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从亚运到奥运，一路之隔的演绎

　　“鸟巢”的公私合营模式，显然不会出现在与它一路之隔的国家奥体中心当年的投资运营中。19年前亚运会举办时，中国还处在“姓社姓资”大争论的前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冰

　　2009年7月18日，距北京奥运会一周年还有21天。

　　下午2点，尽管伏天的午后异常闷热，旅游车、散客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入了奥林匹克公园。不少旅行团把“鸟巢”和天安门、故宫、长城等北京传统旅游景点一起列入行程，本刊记者在奥林匹克公园东门看到，停车场几乎没有了空位。

　　来自广东的余小姐在参观完“鸟巢”后已热得汗流浃背，但她还是笑着表示，“‘鸟巢’还不错。”余小姐所在旅行团的导游介绍说，除安排“鸟巢”让游客入内参观外，还会带游客“车览”水立方、森林公园等景点。

　　“水立方”同样吸引了很多游客。在参观售票处，由于排队买票的人太多，安保人员不得不对游客实行分批放行。

　　隔着车水马龙的四环路，与“鸟巢”相对着的，是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的主场馆群——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当年，这批拔地而起的新式体育建筑也是中国人的骄傲。1990年，86岁的邓小平视察亚运村，说下这样一句话：“我这次来看亚运村，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

　　从奥体中心到“鸟巢”，短短数百米，见证着从亚运会到奥运会，中国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

　　如今，人们从地铁8号线奥体中心站走出来，往往不会回头，就匆匆走过19年前的亚运场馆，往北直奔“鸟巢”而去。

　　亚运会后的沉寂

　　与奥运会后“鸟巢”、“水立方”等主要场馆持续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不同，北京亚运会结束后，奥体中心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

　　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有人主张应该把这些亚运场馆改造利用为奥运场馆，但北京还是以一种“志在必得”的气势，拿出了中轴线北端，本为中央行政机构预留的“风水宝地”进行奥运场馆建设，这才有了今天的奥林匹克公园。

　　1991年，当时在《中华工商时报》实习的宗焕平和报社同仁对部分亚运场馆的赛后运转情况作了调查。十几年过去了，宗焕平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我那时走访了部分亚运场馆，发现很多地方都成了家具店、服装店。当时，健身的人很少，也没有承办大型比赛、商业演出的‘气候’，这些亚运场馆运转起来，成本很高，维持不了，只有出租给商户。”

　　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些亚运场馆存在建筑质量问题，例如墙皮剥落等。在商业出租中，有些商户对场馆不珍惜，也造成了一些损坏。”

　　其实，北京亚运会后，有关部门也曾对亚运场馆、配套建筑的再利用问题进行过规划。举债兴建亚运村的“北辰集团”在亚运会后负责亚运村的经营，在旅游业低迷的1991年，是为亚运会配套建设的国际会议中心、五洲大酒店和汇园公寓的出租、接待收入让北辰集团挺了过来。

　　1991年12月3日，中国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办2000年奥运会。按照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设想，如果2000年申奥成功，亚运场馆包括亚运村都能派上用场。

　　不过，奥运会直到2008年才在全球瞩目下来到中国。此前的十多年间，亚运场馆的运转亮点不多。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林显鹏教授介绍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奥体中心的部分场馆才承包给公司经营，例如英东游泳馆。体育场也在奥体中心的经营下，进行了一些活动，如机关、高校等单位的运动会、演出和比赛等。奥体中心还有收益。一些场馆的附属用房就被出租出去，这也是场馆一个重要的收入渠道。”

　　十字路口上的改革

　　“现在说那时亚运场馆的建筑质量问题，其实不是管理者的问题，而是产业发展的问题。”林显鹏说。

　　举办亚运会的1990年，中国的GDP增长只有3.8%，处在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经济发展低谷。不仅是亚运场馆遇到了问题，改革开放的事业也处在十字路口。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视察。2月15日大年初一，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解放日报》刊登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提到“何以解忧，惟有改革”。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的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指出：“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针锋相对地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一石激起千层浪。特别是3月22日《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后，一系列“皇甫平”的评论在社会和媒体上掀起了“姓社姓资”争论。有人质疑，“市场化”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也有人认为，“皇甫平”的评论“吹了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

　　尽管1991年中国的GDP增速恢复到9.2%，思想路线层面的争论却一直在持续。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提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他强调：“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到底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针对有些人对市场经济的质疑，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首次明确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非公有制经济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全面实行对外开放，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建设大军……

　　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改革配套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逐渐建立起来。

　　体育产业的春天

　　在举国拥抱市场经济的上世纪90年代初，体育界也看好“市场”的魔力。1992年，成绩徘徊不前的中国足球“吃了螃蟹”，选择了职业化的道路。

　　“职业联赛之前，足球在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之下显得很头疼。”中央电视台《足球之夜》栏目主持人刘建宏回忆道，“当时，足球多年没有出成绩，国家队、地方队的生存状态都不理想，大量足球运动员到了二十四五岁，最好的竞技状态刚到来时，就要想到退役、以后找工作的问题，训练就也没有积极性。”

　　刘建宏提到，足球运动对场地、设备的要求高，需要的投入大。那时的比赛，经常把七八支球队集中到一起进行，效果很差，起不到锻炼作用，就成了走过场、摆样子。“中国足球在国内影响很大，但成绩上不去，人们不满意。有的比赛，观众还没有场上球员多。”

　　1992年夏，中国足协的“红山口会议”原则上确立了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发展方向。当时在国务院分管体育的李铁映也希望各地政府能对足球队职业化提供一些行政上的支持。“竖起了职业化的大旗，摸索着进行改革。”刘建宏说，“选择职业化道路也是一种无奈，如果足球职业化了，各地体委就能节省出不少经费。把‘职业化’当成‘饭碗’发给各个球队，球队就可以去市场上‘讨饭’了。”

　　很快，上海申花、大连万达、广东宏远、广州太阳神、四川全兴……一个个由企业集团接手、赞助或冠名的足球队成立了，足以支持主客场比赛，球员收入也增加了。“到了1994年，大部分球队都找到了‘婆家’，成立了职业俱乐部，职业联赛开始了。”刘建宏说。

　　在足球职业联赛最初的三年，“球市很火，1996年，甲A场均观众人数达到了3万人，这在世界上都是上座率比较好的联赛。球星成了城市的偶像，如北京的高峰、上海的范志毅等。”

　　职业化改善了球员的待遇。据刘建宏回忆，四川队魏群第一次领到3000块钱奖金后，兴奋地把钱一张一张铺在了床上。球员收入提高后，在场上表现更加积极，联赛水平也有所提高。

　　1996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王牌节目《足球之夜》，就在足球联赛的火爆中应运而生了。“那时我一边在前方采访，一边还要主持节目，出镜比较多，很快就发现球迷能叫出我的名字了。”刘建宏说，《足球之夜》因为节目效益好，广告投入多，还成了广告部门最喜欢的节目。

　　在足球率先实现职业化之后，篮球、排球、乒乓球、围棋等项目也先后建立了职业联赛。上个世纪90年代，健身娱乐业、户外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诞生了一大批健身俱乐部、滑雪场等户外运动场所。

　　亚运会后，中国体育产业逐步走进了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