闯荡广州的马里人之一，跟大多数非洲商人一样，先从服装做起，后来拓展到家具、电子产品、建材等大宗商品，直到今天，“什么都卖，一切生活用品在非洲的市场都很畅销，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工厂”。他在登峰宾馆旁边的怡东大厦租下一间写字间，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另外4个兄弟跟他差不多，也都是早早退学，不过，现在他们都已是生意场的老手，两个在国内，一个在刚果，一个在安哥拉。这两天，大哥正好来广州进货，他属于“行商”之列，每年来两次，除了自己经营，也为阿马拉的商品在国内扩大销路。

　　办公室墙上的毛主席像，在一圈非洲挂像中格外显眼。“我从小就知道毛主席，我很佩服他的勇敢。”阿马拉有4个孩子，老大和老二都留在国内，跟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一个学法语，一个学英语，“这样将来就可以去世界各地做生意”。他告诉本刊记者，他要努力挣钱供他们读大学。为了节省路费，阿马拉有3年多都没有回过家，“每当想念孩子们的时候，只能给他们打电话，家里没有电脑，没法通过视频看到他们，那时候经常失眠”。

　　一年前刚刚在广州出生的小儿子，是阿马拉在这里最大的宽慰。“生意再难，但只要看到儿子，还是会给我力量。”可是，现在小孩的签证一直没有办下来，成为他最大的心病。采访是在周五傍晚进行的，阿马拉耐心回答完本刊记者的问题后，他说要赶紧回家了，因为第二天他的妻子就必须要带小儿子离开广州去泰国。他揉揉刚才已经湿润的眼睛，露出一贯羞涩的笑容：“我想，过不了多久，他们还会回来的。”

　　能跟家人生活在一起，正是梅卡(Mika)最大的幸福。这位来自刚果(金)的少妇，在金山象商贸城开了一家理发店，她负责理发，丈夫乔治斯(Georges)则负责卖碟和刻盘，5岁的女儿Nono与3岁的儿子Jojo都在广州。不足15平方米的小店里，两张椅子，一个洗头盆，进门的小桌子上摆满了非洲音乐和电影光碟，显得有些拥挤，一台14英寸的小电视机不得不挂在墙上。理一个发50元，因为发型复杂，一天至多能做完四五个就不错了。梅卡干劲十足，每天中午11点多，她都要准时从租住的荔港南湾小区出发，花两块钱挤公交车来上班，一直忙活到凌晨才回去。

　　梅卡早年随丈夫到南非做生意，她并没有专门学过理发，“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3年前来到广州，发现生活在这里的非洲人很多，但却很少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理发店，她便决定自己创业。现在，每到晚上，理发店周围总会人来人往，大多是来自刚果(金)的同胞，男人们过来买碟，女人们过来做发型，“多亏了这些非洲音乐，才能吸引到这么多人”。只是，像她这样在这里开店的非洲人并不多见，他们大多就像候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飞走了”。

　　“在这里，我们没有生活，只有生意。”跟许多采访对象一样，梅卡也这么认为。为了女儿上学方便，她特意把房子租到了远离小北路一带的荔港南湾，家里陈设极其简单，客厅除了两个沙发和一台电视之外，唯一的装饰品就是墙上那个小小的耶稣相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是基督徒。每月2500元的房租、女儿1000元的学费，加上保姆费、交通费，林林总总也有6500多元的支出。为了节省，梅卡很少逛街，每天午饭和晚饭都是一份不超过10元的盒饭，有时候忙起来就只能等半夜回家时煮包方便面充饥，每周只有周日休息一天，赶紧在家美美地睡上一觉。

　　可能是前段时间造访的记者太多，丈夫乔治斯多少有些抱怨地说：“越来越多的人来打扰我们做生意，又不付钱。”梅卡在旁边不好意思地笑笑，小声解释道，“他太累了”。梅卡有时候也会跟丈夫闹别扭，通常都是因为钱的问题，“花出去的总比攒下来的多得多”。梅卡说她的理想就是等挣够20万元就回国开店，“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她自言自语道。

