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5 年以后，青天袍会成为第二个阴峪河。”村主任杨敏华告诉记者。

　　守护“无形财富”

　　伐木工向恒成没有失去耕地，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耕地。但他却因“天保工程”失去了一份待遇颇丰的工作。

　　1956 年，国家决定开发神农架。从1958 年至1982 年，神农架累计为国家提供木材300 余万立方米。当时，神农架人口袋鼓鼓的，不断有外地人进山支援神农架开发。

　　1980 年，25 岁的湖北兴山人向恒成从部队复员，当时在神农架伐木的父亲好不容易为他争取到一个工作名额。向恒成带着憧憬，离开家乡，来到神农架伐木。

　　向恒成说，尽管伐木工作十分危险，但当时年纪轻，干劲十足，什么也不怕。“每天起个大早，抢一把好油锯，通常一天能砍三四棵直径3 米的古老巨树。当时林场赏罚分明，每天砍3 棵以上，有奖励。”

　　上世纪80 年代，许多内地年轻人把伐木工当作找工作的“首选”。尽管有时会有同事被无故倒下的树木砸晕；或是被五六十米高空中掉下来的树枝刺伤，但仍有许多年轻人前赴后继，挤破头想进来。原因只有一个：工资高。相比其他工种，伐木工每月能多享受9 元的伐木津贴，而且涨幅快。

　　第一年，向恒成每月工资为29 元；次年就涨到48 元。“当时大米一斤才1角3 分，9 元津贴足够一个月生活费了。工资怎么花也花不完。”

　　向恒成说，当年他的工资还不算最高。他们羡慕的是在神农架大九湖工作的伐木工。那片林场并不属于国家，伐木工每天只消砍一棵大树，然后拖到公路旁边等候，不久就会有收柴车经过。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高的时候，一棵树能卖到600 元。

　　然而，神农架伐木工的幸福时光，在2003 年3月9 日宣告终结。从那一天起，神农架林区全面禁伐，关闭了80 多家伐木企业。那一年，大批从事木材生产、加工的工人下岗。向恒成算是幸运儿，转型做了护林员，月薪400 多元，比当时全国职工平均月收入781元低很多。

　　如今，快20 年过去了，向恒成也已荣升为木鱼林场小当阳管理所所长，他手下管理着21 名护林员。2008 年，他的月工资首次破千，达到1200 元。他说，跟所里那些年轻护林员的800元工资相比，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生活依然拮据。

　　“木鱼镇的生活开销不小。这里气候寒湿，种不了蔬菜。除了土豆、玉米外，其他蔬菜都是用三轮车从宜昌、兴山运进来的。”因为是外地进口，所以到了木鱼镇价格就翻了倍。如今，向恒成和妻子住在林场提供的宿舍里，一室户，每月租金400 元。他的两个孩子，大儿子27 岁，从湖北大学毕业4 年，至今未还清助学贷款；二儿子20 岁，还在宜昌水电学校读书，每年学费加生活费，差不多接近1 万元。

　　与工资不成比例的还有护林员艰辛的巡山工作。在大山里，山间滚落碎石是很常见的事。本报摄影在森林里为护林员拍照的半小时里，就发生过一次“险情”，五六块乒乓球大小的石头从不远处的峡谷峭壁上跌落下来。向恒成的手臂上则有不少被山上碎石砸伤留下的淤青；向恒成说，2005 年，曾有一个护林员在巡山时，不幸被一块巨石砸死，一旁陪同的护林员立马辞了职，再也没有回来。

　　除了面对随时可能来袭的碎石，护林员还需面临森林里的各种野兽。巡山时，与黑熊不期而遇是很常见的事，尤其是碰上发情中的黑熊，或是带着小熊的母熊，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护林员没有安全帽，没有匕首，一切只能自己当心。”向恒成说，巡山生活充满着各种意外，所以护林员外出工作都是三两同行，相互关照。

　　“退休后，如果还干得动，会去打小工吧。”即将在2010 年退休的向恒成说，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最好是二室户，“这样的话，两个儿子回来，也能有个地方住。”

　　自我救赎

　　神农架林区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尽管“搬家费”不高，近几年，神农架的“生态移民”中，绝大部分是主动要求搬迁的。他们搬家的目的很简单：躲避野猪。山里流行着一句话：一猪、二熊、三老虎。野猪是村民们的天敌。

　　8 月4 日，记者来到下故乡板桥村。这是神农架林区内相对贫困的一个地区，周边没有风景区，从神农架木鱼镇旅游开发区驱车，一路颠簸，需要4 个小时。

　　上午8 时，农民李自成气呼呼地走进保护区板桥管理所告状，“我要告野猪。家里三亩玉米地，一夜之间，全没了！”“为国家保护生态，吃了就吃了，就当招呼朋友。”管理所所长孟辉这样劝说道。

　　孟辉告诉记者，其实他说这些话是违背良心的。他发自内心地希望给农民补偿，可惜政府没有这样一笔资金。

　　记者跟随李自成来到他家的玉米地。经过一夜“浩劫”，青黄色的玉米地好似石磙碾过一般，大部分齐刷刷折倒在地。地面上布满了野猪的蹄印，有的蹄印比碗底还大。一名正在收拾玉米“残骸”的农妇望见记者，憨憨地一笑，进屋泡茶去了。李自成说，那是她妻子，清晨她第一个发现玉米地被糟蹋，当时已经把眼泪哭干了。“现在再让她哭，已经哭不出来了。”

