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
王国钢选择了“人心惶惶”这个词儿来形容2005年。
这一年,是中央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第二年,吉林省打响了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攻坚战。按照当时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组织1000多名年轻干部下国企,“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全省816户国有工业企业的改制任务”。作为最大的省属国企,通钢虽然在前几年也有过大小的改制,但直到此时才真正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产权改革。
《通钢集团公司改革调整方案》显示,截至2005年11月,17所通钢自办学校和6个公安管理机构全部交付地方政府管理,12月7日通钢医院完成改制任务并正式挂牌通化市第二人民医院,通钢建安公司、公主岭机械等34户通钢所属的辅业单位全部完成了剥离改制任务。
通钢一中的校门口,红色的展板写着被大学录取的学生名单。“每年都有一两个清华、北大的。”退休教师王希之语气中充满自豪,“这是仅次于市一中的高中。”除了连接中间的两条公路,通钢所在的二道江区与通化市老城区东昌区就像两个独立的城市。当年通钢建成后,将二道江的“民中”接手,正式成立通钢一中,这标志着通钢办学的开始。通钢集团下辖教育处和培训处,原教育处科长王昌海介绍,教育处负责中学、小学等,培训处负责技校、中专等职业学校。通钢办学的起伏,则是这个老牌国企命运的另一个侧面。
王昌海回忆,1977年恢复高考,他被分配到通钢一中当老师时,“学校只收通钢子弟,没有什么竞争”。初中8个班,高中4个班,就是将初中的学生淘汰一半上高中,与市里的升学体系相互独立。到80年代,二道江区逐渐扩大,企业封闭的升学系统受到挑战,好在“国有企业办学的优势就在于投资”,王昌海说,从90年代开始,通钢一中在全市率先建立微机室、语音教室、电视系统。“我们学校铺的都是塑胶跑道,连市体育场都没有,我们老师的工资也和企业干部的待遇一样。”王希之回忆,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通钢中学老师的工资开始超过地方学校。到90年代后半期,市里学校的老师工资平均在1200元左右,通钢中学的老师待遇已经超过1700元。
“通钢员工的子女入校,比其他地方的孩子可以降20分录取。”作为子弟学校,通钢一中又恢复了自信,“我们去教育局开会,都嘲笑他们,这样的凳子我们早就扔掉烧火了,你们还在用。”
2005年企业转制,通钢一中划归地方管理,划归地方后,通钢一中的教师待遇保持不变,而且随着地方教师每次工资上调都会按比例涨工资,在原本较高的工资基础上,待遇仍然要好于地方教师。有人评价说,“幸亏从2006年开始分开,要是还跟着通钢,学校要跟着企业一起承担最近的市场风险了”。
王国钢家的老二媳妇就在通钢小学当老师,划归地方后工资不降反升,但像她这样幸运的人并不多,王家8个儿子和儿媳之中,其余5位受到改制直接影响,几乎都走了下坡路。老大从主体单位炼钢厂调往辅助单位第二耐火材料厂;45岁的老二从炼钢厂买断工龄,一次性补偿4万元,刚刚够交20年的社保;老三原在炼钢厂办公室开车,精简机构后到车间当了工人;老三媳妇也由原来的工会干事改为车间工人;老四所在的劳务开发公司剥离出去之后,自负盈亏。
2005年9月,通钢集团与民营股份制企业建龙钢铁公司签订了合作重组框架协议,建龙正式入主通钢改制,赶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12月30日,新的通钢集团在长春揭牌成立。重组后,省国资委、华融公司、建龙钢铁公司分别持有46.64%、14.60%和36.19%的股份,通钢管理层持股2.57%。建龙作为第二大股东,向通钢公司派出了陈国君作为总经理和另一名财务总监。
与很多国企改制一样,减员增效成为通钢重组后迈出的最艰难一步。其实早在2005年5月13日,公司就曾下达文件,要求男职工在55岁以上,女职工45岁以上,都写申请内退,每月只拿五六百元的生活费,坚持到退休年龄就可以领正常的退休金,但似乎力度并不大。建龙入驻之后,裁员增效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内退的标准被再次提高,男职工年龄在52岁以上,或者工龄超过30年一律内退。”内退员工高盛军(化名)说,由此不少内退职工将愤怒指向建龙集团。
