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集体化时代：逐步消逝的村庄共同体
[下篇]
葡萄之园，葡萄之远
作家已远，但村庄依旧。如今的温泉屯有2310口人，耕地5900亩，其所在的涿怀盆地与法国波尔多纬度相同，自古盛产葡萄，如今，温泉屯5900亩耕地，几乎全是葡萄园，靠卖葡萄至少是解决了温饱之忧。
标语里的信仰变迁
没有了“阶级矛盾”，没有了对土地和财富的激烈争斗，村民们的生活换了一种竞争方式，财富和知识被人们推崇。靠做发酵站，卖葡萄汁发财的赵子善是一部分人的“偶像”，他去年把家搬去了县城。
石锐家的三女儿石玉萍，“在广州住着，是个大博士，搞翻译的！”，最让村民念叨她的好处是，她还帮赵家的儿子在广州安排了份工作，赵家的儿子也是全村有名的大学生，去年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
村庄的政治中心村委会大院萧条已久，刘振是这个大院的半个主人，因为家里没有房子，他跟打了一辈子光棍的儿子一起，借住在大队院里。
村委会办公室的墙上，有四大伟人的塑料画像、有用毛笔歪歪斜斜写着的“八荣八耻”，还有一张写有“珍惜每一寸土地”的宣传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还没有挂上去。”退休村干部韩才说。
小学校园是村子的地理中心，院墙上刷着的村务公开栏，详细地记录了村庄的政治生活，其中包括，计划生育指标安排、受补贴干部名单及标准、民主评议干部结果、五保户供养费发放、机动地承包费、水费、电费等。
但村务栏的内容已经被这样的广告所淹没：“婚庆录象，电话：×××××××”；“长城电器公司15周年大优惠，名牌洗衣机380元”；“100元包治风湿”……
60年前，贴满温泉屯的是：“咱们要永远跟毛主席走”、“土地还老家，大家有饭吃”、“拥护八路军”、“共产党万岁”……
标语的变迁，清晰地昭示着经济早已取代政治，成为乡村信仰的核心。
82岁的刘振始终都认为，他的土地是从丁玲她们那帮人手里得来的，“是共产党分给我的，是毛主席给的。”年年给党交粮食，天经地义，交多少都不该有怨言。
可以这样认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世界的生活逻辑就是政治的逻辑，后来，尽管在制度上集体化已经不存在了，但农村世界稳定的惯性，让后集体化时代的温泉屯的村民仍然保留着集体主义的意识，保有对国家、村庄的认同。
但是，在1990年代之后，年轻人开始当家，彻底的转变终于完成，经济上的得失逐渐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然而这个过程仍然比城市晚了近10年，农村世界不计回报地为整个民族和给予过它土地的政党，默默奉献了半个多世纪。
穷人与富人
和很多农村不一样的是，即使进入了新时代，最能给温泉屯带来财富的，依然是土地。多一亩地，意味着每年多收3000~5000斤葡萄，意味着每年多5000~8000元收入。
葡萄给温泉屯带来了财富，但村里依然有穷人和富人。穷人都是地少的或者没地的，“少地没地的，大都是自己太懒，不愿意种，或者是打麻将输钱，反正是把地卖给了别人。”韩才如此断言，因为，1986年分地时，是全村人眼睛都看着的，当时全村所有财产，包括3000多亩地、果园、马车等，平均分成股份，男劳力分3股，女劳力分2股，一股大约相当于2亩多地，没人觉得不公平。
但是，种葡萄是个费劲的农活，每年从4月份清明时节开始刨葡萄，接着要追肥、拔芽、绑葡萄、打药、收葡萄，一直到卖葡萄，差不多就10月底了，属于农闲的只有4个多月。人稍微懒点，就不愿意种。
如今，村里地最多的一家有50多亩，最少的1亩都没有。没地的，要么去城里打工，要么就在农忙时候，去别人家葡萄园打短工赚钱。“旧社会的地主，土地也大都是这么来的，经过祖祖辈辈的积攒，才成了地主。”韩才说。
