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土改：3亿农民分田立命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03日17:50 中国经济网

　　1950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这是土地改革中湖南岳阳县策口乡农民烧毁了旧地契。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前言】

　　耕者有其田，以安身立命，凝聚着两千多年来中国农民的热望。

　　1950年，开国大土改，开始了触及“农之根本”，乃至“国之根本”的大动作。当年6月30日，中央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始在全国分期分批土改。至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改成功完成，全国约3亿无地和少地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以暴风骤雨的气势，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而今60年已然过去，土改也几经变迁，记录着居于庙堂之高的政治理想和作用于农村世界的艰难探索。

　　【导读】

　　后集体化时代：逐步消逝的村庄共同体

　　土改第一村：走过“暴风骤雨”

　　1978年：小岗村引发第二次土改: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008年：“第三次土改”的现实与前景：产权决定模式

　　图书：开国大土改全景纪实

　　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当是时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左翼作家先后以参加工作组等方式深入农村工作的一线，并以各自的声音传达出他们眼中当时的农村状况，或是塑造英雄人物，或是还原复杂的乡村人情生态，或是提醒党领导下的土改工作在基层实际遭遇的问题。

　　记者分别奔赴当年土改中的样板村，实地探访“土改第一村”60年的今昔变迁。

　　重访桑干河畔

　　“你是老曹吧，我叫丁玲，是从延安来的，来咱们这儿搞土改工作。”194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个42岁的“胖女人”踏进温泉屯，从此，这个华北平原上普通的村庄随着风云一时的女作家名扬天下，在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它的名字叫“暖水屯”。

　　温泉屯的60年，像一册未经编纂的历史底稿，散乱地记录着居于庙堂之高的政治理想作用于农村世界时的真相，丁玲只是给它开了个头，却始终无法抑或是不肯续写。

　　如今，温泉屯的5900亩耕地，几乎都成了葡萄园。靠卖葡萄，村里人至少是解决了温饱之忧。它所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两年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上篇]

　　名扬天下的村史

　　虽然写的大都是温泉屯的真人真事，但是，丁玲的小说，村里没几个人看过，老年人大都不识字，对于年轻人来说，小说中的村庄故事又太过久远，他们提不起兴趣看。

　　60年后，桑干河水已经干枯了，小说也被人们渐渐遗忘，小说中的地主、富农、村支书、治安队长等人物原型都已经去世，但他们的村庄依旧生长着。

　　丁玲的温泉屯

　　小说的主人公张裕民原型就是村里的曹永明，但是，直到2004年去世，曹永明一辈子都不知道这回事，他没看过书。

　　1989年，上边通知说，要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拍成电视剧，由于温泉屯的旧房子都拆了，剧组把拍摄地放在隔壁的龙王堂村，这让温泉屯村民的意见颇大，而且，电视剧中，曹永明被完全丑化了，一身流氓打扮，穿着完全不像老农民，跟书中形象相去甚远，但老曹对这些仍然一无所知。

　　后来，县电视台播放《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在14英寸的黑白电视里，看别人打土豪、分田地，曹永明只是觉得有些熟悉，仿佛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4集电视，他看得乐滋滋的，还觉得有些不过瘾。

　　丁玲说：“虽然，我与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不算太深，但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的确，她那本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把1946年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落的历史，基本真实地留给了后人。

　　在她的书里，温泉屯是这样一个村庄：漫山遍野的果园和玉米地里，人们辛勤劳作，似乎与百里之外对峙着的百万大军毫无干系；没有大地主，阶级矛盾似乎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强烈；农民对于瓜分土地、财产的近乎“贪婪”的物质欲望远多于实际斗争的欲望。

　　60年后，当我们穿越万亩葡萄园，再来到温泉屯时，它与华北平原上其他村落，与小说中的暖水屯仍然没有显著不同。

　　听说我们要寻找历史，村民们一致推荐了刘振。82岁的老人，读过私塾，算得上文化人，是村里为数不多既参加过土改，后来又看过小说的人。“他现在就是温泉屯的历史书。”

　　广播员老韩赶紧跑回大队部。“刘振，刘振，听到广播后，赶紧回大队部！”老韩朝着满是黑垢的话筒喊了3遍，告诉我们，全村都能听到，他一会就会来。

　　3分钟后，刘振推开了广播室的门，82岁的老人，双手颤抖，走起路来晃晃悠悠，可思路却极为清晰，在他的讲述中，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斥着斗争与革命的年代。

　　刘振的口述史

　　1946年，是温泉屯最乱的年份，地都黄着，没人种，果子有的都烂在了树上。“丁玲他们是中秋节之前半个多月来的。”刘振说，当时，丁玲带了二三十人来，成天在村里大戏台上唱戏，有两出戏最好看：《兄妹开荒》、《夫妻识字》。

　　那时的温泉屯，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斗地主的，后来，就斗了顾家三兄弟，顾家一共有300亩地，算是地主，还有，就是李家三兄弟，可这都是些破落地主。

　　在不少老人的回忆里，地主其实人不坏，还经常支助四邻，碰上天灾歉收的年头，那些“地主”还会在大戏台上煮粥给饿肚子的乡亲吃，“恶霸，温泉屯是没有的！”刘振说。

　　实际上，村民们的经验与政权的想象是存在差距的，一般乡民显然不会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邻居和乡亲看成是“阶级敌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只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之后，人们才有所接受和改变。