当时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记录了通钢在这一年发生的变化:选择改制的员工2.5077万人(含分流进入辅业改制单位5712人);内部退养7606人;自谋职业2622人;移交教育、公安在职人员1177人;因工负伤休养、休假215人。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管理机构,由原来的34个精简到18个,机关职能科室由148个缩减到114个,党群部门科室由13个缩减到4个,二级单位(包括子公司)科室由210个缩减到156个。精简中层干部88名,科级干部减员21%;一般管理岗位减员15%。
董利彬觉得自己挺幸运,作为炼钢厂的主要工种,他没有进入下岗或分流名单,但压力仍在。“以前出过小事故,把钢水洒到地上,罚款200元,现在就直接下岗。”他说班组里的每一个人干起活来都不得不小心翼翼了。
利益
李腾荣(化名)并不承认身份变动带来的不安:“现在全国人都知道上淘宝网做买卖,谁还会抱着个国企职工的身份不放?”一切皆利益,“有一次,建龙的一个高管在酒桌上跟我们说,通钢工资1700元的工种在唐钢可以达到3000元”。他是通钢财务部的一名员工,工作14年,工资1500元左右,“可上个月,我儿子生病,花了700元,孩子上托儿所,每月300元。加上水电、煤气,我一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东北人爱喝酒,同事朋友聚会,加上别人红白喜事的礼金,每月的伙食,我们这样的双职工家庭都很紧张,何况通钢的炼钢工人中,很多家庭里只有一个在职的”。
改制对原有国企模式的触动体现在方方面面。如对机动车辆实施集中统一管理,对差旅费、报刊征订费、印刷费、通讯费等管理费用实施有效控制,并对过去一些激励作用不大的部分单项奖励予以取消或减发,“仅此每年可降低成本1300万元”。
王国钢算得上是处级干部,每月退休金在1800元左右。真正让他感觉失落的并不是钱多钱少,以前每个月减免一部分煤气费,订阅两份报纸杂志,每年组织一次夏季疗养,买油买肉都有一定优惠,现在,这些全没有了,“合计起来也值不了几个钱,但我们这些为通钢干了一辈子的老人,还是感到很寒心”。
不满情绪开始慢慢发酵,虽然通钢自己的报纸、电视台经常报告增产增收的新闻,但工人并没有从中体会到实惠,各种各样的传言滋生在这个依旧相对封闭的小圈子里。有人说建龙挪用通钢的钱在吉林市新建钢铁厂,带走了通钢人才和高附加值项目;有人说建龙在并购其他厂区的时候占地,允诺解决工人工作,要把这批工人调到通钢,这就意味着会砸更多人的饭碗;有人说从建龙江苏的工厂中调来了200名质量检测员替换通钢的老职工。“他们的工资比一般的工人高不少,就住在那边。”高盛军指着广场旁一座新的高层住宅楼,对这些虚虚实实的传言,他们显然深信不疑。
“所有的不满都是因为比较。”李腾荣的分析不无道理。1998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启动,通化也不例外。“我们当时两三个月发一次工资,可是没有一个人上访闹事,为什么?因为市里的企业更惨,好多企业都黄了,一分钱拿不到,相比之下我们通钢还算是好的。”挺过国企改革浪潮的通钢在2000年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工人的待遇也开始大幅度增加。“那时候,我们的工资比市里的公务员还高。”李腾荣回忆,2005年改制前,通钢一般员工的工资能达到1200~1300元,而政府普通职员的工资甚至低于1200元。让他不平的是,到2008年底,“公务员的工资上涨到2000元以上,比我们高五六百,这种差距让我们很难接受”。
在通钢内部,对于吃惯了大锅饭的国企职工来说,短时间内拉开的巨大差距打破了旧有的平衡。建龙带来新的企业管理制度,改制后的通钢开始实行三级管理,总经理、厂长、作业区区长,引入年薪制。李腾荣不满的原因可以为一个社会学名词做生动的注释——相对剥夺,“我的工资是每月1600元,科长的工资是三四千元,再往上的领导就可以开着十几万元的车上下班,这样的比较肯定让普通员工感到不公,这造成工人的积怨”。干群关系随之恶化,去年冬天,炼扎厂一位厂长与工人发生口角时被殴打致死,在通钢职工之间就曾引起不小的震动。
