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

　　1959年9月10日，人民大会堂落成。

　　■亲历者

　　李国胜：76岁，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退休职工，参与人民大会堂结构设计，现任人民大会堂顾问，居住北京。

　　张文雪：76岁，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退休职工，参与人民大会堂勘察工作，现居北京。

　　侯文长：85岁，北京市建工集团一建公司离休干部，曾为人民大会堂工程第二指挥部指挥，现居北京。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被誉为建国初期十大建筑之首的人民大会堂无疑是新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曲华丽乐章。

　　承载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宏伟的建筑规模以及博采众长的设计风格，这座共和国的标志性建筑从破土动工到全部完工，历时仅10个月，堪称奇迹。

　　建筑面积扩大一倍多

　　1958年9月初，国内30多位建筑界顶级专家先后收到一份内容几乎相同的加急召集文件。文件发自北京市政府。

　　文件要求：名单所列人员迅速赶到北京。

　　30多位专家星夜赶路，到京后才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用最短的时间设计一座属于人民的大会堂。

　　原来，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作出决定：为迎接新中国诞辰10周年，要在北京建设一批重点工程，时称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是重中之重。

　　根据当时的要求，大会堂建筑面积必须限定在7万平方米内。万人大礼堂、5000人宴会厅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这么多的内容怎么合理安排在7万平方米内？时任人民大会堂结构设计组设计师的李国胜说，他们当时心里直发虚——无论怎么精打细算，设计出的方案都显得“小家子气”。

　　北京市规划局大着胆子提交了一个建筑面积超过原要求一倍多的设计方案。

　　周总理亲自拍板：“就用这个！”

　　紧接着，北京市规划局建筑设计院（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前身）快马加鞭地设计图纸。最终，人民大会堂总建筑面积从原定的7万平方米扩大到17万余平方米，大大方方地落在了图纸上。

　　十八台钻打擂台

　　建筑专家们忙于设计时，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现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前身）已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打起了前战。

　　1958年9月9日，勘测处连夜调集在远郊各地执行钻探任务的工作人员回市里为人民大会堂进行前期勘察。

　　“‘十八台钻打擂台’，现在还在院里流传着哩。”老工人张文雪至今清晰地记得勘察工地上的那段佳话。

　　天刚亮，工地上迅速支起18台手摇钻。工作人员一声令下，擂台赛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工人们几人一组，负责一台机器埋头钻探。工作人员奔走于各个小组之间统计数据。

　　天暗下来，工地上高高挑起一盏盏煤油灯，夜晚从不沉寂。有人实在困了，找个屋檐倒下就睡。张文雪的梦常常关乎第二天一大早公布的比赛结果。

　　前两个阶段的勘察工作顺利地完成了。

　　1958年10月28日，天安门广场上热热闹闹地响起一阵机器的轰鸣——人民大会堂破土动工。第三阶段的勘察工作随即启动。

　　有一天，工人们正在挖土，突然有水汩汩地冒出来。经勘察，一个埋在地下的秘密被揭开了：人民大会堂设计场地下方竟然有三条古河道。

　　工作人员判定其中两条分别是元、金两朝城墙的护城河故道，另一条是几万年前的永定河古河道。这么复杂的地形能够支撑上部建筑吗？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最终，经专家讨论，在古河道地区采用特殊的箱形基础，以保证建筑的安全性。事实证明，当年针对如此复杂的地形所做的一系列处理是成功的。

　　万人礼堂无柱子

　　1959年5月，宴会厅和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两大主体都已进入到外部装修阶段。万人大礼堂里却因为结构复杂、空间范围大，仍然在进行结构施工。

　　由于当时的负责人积劳成疾，在国庆工程办公室工作的侯文长紧急受命，担任人民大会堂工程第二指挥部负责人，主抓万人大礼堂工程。

　　今天我们看到的万人大礼堂宽76米，深60米，中部高32米。这么大的空间里没有一根柱子，无论从哪个方向都能没有遮挡地看清主席台。

　　可是，当年侯文长刚一上任，如何形成无遮挡视觉效果的问题就使他犯了难。

　　设计人员研究决定，采用大跨度的钢桁架代替柱子进行支撑。这意味着要在东西两侧大墙上安装12榀7米高60.9米跨度的大钢架。

　　问题随之而来，以当时的条件，这样的“庞然大物”如何吊装到几十米的高空？

　　请来的苏联专家建议：用两台起重机分别吊起钢桁架的两侧进行吊装。没想到，由于两边同步起吊的问题无法解决，吊起来的轻型钢架竟拧成了“麻花”。

　　苏联专家也没了主意。三天三夜冥思苦想后，一位有经验的老起重工想了个“土办法”：将两个人字形支架立在人民大会堂的两面墙上，以墙体为支撑点，进行吊装。

　　老工人哨子一吹，两边工人们一同协作，大钢架缓缓起吊——成功了。

　　水天一色的屋顶

　　有了钢架，紧接着就涉及到屋顶的设计。周总理来现场视察内部装修模型时，对屋顶的设计风格提出的要求是：水天一色。

　　设计方案新鲜出炉。屋顶呈穹隆状，内部设计三圈带有水波形状的暗灯槽，上面分布500个灯孔。穹顶与墙壁均设计成淡青色，两者之间圆角自然过渡，浑然一体。打开顶灯，人仿佛置身浩渺星空，顿生“天人合一”之感。

