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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立足未稳,罪恶的战争魔爪便伸进了弱小的邻国。此刻,是保持中立隔岸观火,还是伸张正义出兵相助?共和国的领袖们被推至紧急决断的艰难境地。毛泽东在烟雾里徘徊低吟,周恩来则奔走于异国他乡,频繁的电报,彻夜的交谈,每一个步骤都被反复掂量……
出兵朝鲜,毛泽东终于说服了大多数同志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新中国刚刚长了半岁。
1950年9月15日拂晓,美军以海陆空7万兵力在仁川登陆。朝鲜形势急转直下。
10月1日,初升的共和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礼炮、鲜花、贺电和天空放飞的鸽子,交织成一派和平景象。然而,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带来的金日成首相的亲笔信。朴宪永一到北京,就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求援,并把金日成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着信,眉头渐渐锁紧,长叹一口粗气。信的语气急迫,并透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信中说:“毛泽东同志:?……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应付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时间已是深夜,金日成在首相官邸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武官柴成文,提出希望中国尽快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倪志亮的电报迅速发回国内,摆在了毛泽东的桌上。
天安门广场狂欢的人群刚刚散去,施放礼花的战士还站在炮位上,一墙之隔的中南海内,颐年堂的会议厅里仍然亮着灯,毛泽东临时召集书记处成员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猖獗,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步,谁都清楚,要管,就要冒风险。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成了议论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出言谨慎,他列举了一些数字:美国一个军仅70 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就有1000多门,同时还有坦克近500辆,而解放军平均一个军才有这样的大炮36门,东北边防军一个军最多也只有290门,况且还没有坦克。再加上美军拥有制空权,解放军的第一批空军最快也要到1951年2月才能有300多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在装备及火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贸然投入对美作战,是否有利呢?
其他几位领导人都说到,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人民刚刚得到和平和稳定,国家刚刚开始进入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时期。出兵朝鲜,对美作战,不能不考虑美国向中国宣战的严重可能性,如果在朝鲜作战不能很快取得胜利,即使仅仅形成两军相持的局面,美国必定会变本加厉地实施对中国大陆的空中打击和海上进犯,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严重破坏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并引起国内的政治恐慌。
现实,使得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对出兵条件的估计变得谨慎多了,顾虑也多了。除了毛泽东以外,与会者几乎都对迅速出兵感到没有太多的把握。当然,毛泽东仍旧相信,权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关键是苏联能否帮助解决解放军与美军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
服务员从毛泽东身边的茶几上端走了满满一缸烟头。议论一直到天明,毛泽东不时长吁短叹,最后他缓缓地说了几句:“你们讲的都有道理,可是人家有困难,我们在一旁看着心里不好受呀。”
毛泽东的逻辑虽然没有根本解除与会领导人的思想顾虑,但也没有人提出更有力的反对出兵的理由。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和决定出兵问题。他连夜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高岗,和当时负责东北边防军的第十三集团军司令员邓华,要他们命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入朝作战;一封给斯大林,明确说明: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这取决于苏联援助装备的情况。
再作商议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作过交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他们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的一条道理:我们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在一旁看着敌人把朝鲜灭亡了。唇亡齿寒嘛,怎能见死不救呢?另外,为了我们自己的建设也要出兵。”他和周恩来最后定下一个基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2日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高岗和代总长聂荣臻等,重新来到颐年堂开会。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大多数同志终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出兵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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