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通钢血案：一个老国企的艰难转身

　　建厂51年，总资产268亿元，员工近3万名，年产钢700万吨，作为吉林省最大的省属钢铁企业，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久以来就像一个四平八稳的独立王国，学校、医院、公安、物业等机构一应俱全，单位、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一成不变。直到2005年，民营企业建龙集团入驻，国企生活开始被打破，不同背景、理念、体制之间的磨合与摩擦不断。在分分合合的反复中，终酿7月24日的血案——建龙派来的新任总经理陈国君被围殴致死。我们的观察以两个普通的通钢家庭为主线，他们的生活波澜以及在这波澜中滋生的不安与迷惘，或可折射一个老国企的艰难转身。

　　记者◎魏一平  陈超   摄影◎于楚众

　　兄弟

　　见到郑广忠时，72岁的老人正倚在墙根，颤巍巍摆弄着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因为脑血栓，老人的右手不太灵便。他反复把电池拔出来再插上，杂音不停地出现、消失。“坏了。”老人有些失落地说。

　　郑广忠破旧的小屋里，几乎一伸手就能摸到房顶，四面全是下雨留下的水渍。老郑整日里除了挪到屋外晒晒太阳，就是靠在炕上喝酒，桌上是两个泡满药材的酒坛。“每天4顿，早晨7点，中午12点，下午17点，晚上睡觉前，都要喝，每次二两。”电视机上摆着一串葡萄，那是他今天的下酒菜。

　　从通化市区中心的新站广场出发，沿浑江一路向东北方向15公里，高耸的烟筒、弥漫的灰尘、方格子一样的宿舍楼，这就是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钢”)所在的二道江区了。顺山坡上去，郑广忠的家就淹没在一片低矮杂乱的红砖平房中。这是最早的通钢工人宿舍区，起初盖了32栋，后来又加盖了十几栋，但仍沿用32栋的地名，只是现在已经成了当地人心目中破败和穷困的代名词，很少有人造访。

　　“我是炉前工。”他记得自己半个世纪前的职业。1958年，不满20岁的郑广忠在通化农村务农，“全国都在大炼钢铁，当时要在二道江建铁厂，同乡告诉我要招工，就赶来了。”在郑广忠的记忆中，那时的二道江还是一片荒凉，招工的地方很容易找，一张桌子，旁边立着一块“招工”的大牌子，写上名字、籍贯他就成了工人。郑广忠很快把妻子、父亲和岳父从农村接到厂区，但这种团圆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全家每月只能分到二三十斤粮食”，提到这段岁月，郑广忠竟然泣不成声，“全家只有我一个劳力，把粮食都省给我吃。可是我还饿，上班的时候，拿了半瓶酱油，切了点葱花，兑着开水喝”。

　　从郑广忠工人生涯开始，艰辛就接踵而至。困难时期刚刚结束，通钢停产了，郑广忠一家被分配到林场，“全家又搬到深山老林里边”。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工资上涨了两级。“当时工资一共有5级，我涨到2级，每月60.3元。”在老人有些混乱的记忆中，这份象征工人级别的工资数目最为清晰。

　　通钢复产后，他和来自辽宁的董国君分到了一个车间，现在仍居住在32栋的老工友中，仍健在的也就只有他们两个“兄弟”了。

　　“你个老东西，说话咕哝咕哝。”郑广忠拿老董开起玩笑，72岁的老董也患了脑血栓，说话不清楚。“你说话还结巴呢。”董国昌笑着反击，气氛顿时轻松下来，像回到了几十年前同吃同住的场景。

　　不约而同回忆起当年的岁月，每月60元的工资让两人颇感自豪。“那时候，5块钱能买500斤煤，2块钱能扯5尺布，通化市里的一般人都比不了我们。”偶尔也会遇到一些不快，“厂里分楼的时候，没有轮到我，我就找到那个分楼的小科长，跟他喝酒的时候偷偷把他茶杯里的水换成酒，一下就放倒了。”郑广忠说自己是有名的“抗上”，旁边的董国君附和道：“我还骂了厂长呢。”

　　后来，本刊记者找到了这位已退休的老厂长王国钢(化名)，提及此事，他哈哈大笑：“那算什么，当时领导跟工人打成一片，大家都亲如兄弟，每年都搞苦战恶战大会战，厂里要求工人流多少汗、沾多少灰，领导也要流多少汗沾多少灰。”他特意提到了毛主席语录里的一句话，“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虽然是技术人员，但王国钢1966年来到通钢时，也跟工人一样“住席棚，吃窝窝头酸菜汤，冬天踩着没膝的大雪去上班”。30年没有节假日，30年没有迟到旷工，上万名像他这样从全国各地来支援建设的老通钢们所受的苦累我们很难想象，说起这些，老人总免不了要掉泪，“真正是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对通钢的感情比家还重”。

　　“以厂为家”并非一个简单的说辞，王国钢的4个儿子和4个儿媳妇全部都在通钢各厂上班，甚至连大孙子和大孙女也都成为通钢的一员。董国君也有4个儿子，也都跟通钢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用他的话说：“在通化，要找到一个完全跟通钢没关系的家庭还真不容易。”

　　下午16点多钟，董家老三董利彬结束了在第二炼钢厂的白班，骑着那辆家里最值钱的嘉陵摩托车回来了。因为买不起山下的楼房，他跟妻子至今仍跟父母挤在两间狭小的平房里。不足20平方米的屋子里，土炕占去了一大半，与一个旧式衣橱之间的过道连两个人都容不下。

