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纳妾”显风流

　　的确，说到男性“包二奶”的公开和坦然程度，华人各地难出香港其右。

　　一贯以来，香港富商名流包养二奶、三奶的风流韵事，即使曝光于天下，都从不成其为丑闻，反而是新闻界趋之若鹜的娱乐新闻，以及市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

　　而当中，最高调“包二奶”之翘楚，莫过于赌王何鸿燊。

　　众所周知何鸿燊共有四房妻妾，原配黎婉华是葡萄牙人，何鸿燊自己也加入了葡籍，二人本应随葡萄牙人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后来因黎长期卧病在床，何鸿燊又借《大清律例》为由，另纳妾室蓝琼缨。

　　一妻一妾后，何鸿燊并没有停下风流的脚步，在香港政府1972年宣布华人男子一夫一妻制后，他又相继把三姨太陈婉珍和四姨太梁安琪迎入何家。也就是说，何家三姨太和四姨太与何鸿燊的夫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一边是商界名流带头“纳妾”、“包二奶”，风光无限；另一面是普通市民见怪不怪，纷纷效仿。

　　“香港男人根本不觉得自己‘包二奶’是一件羞耻的事，反而理直气壮。”正在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接受辅导的周女士对记者诉说，丈夫5年前开始在深圳“包二奶”，一开始还有点遮遮掩掩，后来干脆天天公开上深圳。有一次，二奶不知因何事来到香港，丈夫居然将其带回家中，在隔壁房间大被同眠。

　　“他甚至还想过让二奶和我们住在一起，可以省点钱。”当下周女士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几次意图自杀，幸得社工及时救助，才没有酿成另一宗人伦惨案。

　　弱势群体求助无门

　　“如果我自己有工开，早就跟他离婚了。”周女士说，面对丈夫“包二奶”公开化的行为，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妻子当然会提出离婚。但像她这样的全职太太，顾虑就会多很多，往往只能含恨哑忍，最终走上绝路。

　　与国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一样，香港家庭大多育有不止一个儿女，作为妻子经常要同时照顾老人和孩子，繁重的负担常令她们难以继续坚持社会工作，造就了很多像周女士这样的全职太太。

　　“7年前生下小女儿后，我就辞了职。”周女士说。正是这一个决定，令她在面对家庭危机时成为绝对的弱势群体，“自己没有收入，孩子还小，全靠丈夫养家，如果离婚，以后怎么生活和抚养子女？”

　　最关键的是，香港法例里，对于离婚夫妻，既不像内地那样设立“过错”认定标准，在财产分配上向配偶有通奸行为的“非过错”方倾斜；也不像很多西方国家那样，绝对优先保护女性。

　　周女士这样的个案，离婚时若要争取财产和赡养费，还需另打官司。妻子因怕打不赢或争取不到赡养费，往往不敢轻易说“离”。

　　“香港法律尊重人性，讲求‘平权’，而非单纯强调‘妇权’。从人性的角度，婚姻中的出轨、包二奶等分属私人感情问题，难以‘对错’界定，若设过错认定，离婚案岂非成了夫妻双方互相指责的闹剧？”林满馨律师解释，“西方国家在财产分配上不问情由一味倾向女性，对男性同样显失公平。并非所有失败婚姻都是男方的过错，假如一段婚姻因为女方的问题结束，男方却要因此损失大笔财产，相信很多男性会选择不结婚。那么香港女性是否又会陷入‘嫁不出’的危机？”

　　而当记者问及法律界是否支持将“包二奶”纳入刑罚时，林满馨立刻表示：“法律是否应当过多介入私人感情领域？‘忠于婚姻’与‘自由支配身体的权利’哪个更重要？这些都需要作更多的考虑。”