不幸的是,金融危机偏偏这个时候到来。由于全球钢材价格下跌,钢材市场低迷,去年通钢的高炉也有部分停产,董利彬在家赋闲了3个月,每个月只领500多元的生活费,内退员工只能领到二三百元。要命的是,通钢生活区的供暖使用的是高炉和焦化厂的冷却水余热,去年冬天高炉停产,供暖温度不够,好多居民找到物业公司,经过协商只好重开高炉供暖。
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长白山区,正当工人们的愤怒即将被点燃时,建龙集团却于2009年3月宣布与通钢股权分立。“那一天,整个通钢生活区,鞭炮齐鸣了一天一夜,路边的小饭馆里挤满了喝酒庆祝的职工。”几乎所有受访的通钢职工都印象深刻。“2005年建龙入股的时候,我是真心欢迎的。”李腾荣说起这些有些苦涩,“可后来看看流传的那些矛盾,都是因为这3年来我们的收入太低了,建龙伤透了我们的心。”
迷惘
进入通钢冶金区的大门共有5个,1号门旁边就是集团办公楼,门口就是明珠广场和通钢体育馆,这是通钢职工和家属的活动中心,前几天在此值守的警察已经撤走。7月31日下午17点整,集团的广播响起,开始播报焦化厂等分厂增产增效的新闻。厂区和办公楼里的员工开始陆续下班,广场上的人也多了起来。老人拉着二胡合唱,中年人围着广场散步,小学生潇洒地玩着滑板,平静的气氛中,广场地面上被涂料覆盖的标语依稀可见,“建龙滚出通钢”。
李腾荣突然反问本刊记者:“如果一个外企给你两倍于国企的工资,你会选择哪个?”得到“当然选择外企”的答案后,他有些愕然,愣了半天自言自语道,“或许地方不一样,人的想法真的不一样吧”。这与他刚刚一直在强调的利益至上似乎有些矛盾,或许也代表了大多数国企员工内心的矛盾——他们既向往好的待遇,又不想放弃稳定的铁饭碗。一切未知的变动都会带来不安与迷惘。
今年34岁的李腾荣就是通化当地人,初中毕业后因为成绩不好,上了通钢的技校。虽然当时通钢的工资已经有五六百块,比市区的企业高出两三百,可他仍然觉得那时的选择有些无奈,“我们的工作第一选择都是进政府机关,毕竟旱涝保收,或者进事业单位,实在不行才到企业”。其实当时通钢的工资水平并不低于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但我们这边的人总觉得企业不稳定”。
他选择通钢的理由是因为这是一家大型国企,在李腾荣的心目中,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第二次见到王国钢的时候,他竟突然提出了这样的质问:“你们到底代表哪一方?不会是建龙派来的吧?”原来,这天上午他去参加厂里的退休老干部座谈会,提及昨天我们的拜访,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虽然疑虑已经打消,王国钢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坚决要求使用化名,为的是“不要给儿女们惹麻烦,砸了他们的饭碗”。
虽然省政府和省国资委已经宣布“建龙永不参与通钢重组”,但职工们心中的不信任感仍未完全散去,当地报纸的报道中任何蛛丝马迹的表述差异都能让他们琢磨半天。现在,行走在通钢生活区,很少会看到穿工作服的员工,大家都担心来自建龙方面的报复。
戏剧性的冲突就源自7月22日。这一天,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主持召开主任办公扩大会议,传达省政府专题会议精神,通报通钢集团增资扩股工作情况。根据新的股权调整方案,建龙集团再次入股通钢后取得50%以上的控股权,成为通钢的第一大股东。当天晚上,通钢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消息宣布后,会场一片震惊。
第二天上午,通钢科级以上干部被召集到办公楼会议室开会,据一位参加会议的人士透露,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宣布建龙控股的消息后,会场就有人与之展开激烈争论。“建龙走的时候亏损那么厉害,现在6月份开始盈利了,他们又想回来吃掉我们。”类似传言当晚就在通钢职工及家属之间迅速蔓延。但上级要求通钢所有干部层层传达、分层联保。
7月24日上午,建龙派来的陈国君来到通钢焦化厂与厂领导谈话,随即遭到职工围堵。据当地政府通报,当日,内退人员、职工家属以及分散在通钢周围的诸多闲散社会人员纷纷聚集,通钢所有7座高炉相继停产。冲突发生,陈国君被围殴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