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配角”

　　1967年因炮轰“文革派”而被打成“二月逆流”之后，聂荣臻写了几次检讨都未获通过。有一次，苦闷的聂荣臻让周均伦打电话给周恩来：“究竟要我怎样检讨才能通过？”不久，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周均伦：“要结合历史进行检讨：一、在红一军团时有本位主义错误；二、解放战争初期华北战争没有打好；三、历史上有不适当地突出自己的地方。”

　　关于“本位主义”，聂荣臻告诉周均伦：1936年春，红一军团与十五军团一起东征，因十五军团伤亡大，毛泽东来电报要求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但长征以后，红一军团也减员甚多，红一军团刚好扩了5000人，所以林彪不同意，由聂荣臻出面请求免拨或少拨”。东征结束后，1936年5月，红一方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开总结大会。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红一军团有本位主义。聂荣臻后来向周均伦回忆：当时林彪不吭声，聂荣臻只好自己站起来检讨。

　　所谓“历史上不适当地突出自己”，周均伦说，1942年的《晋察冀画报》印刷得很精致，创刊号根据聂荣臻指示，用铜版纸印刷，文字说明用中英文对照，画面用简单的彩色套印。首刊号上有一篇邓拓化名写的《晋察冀舵师聂荣臻》一文，画报里面，聂荣臻的照片也比毛泽东的醒目。此外，“晋察冀的文艺人才比较多，编了一些歌，赞颂聂司令”，延安整风时，聂荣臻曾因此受过批评，而他也诚恳地做过检讨。

　　关于第二点，“解放战争初期，华北方面的仗没有打好，中央有看法”。周均伦解释，这包括绥远战役，集宁、大同战役和张家口战役。特别是张家口失守，因为时间仓促，张家口为解放军过冬准备的被子、成衣、棉花、粮食全都来不及带走，很多装得满满的仓库在撤退前也被迫付之一炬。这在聂荣臻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有很悲痛的描述，聂荣臻本人也总结说，战术上犯了很多错误。

　　“从张家口撤退后回到阜平，专门打平汉线，部队又赢得了主动。”聂荣臻晚年回忆，在打赢晋中战役之后，华北形势大好，如果能集中3个军团，“也是可以打大仗的”。但是，“从中央的部署看，华北的3个军团就是作为机动力量来使用的。主要先解放东北，东北与华北结合起来，再解放华北。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华北是作为整个战略布局当中的一粒棋子来使用的，这就使聂荣臻不可能收拢五指，形势需要他做全国棋盘上的配角。所以在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方面打的大型战役并不多。”周均伦介绍。在周均伦看来，聂帅最大的特点，便是“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1948年4月，多年坚守陕北的毛泽东和中央来到了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聂荣臻对毛泽东的到来极为重视。在饮食上，也配专人为毛泽东做饭，外人不得参与。作战科长唐永健回忆：“当时没有对毒物的化验手段，聂帅就叫用银筷子先试食品有没有毒。而且，毛泽东、聂荣臻吃的是一种饭菜，聂荣臻先吃，毛泽东后吃，即使有毒，这道关也挡住了。”

　　但当时还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1948年5月，敌机轰炸城南庄，毛泽东因转移及时没有受到伤害。事后查明是潜入内部的特务给敌人送了情报。1969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年也在城南庄的江青在会上发了一个简报，称：“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将矛头直指聂荣臻，以至于陈毅都为聂荣臻“捏了一把冷汗”。不过，深深了解聂荣臻的毛泽东并没有回应江青的发难。

　　科技元帅

　　1956年10月的一天，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里，就他的工作安排征求聂荣臻意见。“聂帅回忆说，当时小平同志提出三个职务让他选：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填补被调去当外长的陈毅留下的空缺；二是还回去当北京市长；三、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聂帅没有任何犹豫地选了科技这一块。”周均伦说，“这个选择与聂帅年轻时的志向有关，也可以说，他完成了年轻时科技救国的夙愿。”