　　然而，诗情画意的设计却在实践中遭到冷遇。

　　“想得挺好，可圆角的三维施工图纸没人画得出来。”侯文长犯了难：没有图纸，让工人们怎么施工？

　　距离大会堂竣工的期限不足四个月，好的创意变不成现实，工程再次陷入僵局。这时，一位老工人的一句话提醒了大家：“公共汽车的顶子不是弧形的吗？”

　　醍醐灌顶。一行人随即坐了一整天公共汽车，仰着脖子研究弧形顶。然后又跑到公共汽车修理厂，解剖了一辆旧公共汽车的顶子，“依葫芦画瓢”绘制出了小样。

　　数百人“高空杂耍”

　　1959年5月下旬，距离工程竣工仅剩下三个月。万人大礼堂进入内部装修阶段。按照一般程序，纷繁复杂的内部装修根本无法在不足100天内完成。

　　想要成就奇迹，就必须“压缩时间”。道理侯文长明白，可是地面在铺地板，吊顶也需要从地面搭架子。类似的空间冲突怎么解决？

　　一位经验丰富的架子工想出了“高空杂耍”的办法：把一根根杉篙一头固定在钢桁架上，另一头垂在半空中，工人们像“猴爬杆儿”一样，脚别着杉篙，头朝下“噌噌噌”从钢桁架上顺着杉篙爬下来，吊在半空中。

　　几百人倒悬高空，颤颤巍巍地搭出悬空的架子。侯文长说：“那是整个大协作里面最精彩的一幕。”

　　就这样，万人大礼堂被分成天外有天的八层空间。4000多名工人分布其中。侯文长站在工地上，极目四望：从地面到屋顶，满是忙碌却有条不紊的工人。铺地面、安楼板、吊天棚……十一个工段平行流水、立体交叉，同时高速进行。

　　“场面很壮观，让人看了震撼得心怦怦跳。”侯文长很骄傲：本需要半年以上才能完成的任务，仅用了40天。

　　验收时一场虚惊

　　1959年8月，大部分工程都进入验收阶段。万人大礼堂也终于完成了内部装修，加入验收队伍。

　　侯文长心里叨念：“验收了，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可是一天后半夜，万人大礼堂里却突然传出一阵爆裂声。侯文长和所有工作人员一下子绷紧了神经。

　　现场立即高度警戒，任何人不准进入。十周年庆典近在咫尺，安全问题容不得半点差错。这爆裂声从何而来？

　　工作人员仔细检查，发现地上满是小米粒大小的碎玻璃。原来是万人大礼堂二层的多盏花灯在试运转过程中禁不住高温爆裂了。

　　虚惊一场。侯文长连夜召集生产厂家，将整个大礼堂的破碎灯盏全部更换，逐一仔细检测后，大礼堂灯火通明三天三夜，再没有出现一盏损坏，这才通过了验收。

　　600人午夜饺子宴

　　万人大礼堂内的收尾工作是在每个座位上安装当年堪称“高科技”的翻译工具——译意风。

　　接收设备共3700多套，是由南方的一家无线电工厂生产的。时间紧迫，周总理要求厂家测试完以后派专人、专机直接送到大会堂现场。

　　约定交设备的当天，从各指挥部抽调来的600名高级木工在万人大礼堂内，只等设备一到马上安装。

　　晚上10点多，空运的译意风终于到了。午夜，万人大礼堂内，工人们争分夺秒。侯文长抬头却见一辆平板三轮悠然而至。碗、筷子、醋、大蒜……好几笸箩的饺子——为了最后这场“战斗”，后勤部门连夜包了饺子，给工人们送来了！

　　侯文长赶紧招呼600名木工停下手里的活，围坐在万人大礼堂的空地上。午夜饺子宴热热闹闹地开了席。席罢，仅半宿时间，3700多套译意风全部安装完毕。

　　1959年8月底，人民大会堂全部工程完工，前后历时仅10个月。

　　当年9月10日，人民大会堂举行落成仪式。

　　宴会中用棉袄消防

　　1959年9月30日晚，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国内代表、多国外宾和海外华侨应邀出席。10个月内完成的奇迹之作，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宾客们沉浸于这座宏伟建筑带来的视觉享受中。然而他们不知道，此时他们头上的吊顶内正藏着50多名手拿棉袄的工人。

　　原来，当年人民大会堂采用木龙骨吊顶。吊顶内大量的木材之间安放着很多电线，一旦着火后果不堪设想。可吊顶上又无法提水进去。如何消除消防隐患？30日中午，北京市委和公安消防部门提出这个问题后，一度考虑临时取消宴会。工程负责人当即拍了胸脯：安全问题能够保证，晚上的宴会可以照常举行。

　　当晚，尚未离开施工组的50多名工人，每人手拿一件棉袄，提前爬进了宴会厅的吊顶里。

　　晚宴开始了，吊顶里的50多双眼睛紧盯着四周的电线，时刻准备着一旦出现打火现象便立即用棉袄扑灭。侯文长不时抬头朝华贵的水晶向日葵吸顶灯望过去。好在一切顺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大会堂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进行了一轮现代化的维修改造。将原来的木龙骨吊顶更换成钢龙骨吊顶，增设了现代化的消防设施，用棉袄消防永远地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