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内部经济问题，1947年3月、1948年4月，中共先后在邯郸和石家庄召开会议，统一东北地区以外的财经工作。

　　邯郸会议开了近3个月，最后形成了2万多字的报告。一再修改后，仍向中央发出了5000多字的会议决议。

　　李海说，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确定各根据地货币之间的比价，后来根据这个比价，于1948年底发行了统一货币人民币。

　　“山东的货币和晋冀鲁豫定了1：1，大体相当；和晋察冀定了1：10，其实是山东‘吃亏’了。”当年代表山东根据地参加了两次会议的杨波(后曾任轻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说，这次是中央出面进行了平衡。

　　由于中央拥有货币发行权，各大解放区的财政发生赤字需要弥补时，就必须报中央审查批准。这样，中央就掌握了地方财政。

　　杨波说，在此之前中央根据地---陕甘宁在经济上还比较薄弱，也没有规定各解放区要向中央交钱。山东相对富裕一些，杨波等人去中央开会，就随身用装粮食的袋子带着黄金，交给中央。

　　到1949年时，公粮和税收等财政收支仍由地方控制。这也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一直存在的情况。

　　“毛主席说过，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杨波说。

　　物价风波中的上海，成为一个契机。

　　上海暂时是个包袱

　　1949年夏天，邓小平从上海回京。他向中央汇报说，上海“煤粮两荒。接收旧人员十五万人，工厂原料缺，运输贵，开厂难，学校多，税收少，开支大，被迫大发行。农村全部以物易物，或光洋市场。情况严重。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向各解放区求援”。

　　陈云随后致电东北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除了向上海运输粮食，还要准备接收一部分上海工厂学校。不久，中央正式开始准备疏散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

　　7月下旬，陈云到达上海进行实际调查。当时上海遭遇30年一遇的台风，黄浦江水漫上南京路，竟然可以行船。陈云带着周太和，涉水到各类物品交易所了解情况。

　　就在陈云达到上海前一个月，投机商操纵上海银元价格暴涨，带动物价上行。上海市政府筹集了10万块银元抛出，竟然毫无起色。

　　最后，由曾任第9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带一营解放军查处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场抓捕200多名投机骨干，银元之战才以中共胜利告终。

　　投机资本随后转向大米、棉纱等物资领域，导致上海7月物价比6月上涨1倍，并波及北平、天津，致使两地物价一个月内上涨3倍以上。

　　7月27日，毗邻上海、最易受上海物价风暴波及的华中局建议，由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五大解放区财经负责人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这也是所有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第一次坐在一起商讨财经对策。

　　陈云在开幕会上就提出，上海的骨干工厂不能外迁。

　　这样就只能由各大区承担粮棉调拨任务，共同帮助上海恢复生产---从老解放区调棉花，从北方调煤，从上海周边和四川调大米。

　　华东局向陈云汇报说，常州不让粮食运到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是封锁的。皖北、常熟、无锡等地，也对上海禁运。

　　其他解放区有自己正当的理由：经过多年战乱，粮棉自给都很不容易，调出去农民就会挨饿。再比如当时交通破坏严重，从四川运米到上海，运费与收购价相当。

　　杨波向本刊记者回忆，他曾与姚依林代表中财委去东北“要粮食”，一次运出数千万斤，“讨价还价的零头也得几百万斤”。

　　周太和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在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陈云提出，上海是个好地方，但暂时是个包袱，运进来的东西多，出去的东西少。当时运进的是“两白一黑”，即大米、棉花和煤炭。只是因为上海没有恢复生产，运往外地的工业品不多。

　　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说，上海财经会议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要有政治观点，即从全局、全国看问题。

　　这次会议的最大共识是，仍然要把支援战争放在第一位。

　　小困难服从大困难

　　由统一调拨粮棉解决上海问题，会议的中心转移到了全国形势上。

　　周太和说，会上主要研究了三个问题：统一财政收支，统一金融管理，统一重要物资调拨。“这三件事不是一次可以做到的，有一些事还需要做许多协商说服和组织准备工作。”

　　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对于统一财经，认识并不相同。有的负责人认为统得太早，有的则认为根本不可能。

　　陈云解释说，当时实行财经工作统一管理确是提早了，但是困难并不算大，“我们不应因为统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难，而造成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难。”

　　陈云还告诉各大区主要负责人，中央希望他们“说服各地同志，既交出权力，又勇于负责，以此精神共度难局”，“必须强调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

　　上海财经会议最后估算了1950年的财政收支情况，着手统一全国财经。陈云在8月15日的闭幕报告中提出，第一，统一税目、税率，加强统一征管；第二，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发行库，进一步掌握货币发行权；第三，建立粮食公司、纱布公司等，统一购销。

　　他特别提到，各地区对原属野战军的支援物资，一般的要由中央统一调度。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听取陈云汇报上海财经会议的情况后，表示同意会议的总方针，“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上海财经会议落幕后，物价一度平稳。陈云却向毛泽东汇报，预计物价有 “剧烈跳跃之可能”，并督促落实上海财经会议决定的各项措施。

　　10月，上海果然爆发“棉纱风波”：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导致上海的纱布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棉纱上涨带动了其他物资价格，并波及华中、西北。

　　中财委按照既有计划调拨物资，一战而胜。

　　1950年春节，上海的投机势力开始囤积粮食。但此时中共从四川征集的4亿斤大米已进入上海，华中、东北的粮食也源源不断地运到。再战再胜，这就是“米粮之战”。

　　高岗曾想保留东北币

　　“米粮之战让上海的投机势力亏了老本，资金流动性不足还波及私营实业。政府于是用物资进行接济，彻底控制了上海的工商业。”李海说。

　　集中调拨解决了军队的供应问题，加之1950年战争收尾，物资需求减缓，新中国的经济终于走上正轨。

　　1950年3月，当时的政务院在北京召开首届全国财政会议，进一步明确统一全国财经。

　　根据这个要求，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颁布各级军政机关编制和待遇标准，政府机关及军队不得自行添招人员。

　　但恢复后的上海却不愿意参与统一财经。由于1949年的全国支援，只有一小部分轻工企业外迁，保住了工业基础。如陈云预言，上海很快恢复了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的位置，成为东部地区的物资集散中心。

　　李海回忆说，当时上海的负责人还专门向中央发过电报，不愿意纳入统一财经体系。

　　陈云随后在公开讲话中批评了地方主义。最后在中央的坚持下，最有钱的上海和华东局，还是老老实实地纳入了全国一盘棋。

　　至此，新中国只剩下东北一个地区还保留着一定的财政独立。

　　李海说，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央认为东北地区解放早、基础好，如果与关内统一，很容易受到影响。于是一直保持其经济独立性，作为战略大后方。

　　1948年华北财经会议后，当时负责中央财经工作的董必武专门派人到东北，通报华北财经会议情况和关内各解放区财经情况，并确定东北币与人民币的比价。

　　据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杨培新向本刊记者回忆，1950年关内经济形势稳定后，开始回收东北货币。主持东北工作的高岗曾授意东北银行行长王企之提出保留东北币，南汉宸当面质问高岗，高岗只得作罢。

　　至此，自1911年来，广阔的中国大地，第一次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统一。过去近40年间中国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被彻底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