　　1956年11月，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也从此开始了为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奠基的征程。

　　关于中国科学家如何在那个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力量，成功研制“两弹一星”的故事，如今已广为人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聂荣臻尽自己最大能力保护知识分子，并给他们提供最为稀缺的精神财富——信任，这或许是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最值得被提及的一点。

　　受新中国的感召，1949年以后，从国外陆续回来了一批科学家。“当时有条件出国留学的，以新政权的政治标准来看，都属于家庭成分不好的。所以用这些科学家，很多老干部思想里有抵触情绪。聂帅就反复做大家工作。”周均伦回忆，有的知识分子经常发牢骚，有人将此反映到聂荣臻这里，要将其打成“右派”，但都被他挡了回去。

　　1960年，苏联撤走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全部233名专家后，中国科学家依照图纸，改进了“东风二号”，预计射程1200公里。1962年3月21日上午9时5分53秒，“东风二号”在众人期望中点火升空，结果升空不久就掉下来，火箭坠毁，发射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的科学家情绪受挫。

　　聂荣臻听了汇报后说：不要追究责任，失败也有经验，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还重要。不要急，好好分析，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周均伦说，当时拉了3发导弹过去，第一发失败后，还要不要继续打这第二发？“聂帅的意见是不要打，拉回来分析，把技术吃透。”

　　总设计师任新民，这位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博士盯着地面记录的参数发呆，压力极大。第二天，聂帅在送行的领导中看到了任新民，一把握住他的手说：“事物发展是有规律的，到最困难的时候，很可能就快要成功了！充满信心，继续努力吧！”经过一系列地面试验，1964年6月29日上午7时，改进后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在酒泉基地发射成功。此后，又“三发三中”，它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了可以远程打击的导弹盾牌。任新民在回想这段历史时说：“没有聂帅的信任和理解我是顶不住的！”

　　聂荣臻曾下规定：党委不要干涉技术工作，由专家自己解决。在政治挂帅的时代，这样的决策都是需要魄力的。航天部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钱学森。聂荣臻去世后，很多老科学家都著文回忆在其领导下工作的岁月，在他们的眼中，聂帅是真正了解知识分子的。而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

　　为了科学家，聂荣臻还有个著名的“募捐”的故事：1959年到1961年，天灾人祸，中国经济遭遇了最严重的局面。很多科学家因为吃不饱，出现了浮肿、色盲。“聂帅听到这个消息后很着急，他说，这让科学家们怎么再搞科研工作？聂帅当时自己生病在医院里，他把秘书找过去，说用我的名义向海军、广州军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南京军区几个沿海的、条件好的军区发募捐倡议，请求他们援助副食品，来提供给科学家，保证科学家的营养和身体健康。”

　　因为聂荣臻的威望，他“募捐”来的东西，比预料的多很多。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给了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等，这在当时，都是无比珍贵的东西。

　　“而且聂帅规定，这些东西要来以后，行政和政工干部一律不准分，统统分给一线的科技人员。所以当时的专家领副食品的时候，真是很多人感动得流泪。东西分完了，他还派人下去检查。五院的政委刘有光说，我没有分一两肉，如果分了就开除我的党籍！”周均伦说。

　　在这个关头，是否要继续发展“两弹”，也开始出现争议。有人认为，现在连肚子都吃不饱，还搞什么“两弹”？争论一直延续到1961年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上。“聂帅到了北戴河，听到各种各样的反映，看到了简报，他发觉了问题的严重性。”聂荣臻于是到会上给大家做分析，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应该继续下去；如果我们这样一耽误，再接下去就很困难。“因为聂帅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的威信，所以经他一说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都表示赞成。”

　　聂荣臻还是不放心，回北京之后，他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该坚持攻关的报告》，交给中央。这个报告很快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赞同。最高领导的首肯自然打消了此前的诸多争议。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时隔45年，那一天的细节，周均伦依然印象深刻：“那天聂帅一早就到了办公室，来来回回地走，就在那里守着电话机，听前方的消息。”

