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央决定搞原子弹，钱三强教授奉命组建原子能研究所。

　　这一高度保密的尖端国防工程，科学家既要技术过关，也要政治过关。钱三强想到了他的弟子何祚庥，找到胡乔木希望能把何祚庥调给他。

　　此时何祚庥已经在中宣部科学处做了五年半的党务工作。对他而言，回去重新做科研，简直是“要命”。“幸亏我过去的科技基础不错。最重要的是在宣传部工作过，跟顶尖级的科学家关系非常好。所以我有什么问题要求教，彭桓武、于敏、邓稼先这些前辈都肯倾囊相授，我也不是太笨学不会。”

　　但当时中国的政策比较左，像原子弹、氢弹这样的国际绝密，只能由苏联专家，培育广大的工农兵子弟来掌握，而不能掌握在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手里。何祚庥虽然早就加入了共产党，但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虽然被调到了原子能部门工作，只是做一些“外围”的工作，如基本粒子研究。

　　但他毕竟还是受到信任的。1959年，核工业部把他送到苏联，参加联合核子研究所的工作。

　　“中苏关系破裂后，我们认为苏方大量撤退专家，国内必将大量缺乏技术人员。于是这些在苏联联合研究所工作的人打了个报告，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所以我还记得大概的内容，说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回国参加实际工作。当时还很担心别人质疑我们这些出身成分不好的人竟然要钻到这一国际绝密的项目中，是何居心？没想到这份报告送上去后，几位领导马上表示支持。”

　　何祚庥毕竟还有一段革命的经历。而周光召院士虽然也加入了共产党，但一查社会关系极其复杂，这样的出身能够调来搞原子弹吗？

　　连知人善任的钱三强教授一听到周光召的出身，也都犹豫起来。当晚他和核工业部刘杰部长通了长途电话，一旁的何祚庥极力担保周光召政治表现极好，尤其是业务能力极强。部里终于打破唯成分论。

　　何祚庥对记者说：“如果说我有点什么好处，就是我从不妒忌人。原子弹、氢弹几大关键人物都是我推荐的。”

　　他非常怀念那段全心全意投入的岁月。“我们那时候高度集中工作，不是八小时工作制，而是一天十二个小时，或者更多是十四个小时。攻关氢弹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整天在一起讨论，辩论来辩论去。这个过程中少不得会冒犯对方，说些什么狗屁之类的昏话，但是争论完了，彼此仍是密切合作的伙伴。因为谁也不知道氢弹是怎样的，彼此在辩论中提高了自己的水准，最后就找到了氢弹的秘密。”

　　史无前例的“文革”浪潮涌来，钱三强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身为钱三强的第一员大将，自然在劫难逃，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在“文革”期间，坚持留在大陆的何世桢也受到了不公正的监禁审查，于1972年含冤去世。

　　“刚开始肯定是不理解，我身边确实有不少人都因为想不开而自杀了。但我还是比较理性，坚信这样的混乱长不了，最后就变成了‘看戏’。”

　　看戏的时候，何祚庥不愿意白白浪费时光，每天无所事事的他干脆和一个挨整的“造反派”合作搞起了“束缚态场论”研究。

　　一位“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一位“极左”5·16分子之间的合作是如此奇特，有篇传记描述道：“在局外人看来，他们两个人每天一上班，就老老实实地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放着一大堆满是革命口号的报纸，不时在稿纸上记些什么，似乎是在写检查交待或学习体会，其实他们在稿纸上龙飞凤舞写的全是公式……”

　　1978年，科学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拔了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在何祚庥作报告的时候，吴有训、周培源、严济慈、张文裕等院长、副院长一齐出席，帮他说好话：“小何这次要当教授了，我们都要支持一下。” 何祚庥被越级提升为一级研究员。

　　“在原子弹、氢弹的理论物理学家中，有些是贡献较大的人士，如周光召院士、于敏院士等。至于何祚庥却只做了小小的工作，但是，由于我是追随着骏马向前飞跑的一只马尾巴上的‘苍蝇’，也就跟上了时代。” 1980年，何祚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如此自嘲。

　　近十几年来，何祚庥以异常旺盛的精力，广泛关注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视野遍布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经济政策、文艺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从1995年年起，又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参与揭露各种伪科学、伪气功，揭露法轮功。热情主张发展高清晰度电视、城市新型有轨电车、快速磁悬浮、开发西南地区水电、调雅鲁藏布江水于大西北，发展干净的热核发电技术，和平利用核爆炸技术等，呼吁大力发展风力发电、第三代光伏发电技术等等

　　为什么一个科学技术人士，却每每“不务正业”？其他院士的格言都是：“掌握科学真理，弘扬科学精神”、“科学探索 永无止境”之类，偏偏他大笔一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引来无数板砖。

　　记者曾与何祚庥探讨何氏家族与陈寅恪家族的不同之路。同样为封建士大夫家庭，然陈寅恪的学术造诣及其纯粹学者的风骨，在学术泛政治化的今天受到世人的敬仰。

　　“你不要以为陈寅恪不救国，他是学术救国。”何祚庥谈到：“但他年纪比我大，思想更为保守，当然不如我进步。”

　　他认为经历了国家兴亡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只是埋头学术。“有些人把我当作纯粹在书斋里做研究。其实我除了喜欢自然科学之外，我还参加了革命。我连地下党都加入了，最重要的政治都参与了，我还不关心政治？我们这个家族过去讲忠君爱国，到了这个时代就是为国为民。”

　　在何祚庥的《做人、做事、做学问》一书中，他特意写道：“怎样做人，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认清时代，认清社会发展的动向，做时代的积极推进者。”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在1948年1月奉命到解放区学习，学习的最主要的文件是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从而认清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时值建国60周年，他逐字逐句为记者读完了这段文字：“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前段时间热播的《潜伏》一剧让何祚庥深受触动。在回家的路上，他还一再跟记者感慨：“我确实有一点幸运。先是阴错阳差念了物理。即使念了物理，也不等于就会去做原子弹、氢弹。做原子弹、氢弹的政治审查很严格的。所幸我年轻时，一些先进分子给我做工作，争取我参加了革命，此后又在宣传部工作，与顶尖级的科学家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我一开始就加入了共产党。如果像余则成一样，一开始是碰上了中统，而在当时自己肯定会认为这也是干革命，我的人生将会重新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