　　如今，神农架农民普遍面临这样一个矛盾：为了保护森林，老百姓被禁止在山上种庄稼；可生态保护好了，野生动物多了，老百姓有限的庄稼却经常被动物破坏。据神农架林区政府部门统计，2008 年神农架发生兽灾的农田达11000亩，直接经济损失1000 万元，导致9000 人次、2500 户缺粮70 天。

　　据记者了解，如今神农架大部分村镇都在谋求“变革”，通过推广“收益林”代替“耕地”，以避免野生动物的攻击。林区政府所在地松柏村试点种植高山荷花。另外，日本甜柿、有机茶、魔芋、百花蜜也在不少村庄推广。但其中，除了青天袍村的茶叶收购市场已成规模，其他均在试验阶段。

　　李自成曾经也看到希望的曙光。

　　2008 年1月，板桥村成立了中药材协会，推广神农架“野生中药材家庭种植”项目。当地一位名叫胡昌松的农民，在贵州、重庆多处考察后，发现了种植独活、玄参、桔梗、冬花等中药材的商业价值。回来后，他鼓励当地老百姓参与种植，这样既能抑制农民上山偷偷采药的欲望，又能帮助农民抵御野猪和黑熊的威胁，因为这些动物不吃中草药。

　　2008 年初，中草药玄参的市场价每斤2.4 元，胡昌松给当地人算了一笔账，同样为一年成的作物，一年一亩玄参地的利润，是玉米地的三倍多。去年初，李自成家听从胡昌松的建议，花了200 元购买了一亩地玄参种子。没想到，中药材的价格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急转直下，2008 年10 月，独活、玄参的价格急跌至每斤8 角。

　　至今，李自成还舍不得将手中的几百斤玄参出手；他还幻想着有一天，它们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格。其实，他并不知道，这种当年种植、当年采摘的中药只有一年药性，今年10 月，他手中的玄参就会变成一堆真正的废物。

　　经历这般市场波折，胡昌松从农民口中的“财神爷”变成了“胡骗子”。2008 年初，他信心满满；2008 年末，当地村民中他亏得最多。他分析说，2008 年的市场判断失误，主要是因为大山里信息不通。“神农架的人想出远门，必须要在早上五六点赶班车。过了早上8 点，偶尔运气好，能遇上临时去兴山或宜昌的班车。此外，神农架再也没有外出的公共汽车了。”

　　在整个神农架，没有出租车。从木鱼到板桥，只能包“面的”，一天时间赶个来回，至少需要300 元。在神农架，若是短途出行，还有一种叫做“麻木”的交通工具；这是一种三轮迷你汽车，车头比夏利还要小1/3。记者曾尝试坐过“麻木”，结果不到10 分钟，双腿就全麻了，这才恍然大悟“麻木”车名的由来。

　　“让真正的受益人掏钱”

　　“保护了四条腿(的动物)，也不能忘了关心两条腿(的人)！”今年3 月，神农架林区书记钱元坤带队进京，在全国两会上讨要“制氧费”。神农架林区政府新闻发言人罗永斌告诉记者，神农架为保护环境，丧失了不少经济发展机会。

　　神农架“制氧费”的申讨之路，艰难而曲折。近几年来，林区政府每年都会向湖北省政府申请“生态补偿”。但由于很难评价到底人们因生态环境而得到多少利益，或受到多少损失，成本或收益都很难计算，神农架就面临着“应该申请多少”的尴尬。

　　如今，神农架已被湖北省定为生态补偿试点。2009 年，湖北省政府还为神农架增加了1 万亩退耕还林指标，并按每年每亩500 元标准予以补助，列入省级财政预算。林区政府打算利用这些钱扶持当地林业职工发展中药材、蜜蜂、生猪养殖等林业替代产业。

　　记者获悉，7 月底，林区政府拨出了25 万元，帮助徐家庄林场发展这些替代产业，预计该林区职工的年均工资将因此而上涨10%。

　　“争取生态补偿不是简单的钱的问题，而是如何创新体制机制。”钱远坤告诉《外滩画报》。

　　全球知名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部自然资本项目专家陈民告诉《外滩画报》：“在中国，人们只关注生态保护的牺牲者，却没人关注它的受益者。”

　　陈民举例说，在哥斯达黎加，为了支援上游开发区的森林环保投资，首都圣何塞地区2 万居民与企业稍稍提高水费支出。同样如此，为神农架生态贫民提供补偿的，不应该仅仅是政府，还有它周边受惠的企业。“神农架是泥沙进入三峡水库的一道天然屏障，为三峡提供了纯净的水源。它的下游比如三峡水电站，不论是基于社会形象考虑，或是出于商业考量，理应为此买单。”

　　目前，大自然保护协会联合美国斯坦福大学共同研发了一个“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估价”模型。该模型参照目前在欧盟以及美国资源市场流行的“碳汇”模型，对生态环境牺牲者的成本，以及受益者的收益进行综合评估。“目前，我们已经在四川宝兴县(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发现地)试点该模型。一旦将生态环境牺牲者的‘贡献量’计算出来，生态补偿就有了科学依据，也能解决政府拨款‘一刀切’带来的弊端。”周一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