　　15点一过，周均伦立即接到了二机部部长刘杰打来的电话，报告试验成功。聂帅非常高兴，他立即要通了周总理的电话，两人在电话里互相祝贺。然后，聂荣臻又让周均伦起草一份贺电，转达给前线的科技人员和指战员表示祝贺。

　　但是，中国官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向外界公布这个消息。晚上，在陪聂帅散步时，周均伦问：“首长，我们的试验成功了为什么不公布消息？”聂帅回答：毛主席、周总理讲要看西方的反应再公布。

　　没多久，西方各大通讯社对此纷纷做了报道。深夜23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广播了此讯。《人民日报》随即散发了套红大字的号外。

　　“当天半夜敲锣打鼓，庆祝活动非常热烈。后来我骑着自行车到天安门那里，他们正在发号外。第二天早晨我把报纸给他看，他看了也挺激动的。他说这张号外留下当纪念吧。”周均伦说，这张留作纪念的号外可能还存在解放军的档案馆，上面还留着他的笔迹“首长让号外留作纪念”。

　　1967年6月17日清晨，亲临西北核试验基地的聂荣臻下达了氢弹试验命令。氢弹在预定高度爆炸。68岁的聂荣臻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跃出掩蔽壕狂呼，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那朵硕大的蘑菇云。摄影家孟昭瑞，拍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并且赶在了法国之前试验氢弹。中国已被公认进入世界核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

　　“厚道之人”

　　1967年，毛泽东在与杨成武谈及聂荣臻时说：“聂老总是个厚道的人。”这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这样评价聂荣臻。

　　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在《山高水长——回忆我的父亲聂荣臻》一书中，曾提及这样一件事：50年代初，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时，有一天，毛泽东把他叫了去，一见面就猛批，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一封比较重要的电报，没经他看，总参就以军委名义批发了。毛泽东严厉地说：“以后不能越权，凡是以军委名义发的电报，一律先送给我看以后再发。”

　　聂荣臻当时就知道，毛主席批错人了，但他却没有吭声。后来，工作人员在翻查前一阶段的电报时，发现毛泽东批评的那封电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军委名义下发的，而不是聂荣臻批发的。有人问聂帅：为什么不和毛主席讲清楚，背了黑锅？聂帅说：“讲什么呀？以后都注意点，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是了。”张经武得知此事后，大为感动。

　　在很多老同志那里，有这样一句非常朴实却又极其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即使在打“AB团”那样的严重形势下，他任政委的一军团也没有错杀过一个干部。聂力说：“1944年，晋察冀开高干会议，进行整风。会上，有人给父亲提了不少意见，这里面有很多是过头话，是不实之词，甚至有些是人身攻击。这给在延安参加整风的父亲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父亲的情绪一度低落。抗战结束，他回到晋察冀，那些说过他坏话的人，诚惶诚恐，生怕挨整。可是父亲一律不计较，该使用就使用，没听说哪个人受到打击排挤。”

　　跟随聂帅31年的周均伦，最大的感受是：这位老帅从不背后议论人，更不随便说别人的坏话。让周均伦印象深刻的，还有聂荣臻的严谨。初到聂荣臻办公室工作时，老帅很严肃地向他交代：“张瑞华同志要看文件，你必须要经过我同意。”周均伦说，聂帅的夫人张瑞华其实也是资历非常老的一名党员，但聂帅还是特地交代文件“不能随便给她看”。

　　“聂帅在‘文革’中相对受冲击较小，一是因为毛泽东，二是因为林彪对他了解，知道他不是玩弄权术之人。”周均伦说。

　　聂荣臻与林彪结识甚早：“我在黄埔军校就认识林彪，北伐到武汉后，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我的手分配的。”聂荣臻在回忆录里说。在聂荣臻看来，林彪“平时就是一个不爱多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又有些阴鸷”。