　　但是，地还是分了。“在工作组和曹永明他们的主持下，顾家和李家的的土地都被分给了贫下中农。”刘振说，那个时候分得很细致，也很公平，他还是10个群众评议员之一，分得合理不合理，全都是群众说了算。

　　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有点不公平，但无论如何，温泉屯的大部分人从土改中得到了好处，并因此接受了丁玲他们所代表的政府。不过，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基于生活经验的逻辑，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树上的果子，摘了之后也都在家里放着，没有吃，也没有拿去卖，“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呀！”刘振说，当时他就是这么想的。

　　“中秋节那天晚上，村干部们围在大队部里吃‘翻身饭’。”刘振说，菜煮得很香，但他不是干部，没吃上。吃完之后，丁玲他们就走了。

　　很快，国民党的军队打回来了。“是傅作义的13军，来了大概一个排的人，主要是催粮食。”刘振很清楚地记得来村里那支部队的番号，因为那些当兵的军装整齐，装备看着很神气，军纪还挺好，对老百姓也和气。但13军一走，接着来的那些“还乡团”、“保警团”什么的，就全是些坏家伙，最出名的是一个叫王彦的，“那个家伙，共产党来的时候，他参加了八路军县大队，国民党来了之后，又带着枪当了国民党的连长。”刘振说。

　　温泉屯终于慌乱起来。顾家和李家的人也抬起头来，跟干部们过不去，村民们纷纷把摘下的果子又给这两家人送去了，分到的地，穷人没敢种，地主也没人手种，那一年，就那么撂荒了。

　　带着大伙分地的曹永明也没了主意。“当时，他带着几个人打算去投奔王彦，可在半路上，地主李家的儿子告诉他，怀来县的郭民也在招兵，不如去那里。”刘振说，因为大家觉得王彦人品不好，就没去投奔，最后，曹永明把枪交给了怀来的“保警团”。

　　可没过多久，国民党又被打跑了。因为交枪的事情，曹永明被开除了党籍，刘振清楚地记得，当时，上边领导骂曹永明：你是坚强的共产党战士，怎么能把穷人的武器交给反动派呢！

　　后来很多年，村里人都一直替曹永明可惜：要不是这事，凭他的资历，解放后起码能当个县委书记。“曹永明就是个种地的农民，也没读过多少书，要是稍微有点知识，就不会去交枪了。”刘振说起这段就不住地摇头：“国民党跟共产党打来打去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农民能有什么主意，国民党来了一大队兵，谁看着都怕。”

　　从那以后，上边来村里搞工作就不再找曹永明了。不过，老曹的生活并没有平静下来，“文化大革命”，丁玲在北京被批斗，老曹就在村里被批斗。“但是，村里人都知道，老曹是个老实人，没怎么狠批，不像丁玲那么惨，还住了监狱。”

　　曹永明在温泉屯种了一辈子地，4个儿子，1个女儿。如今，最有出息的儿子，在临镇电管站当副站长。

　　但顾家和李家人的命就没那么好了。到了1953镇压反革命时，顾家老大、老二死了，老三也吓跑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温泉屯，生死不明，顾家的女人也都嫁给了贫下中农。如今，顾家的后代还剩下老哥俩，一个70多岁，一个40多岁。李家三兄弟，则都被杀掉了。

　　被遗忘的30年

　　1949年之后的中国，在革命、改革、改良的过程中艰难前行，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责任制……庙堂之远的政治理想肆意分化、组合着农村世界，试图在江湖处处创奇迹，但是，这一切却没有给温泉屯留下多少记忆。

　　程有志是那几十年主要的当家人。这个1969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在温泉屯当了10多年书记，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74、1975年知青返城，可程有志没有回去，留下来搞种子基地，种小西瓜，研究杂交玉米，带着村民热火朝天地实践着毛主席的口号——“果树上山，粮食下川”，把果园全部变成了高产的高粱和玉米，把山、河沟都推平了种地，开荒开出的1000多亩地是他留给温泉屯最大的财富。

　　“文化大革命”，温泉屯挨批斗最多的是刘振。“他们说我骂毛主席，所以斗我，但是我根本就没有骂。”刘振至今对此耿耿于怀。可那会村民都知道，每个村总要揪出些人，就像土改的时候，没有大地主也得揪出来一个，刘振跟干部作对，还写大字报，只好批斗他了。

　　1982年的分田到户，在温泉屯似乎根本不算一件大事，“那两年，虽然一直都是集体制，但是分配方式经常变，一会按工分算，一会又按劳力算，养头猪一会算5个工分，一会又算3个，一会让种高粱，一会又让种葡萄。”所以，那次分地大家也没在意，集体种田还是分田到户，这跟之前的让种玉米还是种葡萄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直到1986年，4年时间让村民们开始意识到，地好像永远是自己的了。村里根据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情况，又重新分了一次地，一人分得两亩多，那也是温泉屯历史上最后一次重大的集体政治生活。

　　任何政治斗争、政策巨变，到了农村似乎都成了强弩之末，似乎并没有触动农村固有的逻辑：必须先保证农业生产，不至于饿死；必须尊重当地熟人社会的逻辑，亲疏远近的判断比别的标准更具持久性。

　　如果没有其他社会力量的介入，乡村世界里，生活的延续既是一个稳定的静态复制过程，又是一个口授心传的过程。岁月流逝，以往的生活痕迹渐渐消解，最后便丢失了，温泉屯的30年，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