而富人则分两种，一种是地多的，每年一家人光收葡萄，也能收入四五万元。另一种是被村民们称作“经济人”的人。这些人信息广，在外边认识客户多，成了买卖葡萄的二道贩子，有钱的建起了大冷库，除了自己家卖葡萄赚钱，还从别人的交易中提成。
40多里外的长城葡萄酒公司是全国闻名的大企业，温泉屯的明珠公司就是长城葡萄酒公司的分厂。厂子先把村里的葡萄收起来，做成葡萄汁，再运到总厂做酒。跟公司里有点关系和门路的人，就都成了经济人，每年从葡萄交易中就能赚取不少利润。
不过，更富一些的，还是外地人。前几年，有个香港老板跟乡里签订合同，承包了村头的几千亩荒山，不到几年，荒山就都开成了葡萄园，“他们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葡萄品种也好。”村民们羡慕得很。
消逝的村庄共同体
事实上，温泉屯虽然被认为富甲一方，但也只是相比周围其他村庄而言，它所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两年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而张家口总共17个县区，其中10个属国家级贫困县。
卖了几十年葡萄，温泉屯年人均收入不过3000多元。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葡萄生产基地，作为跟法国波尔多同纬度的葡萄基地，他们的葡萄品种极其优良，但这么多年来，却大都只能销往东北各地的批发市场，连进入北京、天津等近在咫尺的大城市都很难，更不用说摆到城里的超市卖。
“要这证那证的，麻烦得很，所以就没去弄了。”温泉屯乡主管农业的副乡长赵景秀对记者说，以前，他们也去北京市场考察过，跟那些大超市谈，可是门槛太高，手续烦琐，一直没谈成。
直到今天，温泉屯的葡萄仍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交易着：每年到了9月份，外地的葡萄商人蜂拥而至，找到自己在本地的老客户，在其家住下，收完了他的葡萄后，再由他带着到其他人家收。
村委会那台用了30多年的老广播至今发挥着重要作用，每到收葡萄季节，广播里会说，有客户在村民某某家收葡萄，价格每斤多少钱，有意者，请到某某家洽谈。这仍然是最重要的交易平台。
乡里也成立了葡萄协会，赵景秀就是常务副会长。可他说，协会没有钱，只是指导一下，主要的事情还是由下边的4个分会：种植、加工、储鲜、销售来做。这4个分会主要由各村的葡萄经济人组成，经济人热衷的是自己赚钱，他们也习惯了原始而熟练的交易方式，就这样一直维持着葡萄产业链的运转。
“不是政府不想组织，可实在是不好组织，现在村民们人心都散了，都是各干各的，谁也不愿意联合。”赵景秀说，去年，村里修水泥路，沙石都堆好了，可村民们不肯多出一点力，自己家门口的路也不愿意出几天工整一下，宁可跑到自家的葡萄地里干活，最后，路修了一半就停了，到现在仍然是坑坑洼洼。
“想想以前，在程有志的带领下，推平一座山几乎易如反掌，可是现在，一条路都修不起来。”老一辈人说起修路的事情就感叹不已。
在这一点上，温泉屯和广大的中国农村一样，农民原子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村庄共同体正慢慢消解。
中国加入WTO已经数年，农产品的保护措施终将消失，那个时候，消解了的中国村庄如何去应对集规模化和机械化于一身的西方现代农业的竞争？事实上，进入2006年，入世对于中国农业的影响已经在释放，只是，乡村世界还没有敏感于这种触痛。这个几乎全部生计都依赖葡萄种植的村庄，未来的命运依然存在变数。
【导读】
1978年：小岗村引发第二次土改: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008年：“第三次土改”的现实与前景：产权决定模式
图书：开国大土改全景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