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之后,径直去了香山。
进入北平后,新政权有一个迫切的事情,就是中央机关的入城。为此,中央1949年初就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山具体负责,着手筹备。
杨尚昆从接替李富春的工作以来,已经历经过中央的两次大搬迁,一次是从延安撤到晋西北,一次是从晋西北进到西柏坡,这一次从西柏坡进北平。“北平虽然解放,但仍不是一个被完全控制的城市。从年初,杨尚昆同志就先后派李克农和范离去北平挑选中央机关地址。中南海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驻地,地处闹市,虽然傅作义部被收编,但城区还有阎锡山的特务系统和两军交接时就地解散的宪兵19团,来不及清理,大家认为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马句介绍说,“他们几人和叶剑英、彭真商量后,建议先以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香山为中央机关临时驻地。那里安全,也便于防空。”
“中直机关当时共有工作人员5500多人,香山上有一个由原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办的慈幼院,正好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可用。毛泽东的临时住处是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周恩来夫妇住在原香山饭店右侧的一个小院里。”马句说,“2月底,李克农对香山驻地的安排提出了一个方案: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第一站称劳大的筹备处,设在市内弓弦胡同15号;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为香山驻地。这样,中央机关分驻在香山,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和公安部门分驻于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一带。”
安全工作仍是众多保护这个临时中央所在地的机构的头等大事。李瑞祥1948年底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大队二队见习区队长被抽调进“政治保卫队”时,这个隶属中央社会部的全新机构刚刚组建,它的目的就是确保几个月后中央机关转移的安全。
“中央机关还在西柏坡时,我们就率先进入北平。”李瑞祥对本刊回忆说,“我们的任务是与吴烈的207师联手,负责从香山、颐和园、白石桥到西直门这条长达20公里范围内的治安警戒,为中央机关进驻开道。我们协助207师在外围便衣行动,在敏感地段布监视点,我这支小队有20多人,每个人都穿着黑色对襟小棉袄,肥大的免裆裤和厚棉窝鞋,衣服里藏着一只左轮枪和20发子弹,这种枪不易走火,不易卡壳。”“吴烈的207师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提出从四野抽调的,四野还派出两个专家,一个是搞扫雷的,一个是搞无线电的,他们和范离等作为先遣人员进入香山,查看环境后,在香山制高点‘鬼见愁’建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香山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除了领导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主要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二是筹备即将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949年中共中央很大的精力还在集中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关于建国的筹备最初的打算是要到1950年的元月纳入计划,但苏联方面当时提醒中央防止溃败的国民政府向西方求援,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样,建国的筹备和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才提前了。”马句说。
中央机关设在香山的主要不便是交通上的。李克农方案从安全出发,但带来了机关部门的分散,有时跑一个地方就要花费一天时间。而筹划建国工作的主要活动地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和中南海,那里是民主人士、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重要会谈的地点。从香山到中南海,要经过青龙桥、海淀、西直门,路上就需要一小时以上的时间。
“从香山进城的唯一交通工具是汽车。当时通信也不方便,香山电话局虽然很快组建,但打不通电话的情况时常出现,最后还是只有依靠汽车。但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汽车,周恩来的一辆车是从天津调来的紫红色科力司牌美国车,很显眼,想换又没有,我们政治保卫队给派了辆随从车作为沿途保护,但这是辆旧吉普,速度慢跟不上,以至于前车要专门停下来等它。”李瑞祥回忆说,“后来杨尚昆找到四野政治部萧向荣秘书长,从他们收缴的200辆车里专门给留了20辆,才缓解了中央机关的用车紧张情况。”
北京
一件看起来最简单的事在1949年却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不仅鼓舞了这座城市的百万民众,让人们体会到身为城市主人的新气象,还充分体现了新政权的效率。
1949年2月,沈勃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成员刚刚迎接解放军入城几天后,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区区长,着手接受国民党地方政权。当时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
到东单进行巡查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一分队队长康彭寿对这个旧北平市四大商业中心之一当时的脏乱记忆深刻:“东单广场上垃圾堆成山。泡子河(今崇文门东城角)一带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街上人很少,路灯晃晃悠悠的,能见到拉洋车的,还有破旧的有轨电车。”“北平城的垃圾从日本人占领起,就一直靠着城墙堆积,最后一直堆到天安门,有人估计,当时市内的垃圾不少于60万吨。”
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看到的情景和康彭寿的回忆完全一致,“当时看到的广场是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中间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和城墙一样高。那时候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方,许多往城外运垃圾的车走到这儿就倒了”。
他们用了3个月时间才清理了垃圾。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也还没有定都北平的决议。到了5月,虽然还没有建国,北平就成立了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
