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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几乎没什么人敢公开反对包二奶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04日15:00  南风窗

  名流“纳妾”显风流

  的确,说到男性“包二奶”的公开和坦然程度,华人各地难出香港其右。

  一贯以来,香港富商名流包养二奶、三奶的风流韵事,即使曝光于天下,都从不成其为丑闻,反而是新闻界趋之若鹜的娱乐新闻,以及市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

  而当中,最高调“包二奶”之翘楚,莫过于赌王何鸿燊。

  众所周知何鸿燊共有四房妻妾,原配黎婉华是葡萄牙人,何鸿燊自己也加入了葡籍,二人本应随葡萄牙人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后来因黎长期卧病在床,何鸿燊又借《大清律例》为由,另纳妾室蓝琼缨。

  一妻一妾后,何鸿燊并没有停下风流的脚步,在香港政府1972年宣布华人男子一夫一妻制后,他又相继把三姨太陈婉珍和四姨太梁安琪迎入何家。也就是说,何家三姨太和四姨太与何鸿燊的夫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一边是商界名流带头“纳妾”、“包二奶”,风光无限;另一面是普通市民见怪不怪,纷纷效仿。

  “香港男人根本不觉得自己‘包二奶’是一件羞耻的事,反而理直气壮。”正在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接受辅导的周女士对记者诉说,丈夫5年前开始在深圳“包二奶”,一开始还有点遮遮掩掩,后来干脆天天公开上深圳。有一次,二奶不知因何事来到香港,丈夫居然将其带回家中,在隔壁房间大被同眠。

  “他甚至还想过让二奶和我们住在一起,可以省点钱。”当下周女士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几次意图自杀,幸得社工及时救助,才没有酿成另一宗人伦惨案。

  弱势群体求助无门

  “如果我自己有工开,早就跟他离婚了。”周女士说,面对丈夫“包二奶”公开化的行为,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妻子当然会提出离婚。但像她这样的全职太太,顾虑就会多很多,往往只能含恨哑忍,最终走上绝路。

  与国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一样,香港家庭大多育有不止一个儿女,作为妻子经常要同时照顾老人和孩子,繁重的负担常令她们难以继续坚持社会工作,造就了很多像周女士这样的全职太太。

  “7年前生下小女儿后,我就辞了职。”周女士说。正是这一个决定,令她在面对家庭危机时成为绝对的弱势群体,“自己没有收入,孩子还小,全靠丈夫养家,如果离婚,以后怎么生活和抚养子女?”

  最关键的是,香港法例里,对于离婚夫妻,既不像内地那样设立“过错”认定标准,在财产分配上向配偶有通奸行为的“非过错”方倾斜;也不像很多西方国家那样,绝对优先保护女性。

  周女士这样的个案,离婚时若要争取财产和赡养费,还需另打官司。妻子因怕打不赢或争取不到赡养费,往往不敢轻易说“离”。

  “香港法律尊重人性,讲求‘平权’,而非单纯强调‘妇权’。从人性的角度,婚姻中的出轨、包二奶等分属私人感情问题,难以‘对错’界定,若设过错认定,离婚案岂非成了夫妻双方互相指责的闹剧?”林满馨律师解释,“西方国家在财产分配上不问情由一味倾向女性,对男性同样显失公平。并非所有失败婚姻都是男方的过错,假如一段婚姻因为女方的问题结束,男方却要因此损失大笔财产,相信很多男性会选择不结婚。那么香港女性是否又会陷入‘嫁不出’的危机?”

  而当记者问及法律界是否支持将“包二奶”纳入刑罚时,林满馨立刻表示:“法律是否应当过多介入私人感情领域?‘忠于婚姻’与‘自由支配身体的权利’哪个更重要?这些都需要作更多的考虑。”