　　显然，在追求绝对“人性”、“公平”和保护弱势群体之间的选择上，香港现行法律更倾向于前者。但在法律无情的“公平”面前，弱势群体的困境，又应如何解决？答案是无解。

　　在撒玛利亚有很多与周女士同病相怜的主妇，有的丈夫已经长期住在二奶处，根本不回家，连子女也不顾。这些妻子陷入绝望之中，经常都想以死解脱。

　　“遇到因为丈夫包二奶来求助的女性，除了给他们咨询调解外，通常还要启动防止自杀干预。”香港妇联执委兼社会政策研究委员会副召集人杨倩红议员告诉记者。

　　“姨太”当总理

　　女性弱势群体的境遇，与法律纵容下“包二奶”群体的张扬，形成强烈对比，这常常令林依丽觉得不忿。

　　尤其一些名流从来不忌讳利用权势财力将自己的“二奶”捧上“神坛”，继续冲击香港社会所剩无几的道德观念。

　　2005年，何家四姨太梁安琪在何鸿燊的支持下获选为香港著名的慈善机构“保良局”总理，2007年成为保良局节目统筹主席；三姨太陈婉珍则于2006年出任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总理，并在2008年获授担任第五副主席。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但带头纳妾，而且让这些姨太高调进入政商界、慈善界，这对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影响何等恶劣。”曾任保良局总理的林依丽又忍不住出言抨击，“保良局的宗旨是‘保赤安良’，是因要求政府立例禁止逼良为娼，保护妇女而得名的。如果让一个姨太当保良局总理，这就不是‘保赤安良’，而是‘保赤安妾’了。甚至保良局旗下学校的小朋友都会认为做二奶是没问题的，可以风风光光当总理，我长大也应该去包二奶当二奶。”

　　她自称有话直说，从来不怕得罪何鸿燊。但在她说出以上这番话时，在香港因太“敢言”而被称为“癫狗”的立法会议员黄毓民立即从旁警告：“哇！你自己说的话要自己负责任！”

　　“我说话当然负责任。几年前我推荐加州红卡拉OK的老板进保良局，结果被否决，因为卡拉OK的社会形象不够正面。难道姨太的形象就正面了？根本个个都怕何鸿燊，他要姨太入保良局，没人敢反对他。”

　　林依丽认为，现在四姨太身兼澳门立法会议员，将来何鸿燊一定会扶持她做保良局主席，任期满后她就可以获颁象征极高荣誉的“金紫荆勋章”——“届时中央是不是真的给这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姨太颁发勋章？全国民众会怎么看？”

　　为反对四姨太入主保良局，年前林依丽再度致信特首曾荫权，但曾荫权交由民政事务局局长给她回信，答：根据香港法例，保良局有权自己选择收什么总理。

　　她越来越觉得，一股强大的显贵势力正横亘在她为之奔走的道路上。

　　前路难行

　　很明显一个异状是，香港在外界眼里是一个言论极其自由的地方，但这个女性市民意愿呼声如此高的立法诉求，在法律界、政界的讨论一直少得令人惊讶。

　　“香港没什么人敢公开反对‘包二奶’，曾有一位女性议员参选时私下跟我说她也反‘包二奶’，但她平时只在社区内做一些活动，从不敢公然站出来说话。”

　　因为每个在香港政界打拼过的人都清楚，假如立例惩治“包二奶”，首当其冲撞在枪口上的，就是那些私生活已经肆无忌惮地公开化的社会名流。而他们当中大不乏有钱有权者，试问港府又敢拿谁开刀？

　　何鸿燊和四姨太似乎也认定林依丽在这件事上折腾不出什么名堂来。何甚至公开在媒体面前嘲讽她：“谁能够我‘威’？省港我最‘威’！我有4个老婆。你这个100年前来的人，时代已经进步了，思想怎么还如此落后。”这一来，更多人知道她与何家结下“梁子”了，以后的路显然更为难行。

　　在反“包二奶”游行发起前，她曾致电多个香港女性团体，但是在以民主自由著称的香港，居然没有一个NGO愿意与她共同组织这次活动。也许她们也不是不想，只是不敢。

　　尽管最后游行还是进行顺利，但是由于媒体的集体失语，却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林依丽有点闷闷不乐。“当天与我们同时还有一个很小型的游行，关于油价抗议的，所有电视报纸大肆报道，唯独对我们只字不提。”

　　记者搜索香港新闻，在游行的筹备阶段，曾有不少港媒追访过林依丽，问长问短，但到了“正日”反而无人理会；再结合到最近经常有人跟踪她的行动，她很难不联想到，这些可能都是“某人”正在给她“警告”。

　　“不过我不怕的，前段时间我去信给胡锦涛和温家宝了。为什么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可以说‘我有4个老婆，我最威’这样的话，难道政协有这样的特权？”林依丽说，现在她正准备再次入禀特首、民政事务局局长、劳工局局长和律政司司长。同时就四姨太一事入禀保良局主席。

　　“只要我一天不死，就要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