　　董利彬有些羞涩，除了简单说起自己上班的情况，并不愿多谈家人。兄弟4人相差不了几岁，在他的印象中，“拿着毛主席语录、背着从单位食堂买来的窝头一起上学”的日子可能是最温暖的记忆了。现在，即便作为外来者，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这个家里兄弟们之间的疏远和淡漠，董国君在衣橱桌柜里努力翻找了半天，终究也没找到大儿子和小儿子的电话号码。董利彬想了半天，终于说出了大哥的手机号，面对我们要他引荐的请求，他显得很为难：“我们来往很少，除非老人病得不能动了他才回来看看，还是你们自己联系吧。”虽然大哥就住在离这里不足1公里的宿舍区。至于两年前就到北京打工的四弟，他连手机号都没有，“有时候他会联系我们，两年多来只回过一次家”。

　　吃过晚饭，董利彬匆匆骑上摩托车出门了，他急着去找他的“兄弟们”玩，那些并无血缘关系的工友，从他18岁参加工作以来就一直在一起，至今已经26年了。

　　身份

　　刚开始，老三董利彬的妻子并不欢迎我们到来。“你们去采访那些全民的工人去，我一个大集体出身的老婆子，有什么好说的。”她一边忙活着家务，一边没好气地拒绝拍照。旁边的丈夫不好意思地解释道：“她干的活又重又脏，我都受不了，一个月才六七百块钱，心理自然不平衡。”

　　身份，就像紧箍咒一样伴随着他们的一生，由此带来的阶层感，无处不在。

　　其实，董利彬的身份也经历过一次变化。1983年，初中毕业后，他找到一家小集体单位做苦工，一天只有一块多工钱，哪里有活去哪里干。所谓小集体，其实不过就是一些名义上为通钢服务的小企业，跟现在随处游走的打工队差不多，没有编制、没有固定工资。后来大部分改制为大集体，虽然待遇跟全民所有制工人差不多，但在编制、社保上仍有所区别。1987年，通钢招合同制工人，“待遇跟全民职工一样”，他的语文、数学加起来考过100分，加上体格健壮，便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工人，“第一个月领到了200元工资，还有200元的奖金，真是乐坏了”。

　　妻子是他们一起在小集体打工的时候认识的，那个年月，“找对象先要问问对方是什么身份，全民的自然最吃香”。由于文化水平低，工厂招收女工本来就少，妻子一直没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工人”，这让她不免耿耿于怀。“他可是全民的正式工”，即便在提到大哥时，妻子也是一副酸溜溜的语气，董家老大现在是耐火厂的车间主任，在四兄弟中也算是混得最好的一个了。

　　从追忆回到现实，郑广忠和老伴也陷入了身份带来的失落。1992年，郑广忠退休，本想让子女接班，结果恰好赶上子女接班的优惠政策取消。5个子女都没拿到“全民所有制”工人的待遇。“我是全民的，可儿子都成了大集体。”在通钢人的心目中，“全民的”意味着正式的编制、稳定的福利、更高的工资。老人甚至不愿多谈自己的儿女，书桌上的电话旁贴着一张写满儿女电话号的白纸，可电话机上却落满了厚厚的灰尘。

　　为了能多挣点钱，董利彬在分配工种时主动选择了最辛苦最危险的炉前工，一干就是22年。7名工人组成一个班组，现在实行的是四班三倒工作制，每天以7：40、15：40和23：40为严格的分界线，个人亦有不同的岗位分工。董利彬现在的岗位是二铸手，地位仅次于统领整个班组的班长(炼钢工)、负责操作机器的一铸手以及负责配料的合金工，这是他在做了四五年的打杂工之后获得的升职。“其实，别小看打杂工，万一地上没打扫好有水潮湿，钢水一旦洒上就会爆起来，会死人的。”董利彬说起这些，就不再嘻嘻哈哈，“二铸手的担子更重，操作失误一次就会造成很大损失。”

　　每天，董利彬都会穿上那双由牛皮、轮胎和钢包头制成的笨重炼钢靴，戴上安全帽和炼钢镜，从高炉旁的控制室出来，爬上炉顶的一个小操作室，透过一扇小窗来判断运输车和钢包的位置。他的工作就是一手控制钢包移动，一手控制底下的运输车移动，然后启动装置，把钢包里高达1700多摄氏度的钢水通过旁边一个直径十几厘米的出港口倾倒进3米之外的运输车中。由于是抛物线运动，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钢水外溢，浪费是小事故，伤亡甚至都难以避免。

　　没有时间自己去食堂打饭，他们班组只能雇一位临时工负责打饭、刷饭盒，每个月50元。每隔8～10分钟就会有一次操作，生产线常年不停，吃饭只能在这几分钟内匆匆完成，“一顿饭要吃两三次”。为此，几乎每个人都落下了肠胃病。

　　除了炉前工，炼钢厂车间里还有电工、钳工等大大小小50多个辅助工种，每一个岗位都代表着一种身份，也代表着不同待遇和地位。正常情况下，董利彬的工资能达到每月1700元左右，按照不同系数之间的换算，班长的工资在2500元左右。21岁的女儿已经出嫁，董利彬拿出1万元当嫁妆，虽然解决了一个心头大事，但买房子的愿望就泡汤了。“两口子2000块钱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家里光烧煤一年也得将近2000元，更不用去想一套八九万元的房子了。”

　　妻子一直没有什么正式工作，只能靠老董每月1000块钱的退休金生活，老两口每天只吃两顿饭。1994年，董国君退休后的第三年，正在长春一个废钢厂看大门的他突然患上脑血栓，后来老伴也得了同样的病，单是每个月的药费就要两三百。让他没想到的是，从2005年企业改制后，医院划归地方，以前基本全免的医疗费也要自己掏腰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