　　对话与隔阂

　　夜色渐深，宝汉直街上依旧没有打烊的迹象。“35。”一个服装店老板懒洋洋地答道，头都没抬，旁边一个非洲小伙看中了一条小男孩穿的裤子，已经摆弄了很久。“No，20。”他伸出两根指头。几个回合后，最终以25元成交。“我要10条，待会来拿。”老板似乎听懂了“after”的含义，没好气地拽过非洲小伙手中的裤子，甩下一个英文单词“go”，那小伙只好摇着头走开，“after，after，鬼才信！”身后传来老板的抱怨。

　　看起来用简单的数字完成一笔交易并不难，但巨大的文化隔阂横在中间，各自的规则岂能轻易融合。门窗店的陈老板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一个非洲客人跟你说“tomorrow或者after”，那就基本没戏了，“没付钱之前，说什么都不可信”。

　　如果不是通过相互之间的介绍，几乎所有采访都将无法完成。信任的艰难，或许是他们远在异乡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加之相对懒散的生活习惯，爽约成了家常便饭。每天，登峰宾馆旁边的街上都会停满拉活的商务车和面包车，司机褚师傅感慨，如果不是连续合作三五次，非洲客人是不会把他的电话存到手机里的，即便是老客户，如果有一次打电话叫车而不能及时赶到的话，就再也不会叫了。“我们都还没有适应彼此的规则”，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他们一旦谈好了价钱，就不会再变”。

　　李志刚两年前开始做调研的时候，常常被反问的两个问题是“你的研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和“这次谈话后，我们还能做朋友吗？”每当他想拿出本子开始记录时，交谈就会陷入困境。本刊记者的经历也很类似，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配合拍照。“我从不自己照相，除非是跟一大帮朋友在一起。”19岁的非洲留学生西加用普通话说。

　　梅卡坦言自己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中国朋友，即便是多年的邻居，也只是见面打个招呼而已，虽然她每次都热情地称呼前来打扫卫生的保洁员为阿姨或妈妈。Nono的中文要比英文说得还好，她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是《喜羊羊与灰太狼》，不过，最要好的5个朋友里只有一个是中国人。她悄悄告诉本刊记者，在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她上台表演了节目，这算是最让她高兴的一件事儿了。

　　民众间的隔阂或许只能交给时间解决，但政府已经开始了行动，他们有些等不及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聚集，尤其是大量‘三非’人员(非法签证、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给政府管理和社会治安带来了很大压力。”越秀区登峰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周才粉告诉本刊记者，登峰街道办辖区5平方公里，在越秀区22个街道办中占到1/6，登记在册的外国人超过2000人，未登记的流动人口更多，其中70%来自非洲各国。

　　据周才粉书记介绍，登峰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扩张高潮中，曾是广州第一个亿元村，已有外国商人聚居。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来自非洲及中东等地的商人开始云集，他们一般白天在广园西、三元里等地做生意，晚上回到登峰街一带住宿。由于地处越秀、荔湾、天河三区交界处，很长时间以来这里都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2007年，广州行政区划调整后，省政法委将登峰街道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当地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成立了专门的外国人管理服务站，在普法、租房、医疗、教育等领域开展主动服务，甚至还聘请了十几个非洲义工帮忙。

　　犯罪率下降、流动人口登记率上升，这是街道办能够感受到的直观成果。但作为非洲商人中的代表，帝瓦拉和阿塔都表示“对话还不够”。“朋友就是满足相互的需要”，阿塔以此来定义友谊，他不理解“为什么媒体只关注那些在非洲做生意的中国人，而对在广州做生意的非洲人却只有负面报道？”帝瓦拉说，每年他都会参加地方政府召集的会议，但很遗憾，“那么多首领聚在一起，他们只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却很少聆听我们需要什么”。

　　4天的采访中，唯有周六晚在足球场的氛围最为轻松。每到周末晚上，聚居在此的非洲人都会相约到附近的城市职业学院球场踢球，650元的包场费由每人30元凑齐，有人专门负责收钱并记录，有时候还会跟不同国家的队伍来场小比赛。进球后的欢呼和庆祝，驱散了几天来的紧张和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