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判三年，我当然很失望”

　　7日下午，杭州市检察院通报此案时，确认肇事保时捷事发时车速74～83公里/时，魏志刚负事故主要责任，死者马芳芳由于没有按规定走人行横道线，负次要责任。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赵野松说，通过现场勘验、调取电子监控视频和询问现场目击者，证实被害人马芳芳在横穿马路距斑马线南侧10米左右处被车撞上。也就是说，当时马芳芳并非行走在东西向的斑马线上。

　　不过，新浪博主李承鹏等众多网友质疑警方公布的视频仍存在疑点。例如：视频画面没有事发当时画面，没有事后画面，只是显示模糊不清的马芳芳顺着路边行走，并非横穿斑马线，恰恰少了事发当时29秒钟，“警方提供的录像不能说明什么，也不能证明什么”。

　　“8·4”交通肇事案，必然让人联想到“5·7”交通肇事案，舆论认为，因为胡斌的被“轻判”，导致没有对社会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

　　“作为一直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杭州人，魏志刚不可能不知道胡斌案，但他为何没有引以为戒？”“5·7”交通肇事案遇害者谭卓的父亲谭跃表示：“违法的成本太低了，怎么让他引起足够的重视？”

　　7月20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胡斌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之后，有关胡斌“替身门”愈演愈烈，网民怀疑出现在法庭上的胡斌是替身，因此展开人肉搜索。西湖区人民法院、检察院多次对外辟谣，质疑声仍然不断。

　　对于“替身门”，已经回到湖南的谭跃表示，他并不认为胡斌被“调包”，但杭州市相关部门应该拿出充足的证据积极有效地化解公众的疑问。

　　“更应该去思考的是，网民为何对地方公检法如此不信任。”谭跃认为，这种不信任与“5·7”交通肇事案后“70码”一说，以及最终胡斌的判决结果有关联。

　　“只判三年，我当然很失望。”谭跃说，“但胡斌应该判多少年，不是我说了算的，应该由法院判决，但对于案件的定性，我是有异议的，我始终认为胡斌是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

　　谭跃认为“5·7”交通肇事案与成都的孙伟铭案在量刑上可能会有差别，但在案件性质上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致死人数多与少的问题，“现有证据表明胡斌是在闹市区飙车” 。

　　“当初接受113万元民事赔偿协议时，我就说过，不会因为达成赔偿协议，就放弃对胡斌的刑事追究。”

　　谭跃说，这样做是为了杜绝类似惨剧的发生，为了更多人的出行安全，“对于胡斌，我不存在恨不恨的问题，也不存在原谅不原谅的问题，你叫我怎么去原谅他呢？”

　　“我坚持胡斌是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某种程度上，我现在是在为了公益打官司。”谭跃说，他听说“8·4”交通肇事案后很伤心，“想起了谭卓，也很同情马芳芳的父母，我很能理解车祸给马芳芳父母带来的伤害。”

　　“一定要提高对酒后驾车、飙车这类严重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的打击力度，严惩！如果胡斌被判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会有多么大的警示意义！”谭跃说，“为何同样性质的案件，在成都与杭州就出现了这么大的判决差异？”

　　谭跃情绪有些激动，他认为，轻判某种意义上等于纵容犯罪，“经济上的代价不足以形成震慑，对于有钱人，100万元算什么？”

　　“为什么酒后驾车、飙车屡禁不止？！一起起恶性车祸说明法律与行政管理上都存在缺陷。”他说。

　　“你把斑马线延长有什么用？就算把马路上都画上斑马线也没有用，真正的斑马线在心里，法律不能形成有效的震慑，惨剧还是会发生。”

　　“飙车、酒后驾车已经是国内很普遍的问题了，交通肇事案全国每天都发生，不能每次都要领导批示来解决，如何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从根本上杜绝这些行为，如何健全法律，这才是根本。”

　　谭跃并不认为“8·4”交通肇事案、“5·7”交通肇事案与“富二代”有什么必然关联，“这不是富二代的问题，不能给富二代强加罪名，也有开着普通车造成恶性交通事故的。”

　　“作为老百姓，我们不仇富，我们担心的是富裕的人处理事情可能手段、社会资源会多一些，我们不仇富，我们仇的是不公，仇的是为富不仁。”

　　针对西湖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谭跃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及西湖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抗诉申请书与申诉书。

　　谭跃认为法院对胡斌的犯罪事实定性不准确，适用法律不当，应以“其他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严加惩处，请求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提出抗诉。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后认为：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5·7”交通肇事案所作出的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确定性质、适用法律方面与西湖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所认定的完全一致，量刑也在法定幅度内，故决定不提起抗诉。