  显然,在追求绝对“人性”、“公平”和保护弱势群体之间的选择上,香港现行法律更倾向于前者。但在法律无情的“公平”面前,弱势群体的困境,又应如何解决?答案是无解。

  在撒玛利亚有很多与周女士同病相怜的主妇,有的丈夫已经长期住在二奶处,根本不回家,连子女也不顾。这些妻子陷入绝望之中,经常都想以死解脱。

  “遇到因为丈夫包二奶来求助的女性,除了给他们咨询调解外,通常还要启动防止自杀干预。”香港妇联执委兼社会政策研究委员会副召集人杨倩红议员告诉记者。

  “姨太”当总理

  女性弱势群体的境遇,与法律纵容下“包二奶”群体的张扬,形成强烈对比,这常常令林依丽觉得不忿。

  尤其一些名流从来不忌讳利用权势财力将自己的“二奶”捧上“神坛”,继续冲击香港社会所剩无几的道德观念。

  2005年,何家四姨太梁安琪在何鸿燊的支持下获选为香港著名的慈善机构“保良局”总理,2007年成为保良局节目统筹主席;三姨太陈婉珍则于2006年出任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总理,并在2008年获授担任第五副主席。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但带头纳妾,而且让这些姨太高调进入政商界、慈善界,这对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影响何等恶劣。”曾任保良局总理的林依丽又忍不住出言抨击,“保良局的宗旨是‘保赤安良’,是因要求政府立例禁止逼良为娼,保护妇女而得名的。如果让一个姨太当保良局总理,这就不是‘保赤安良’,而是‘保赤安妾’了。甚至保良局旗下学校的小朋友都会认为做二奶是没问题的,可以风风光光当总理,我长大也应该去包二奶当二奶。”

  她自称有话直说,从来不怕得罪何鸿燊。但在她说出以上这番话时,在香港因太“敢言”而被称为“癫狗”的立法会议员黄毓民立即从旁警告:“哇!你自己说的话要自己负责任!”

  “我说话当然负责任。几年前我推荐加州红卡拉OK的老板进保良局,结果被否决,因为卡拉OK的社会形象不够正面。难道姨太的形象就正面了?根本个个都怕何鸿燊,他要姨太入保良局,没人敢反对他。”

  林依丽认为,现在四姨太身兼澳门立法会议员,将来何鸿燊一定会扶持她做保良局主席,任期满后她就可以获颁象征极高荣誉的“金紫荆勋章”——“届时中央是不是真的给这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姨太颁发勋章?全国民众会怎么看?”

  为反对四姨太入主保良局,年前林依丽再度致信特首曾荫权,但曾荫权交由民政事务局局长给她回信,答:根据香港法例,保良局有权自己选择收什么总理。

  她越来越觉得,一股强大的显贵势力正横亘在她为之奔走的道路上。

  前路难行

  很明显一个异状是,香港在外界眼里是一个言论极其自由的地方,但这个女性市民意愿呼声如此高的立法诉求,在法律界、政界的讨论一直少得令人惊讶。

  “香港没什么人敢公开反对‘包二奶’,曾有一位女性议员参选时私下跟我说她也反‘包二奶’,但她平时只在社区内做一些活动,从不敢公然站出来说话。”

  因为每个在香港政界打拼过的人都清楚,假如立例惩治“包二奶”,首当其冲撞在枪口上的,就是那些私生活已经肆无忌惮地公开化的社会名流。而他们当中大不乏有钱有权者,试问港府又敢拿谁开刀?

  何鸿燊和四姨太似乎也认定林依丽在这件事上折腾不出什么名堂来。何甚至公开在媒体面前嘲讽她:“谁能够我‘威’?省港我最‘威’!我有4个老婆。你这个100年前来的人,时代已经进步了,思想怎么还如此落后。”这一来,更多人知道她与何家结下“梁子”了,以后的路显然更为难行。

  在反“包二奶”游行发起前,她曾致电多个香港女性团体,但是在以民主自由著称的香港,居然没有一个NGO愿意与她共同组织这次活动。也许她们也不是不想,只是不敢。

  尽管最后游行还是进行顺利,但是由于媒体的集体失语,却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林依丽有点闷闷不乐。“当天与我们同时还有一个很小型的游行,关于油价抗议的,所有电视报纸大肆报道,唯独对我们只字不提。”

  记者搜索香港新闻,在游行的筹备阶段,曾有不少港媒追访过林依丽,问长问短,但到了“正日”反而无人理会;再结合到最近经常有人跟踪她的行动,她很难不联想到,这些可能都是“某人”正在给她“警告”。

  “不过我不怕的,前段时间我去信给胡锦涛和温家宝了。为什么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可以说‘我有4个老婆,我最威’这样的话,难道政协有这样的特权?”林依丽说,现在她正准备再次入禀特首、民政事务局局长、劳工局局长和律政司司长。同时就四姨太一事入禀保良局主席。

  “只要我一天不死,就要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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