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像暴风雨一样席卷全国，像袁隆平这样的“臭老九”，纷纷被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 袁隆平的心里陡然紧张了起来，那些“革命小将”能让自己的科研顺利无事地继续下去吗？

　　“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

　　“哎呀，不好！”看到学校里的这张大字报，他猛然意识到什么，赶紧跑去看他的实验盆。

　　果然，学校水池边，60多个钵盆全部被砸烂了，钵盆里的雄性不育株试验秧苗全部被毁坏，弄得满地狼籍，惨不忍睹。

　　几年的心血就这样被毁，袁隆平气得浑身颤抖，瘫坐在泥水里，两行泪水从这个刚强的汉子眼里淌下来。

　　围观的人群骚动着，好多大妈大婶抹着泪说：“这年头，好人遭罪，袁老师搞科研是为了我们能吃饱饭才受罪的啊！”。。。。。。那天，袁隆平梦游一般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全身无力。

　　邓哲抱着只一个多月大的儿子，坚定而柔情地说：

　　“他们可以砸烂盆钵，却砸不碎你的智慧，你的知识。大不了咱们双双去当农民，我跟你一起去种地，只要不离开土地，秧苗还可以重新培育，杂交水稻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袁隆平从妻子的劝慰中振作起来了。趁人不注意偷偷摸到水池边，在烂泥和瓦片中，找到了部分残存的秧苗，悄悄地藏进苹果园的臭水沟里。

　　安江农校特招了一批两年制的“社来社去”的学员，毕业后不参加正式分配，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尹华奇、李必湖就是其中的两个，对袁老师搞的杂交水稻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开始给袁隆平当助手。就在毁苗事件发生后，他俩找到袁隆平：“袁老师，过些时候，我们就要毕业回家务农了，如果您在学校搞不了科研，就到乡下来搞吧，我们养活您。”

　　1968年的春天到来了，那些藏在臭水沟里大难不死的秧苗，经过袁隆平和李必湖、尹华奇的反复繁育，已经发展为两分地的试验田，顽强地生长着。

　　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岛，是一个“天然大温室”。袁隆平琢磨着，要加快育种步伐，不能只局限于安江与长沙，必须南下。

　　1969年冬，他们来到云南省元江县，租居在农技站的一座无人居住的平房里，还租了农技站的水田作为实验田，把不育材料的珍贵种子浸下了水。

　　从这次开始，以后每年冬季，他们像候鸟一样，飞向温暖的南方，在南国的水田里繁殖育种，加速实验。

　　春在长沙，秋在南宁，冬去海南，这样的育种行程，袁隆平他们称之为“南繁”。

　　随着湖南各地科技人员的加入，袁隆平的队伍逐渐壮大了，最多的时候竟有50多人。他们在火车、轮船、飞机上浸种，甚至把珍贵的种子绑在腰上，利用体温催芽。2190个日日夜夜，这群“候鸟”先后用了1000多个水稻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实验，但最终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原本就不被看好的“水稻杂交”更是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反对，而此时的袁隆平，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

　　湖南省领导顶着压力，依然把袁隆平请到1970全省农业科技大会的主席台，这样的雪中送炭，让孤独前行的袁隆平团队，在一片阴霾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并迅速调整了研究方案，提出了“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新思路。

　　天道酬勤。1970年11月23日，正在北京查阅资料的袁隆平惊喜地收到两个助手从海南南红农场发来的电报：“找到雄性不育野生稻。”他来不及买车票，连夜挤上火车，直奔海南岛，一到农场，就来到实验田边，看到了那株比金子还要贵重的野生稻。

　　这株野生稻，正是在袁隆平关于“远缘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构想指导下，由李必湖和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发现的。

　　袁隆平来不及休息，他立即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又采集了稻花样品，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检验。最终确认，这确实是一株十分难得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鉴于它是一株碘败型花粉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当即高兴地命名为“野败”。

　　实验证明，“野败”杂交F1已表现出非常优越的雄性不育保持功能，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正如袁隆平所预想的那样，它为杂交水稻研究，起到了打开突破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