　　比林彪大6岁的聂荣臻对这位搭档早期的评价还包容一些：“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早期的林彪与聂荣臻关系较好。聂荣臻告诉周均伦：平津战役结束后，四野大军南下时，林彪还动员聂荣臻回来和他搭档，到四野来当政委。聂荣臻向林彪表态：华北的干部你要谁我给你谁！林彪遂点了萧克等人。与很多人的看法一样，聂荣臻也认为，林彪都是因为叶群才变坏的。

　　1968年，林彪为了斗倒杨成武，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干部大会上，林彪还特意说明杨成武是晋察冀的，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康生则借题发挥：“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

　　周均伦回忆，那段时间聂荣臻因为发过一次严重的心脏病而不得不卧床治疗，之前汪东兴的秘书打电话来通知聂帅来参加这个会，后来是汪东兴直接打来，告之会议非常重要，让聂荣臻参加。在医生的劝阻下，聂荣臻没有参加这次大会。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散步来到聂荣臻的住处，把前一天晚上开会的经过说了一遍。聂荣臻听罢，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众所周知，杨成武是他长期信任的老部下。不久，聂荣臻打电话给叶群询问此事，叶群回答：大家都炮轰嘛，轰到谁是谁。

　　“过了没多久，我记得周一一上班，聂帅告诉我：昨天(周日)到林彪家里去了。他当面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是怎么回事？林彪支吾了半天，说了句：他最近不到我这里来了。聂帅很奇怪：他是你的老部下，你给他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吗？林彪也没有吭声。”周均伦回忆。

　　在周均伦看来，最初林彪的目标还是杨成武本人，但是1968年，林彪在一次讲话中将“二月逆流”定性为“反党事件”，聂荣臻就一夜之间也成了“反党分子”。

　　一夜之间成为“二月逆流”中的“反党分子”，聂荣臻经历了此生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有一天，他把周均伦等几个秘书召集到一起开了个小会，他说：“我主观上是想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成员，连累了你们，我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三位秘书潸然泪下。

　　不久，按照中央和军委的规定，家里的工作人员要削减，4个秘书只能保留一个。心生失望的周均伦也想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报名到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劳动。聂帅挽留了他，从此，他陪着这位老帅一直到其生命终点。

　　聂荣臻的爱干净是出了名的。当年在晋察冀，没人敢在他房间里丢烟头，更没人敢在他的房间里吐痰。即使在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里，他也一丝不苟地注意着自己的仪表，缀满补丁的旧军服整洁、干净，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神清气爽，儒将气质，武将雄风。他率领的部下无一例外地具有良好的军人素质。部队入城后，中南海的警卫战士一听见聂荣臻咳嗽，就赶紧下意识地整理军装。

　　“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风纪扣任何时候都要扣得严严的。”聂荣臻85岁以后，不能走路了，坐上了邓朴方送的一辆轮椅车。坐在轮椅车上的老帅，仍然仪容严整，风纪扣系得紧紧的，衣服穿得板板正正，哪儿不平整，自己够得着的，自己动手整理；够不着的，就喊别人帮忙抻平。

　　这位老帅自始至终都高度关注社会生活。88岁那年，他给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的信中还提出，希望高级干部对子女要严加管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少数干部子弟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或靠父母之荫升官发财。这些极易引人义愤……群众对这类子弟的义愤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秉公处理：提拔不当的，该降就降，该罢就罢；为非作歹的，该关就关，该杀就杀。决不留情”。

　　在西北的戈壁大漠，有一块聂帅永远牵挂的土地。自1967年离开之后，由于“文革”越演越烈，此后，聂荣臻再也没有回到过他如此热爱的导弹和核武器试验基地。1992年，93岁的聂荣臻去世。根据他的遗愿，部分骨灰被安放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的烈士陵园中，永远守候和庇护着他热爱的那方天地和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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