都市计划委员会下设清运委员会,由党、政、军、民、学、商各界代表组成,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广场。“垃圾被清除出城市,这件事并不困难,但以前的那些政权却没有去做。更重要的是,刚刚解放的城市中的各个阶层通过这场运动进行了一个很有效的交流和沟通。”马句说。
在沈勃印象里,当时有上万人次参加了这个工程,参加人来自周围的居民、各机关干部、各学校的学生。那时已经有传闻说开国大典要在广场举行,虽然一直还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已经挂在了广场北侧。
作为“迎开国庆典、整修天安门广场”决议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市规划局接到任务,选定第一面国旗旗杆的位置。市政府责成建设局拿出修整天安门工程计划,建设局局长赵鹏飞任总指挥。整修工程具体任务之一是在位于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国旗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董光器向本刊介绍说:“当时的负责人是陈干,他把旗杆定在南北中轴线与丁字形广场南墙东西相连的交接点上。因为时间仓促,也没有很多方案来比较,旗杆也就是用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焊接起来的。本来设计的旗杆高度是35米,与天安门等高,但焊接完后的水管只有22.5米高,他汇报之后,指挥部决定就这么高了,没时间再改了。竖起旗杆后他发现,旗杆与天安门之间将来要过游行队伍的宽度不够了,需要挪动华表和石狮子的位置,这就与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的思路有矛盾,梁思成要原封不动地保护故宫一砖一瓦。他就查阅《自然辩证法》,以恩格斯关于解析几何坐标中原点地位的观点,解决旗杆与周围建筑物的关系。”
“旗杆的结构设计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治远完成。”董光器对本刊回忆说,“一个月后,旗杆底座、汉白玉栏杆制作工程完毕,国旗杆也竖了起来。为了毛泽东主席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操纵升旗开关,林治远设计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导线通过修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埋设的钢管横穿过长安街,跨越金水河,然后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当中,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为防止升旗出现差错,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检查了升旗的各个部位。他们在旗杆下和天安门城楼上反复不知试验了多少次。当认定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正常,没有问题时,才于9月下旬拆除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大典
开国大典的方案,很快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等为副主任的筹委会拿了出来。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马句回忆说,“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担任阅兵总指挥。”
“由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杨成武与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的《阅兵典礼方案》很快被通过了,但阅兵指挥所成员主要围绕阅兵地点进行了讨论。”马句告诉本刊,“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是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二是市郊西苑机场。”
当时在“劳大”的钱听涛回忆说:“两种方案各有优劣:天安门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受阅部队和参加庆典的群众容易集中,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台,便于检阅。但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4小时,另外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只能横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和装甲车2路纵队。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刚进北平时曾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
在这两个方案之间反复斟酌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出于建国之初的安全考虑。“当时国民党空军于5月4日就曾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虽然‘野马’和‘蚊式’战机的续航能力小,活动半径一般都不超过陇海线,但因为有过数次被空袭的教训,防空一直是大典的头等大事。”钱浩兵对本刊说,“最初考虑南苑机场方案,最主要就是从防空角度,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
权衡比较的结果,指挥所倾向于第一种方案。报告送呈中央后,周恩来用毛笔在左上方签署了意见: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刘少奇在自己的名下画了圈。
对天安门开国大典的防空准备则从7月就开始布置了。“军委航空局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飞行中队专门负责北平的防空,在东观礼台上还临时建立了一个通信枢纽,用美式报话机开设了与受阅部队联络的无线电网。在阅兵指挥所开设有线电话总机,与天安门及广场各点通话,与南苑机场有专线电话。在北京饭店楼顶有航空指挥台,在东大桥、通县菜地都设立了防空电台。当时受阅骑兵有1978匹战马,也都采取了特殊措施,要它们万一受惊不乱跑。”钱浩兵介绍说,“军委航空局提前在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商丘设子5个防空站,并在云龙山的鹤亭古寺驻扎了一个通讯班,往南对上海、江苏方向,往北对济南、青岛方向做横向联系,每20分钟呼叫,一旦发现敌机则将数量、类型、飞行方向用密码迅速北传。开国大典当日,改为10分钟呼叫一次。为了应对突然情况,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组织者、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方槐向聂荣臻建议,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防止意外,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