　　对此谭跃表示，他会选择继续申诉。

　　汽车社会的人车矛盾

　　过去的10年是中国汽车工业快速发展的10年，中国也迅速进入了汽车社会，随着车辆的增多，城市人口的增加，道路建设以及法律的滞后日益明显，人车矛盾不断加剧。

　　以杭州为例，自2002年5月1日放开小型机动车上牌政策以来，杭州机动车和驾驶人持续快速增长。从1999年至2008年底，杭州市机动车保有量从33.8万辆增加到139.5万辆，增长313%，其中老城区机动车保有量从8.2万辆增加到46.6万辆，增幅更是高达468%。

　　来自杭州市交管部门的统计，近年来杭州市的机动车辆与驾驶人员以每年20%的速度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杭州城的道路建设严重滞后，远远跟不上车辆的增长速度，杭州城在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上升，人与车每天都在抢夺有限的道路资源，于是，司机抱怨行车难、停车难，行人抱怨不安全，管理部门又抱怨管理疲惫、力不从心。

　　社会的贫富不均以及人们目前对于车辆过于浓厚的身份乃至阶层标签认同，更加剧了人车的对立。

　　车辆的增多带来的麻烦还远不止这些，这座被称为“天堂”的美丽都市，空气质量持续下降，以灰霾为例，杭州市的灰霾天气从上世纪70年代的2天，80年代与90年代共计143天，上升到2001年每年12天，2008年，居然达到了158天。

　　这是中国快速进入汽车社会，人车矛盾的一个典型样本，尽管杭州市这几年在着力打造快速公交系统，并在市区多处投放了数万辆免费自行车，倡导绿色通行，但在出行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很多人首先考虑的还是购买私家车。

　　由于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的省会，杭州的私家车比例，尤其是宝马、奔驰、保时捷这些豪华车的比例在全国位于前列。

　　一名宝马车司机告诉记者，改装车现象在杭州比较突出，一辆20多万元的轿车，改装费用可能高达三四十万元，“但是玩得起的人还是比较多”。杭州人都知道，长期以来，龙井山、滨江上不断传来“飞机轰鸣声”，那是豪华改装车的发动机声。胡斌就曾在龙井山上多次飙车，飙车的都是些不足30岁的年轻人，当然能够玩得起飙车的家境多半殷实。

　　胡斌入狱后曾忏悔，“我就是因为自以为是，所以酿成重大交通事故，现在30岁以下的人出交通事故比较多，他们或许像我一样，存在侥幸心理，自认为技术不错，奉劝他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果真是自以为是的问题吗？和大多数城市一样，杭州的年轻人甚至学生这几年流行考驾照，不管是否买得起车，总得先拿到驾照再说。当然，在这座城市，经济能力决定，买车，甚至买好车，相对其他地区而言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有数据说杭州城超过六成的家庭都拥有机动车，杭州城的驾校数量这几年也与其他城市一样成倍上升。

　　问题是，驾校的培训机制已经深受经济利益的趋势日渐呈现病态。作为一名20多年驾龄的老司机，谭跃很困惑，“现在考取一个驾照怎么就那么容易？”

　　谭跃说，1987年他考驾照，前后用了两年，先是学习半年机械原理、法律法规，还要经过一年多的实习，这才能拿到正式驾照。但是现在，驾校培训已经普遍走样，“只要遵循给教练送礼、请吃喝的潜规则，两个星期就可以拿到驾照”。

　　记者认识的一对年轻夫妻，妻子几次驾考未能通过，后来经人指点，给教练送了一个红包，轻松过关，而她的丈夫压根就没经过驾校培训，直接花5000元购买了一张真的驾照。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驾校老师透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各个驾校都在想方设法争夺生源，“法宝其实就是看哪家培训方式更轻松，更省时，更省力，考试更容易过关”。

　　在杭州，媒体也曾曝光过教练帮助学员按指纹凑足培训时间，甚至与外地驾校联合，本地招生，再组织去外地体检、考证这样的不正常现象。

　　“一个教练、一部车、七八个学员，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摸一把方向盘，练不到几分钟就要换给下一个，这样的培训方式，学员能学到什么操作技能？！”谭跃说。

　　驾校培训成为了应试培训，驾校的目的变为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赚更多的钱，而学员的目的则是以最省事的方式拿到驾照。

　　谭跃说，道路行驶会面临很多复杂的情况，如此简单的培训“无异于纸上谈兵，有什么用？”他认为驾驶员培训还应包括职业道德培训，比如下雨天，路过行人要减速，以免水溅到行人，比如夜间开车，光线可以时尽量不要开远光灯。

　　“但是现在，有多少驾校教这些？”谭跃抱怨，“驾校培训背离了它的初衷，这几年有多少马路杀手被送上了社会？”

　　“当年，上路的主要是职业司机，因为开车是他的饭碗，加上严格的培训、管理制度，比较遵守交通法规。现在路上私家车，尤其是年轻的驾驶员越来越多，没了有效的约束，很容易失控。”

　　谭跃认为驾校培训模式需要彻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