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人们试图完善和修改高考制度以便能选拔出更多人才，却由于未能从基本理念上进行突破而止步不前

　　本刊记者／李梓

　　曾经有一位美国专家问教育学专家储朝晖，中国现在的高考是一种公平竞争吗？储朝晖回答说：不公平。“但是，我们还没有更好的、能取代高考的选拔人才机制，高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不坏的一种方式。”

　　上世纪80年代：离开乡村

　　1981年参加高考的储朝晖把1985年前后看作恢复高考后的一个分水岭，这与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不太一致，大部分学者把上世纪90年代的到来看作一个分水岭。

　　“在1985年之前，中国的考试制度能够直接把一些最贫穷的人才选拔出来，而在此之后，高考就逐渐变成了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财力的竞争。高考不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储朝晖说。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教育部对高考做的主要改革是从试卷和教材入手，引进了美国的试卷模式，以取代原来相对粗糙的出题方式。而在广大的中国，城镇正在变化成一个巨大的吸盘，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源，以促进城市的发展。原先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开设在偏远地带的学校、工厂，由于凸显出资源利用的不合理而逐步搬迁到城镇。一些地处乡村的中学逐步向城市搬迁，直到今天，所有的重点中学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这种搬迁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乡村的儿童就学成本升高。而在1985年以后，一些农村家长宁愿花上数千甚至上万块钱，也要把孩子的户籍变成城镇户口，其中主要的动力就是中学和高考。一些重点中学招收城镇户籍学生和农业户籍学生的

　　分数线相差很大，大部分大中专也是这样，格局就像今天北京户籍学生考北大和山东户籍学生考北大的分数差异一样，而从1

　　985年批准的双轨制中，其中自费生的那条轨道只对城镇户口考生开放。

　　上世纪80年代所具有的另一个特征是非应届生数量众多，这是当时的电影和小说里的讴歌对象。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这种情况大为减少，一是因为自考和电大等辅助形式已经普及，不用花那么昂贵的代价去搏高考，另一个原因是对参加高考的非应届生的条件限制和歧视增重，而这一切都更不利于乡村青年接受教育。

　　上世纪90年代初：双轨与并轨

　　1996年的并轨让中国的大学教育成本骤然增加，今天，许多人都在批评教育产业化，批评猛涨的学费。并轨源于分轨。中国的大学录取名额，采用的是国家计划的形式，各大学在各地的录取名额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够得到的总录取名额将决定其录取分数线的高低。这种差异，使得一些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大专录取分数线比另一些地区的本科线还高。

　　鉴于名额的难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一些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机关开始以“委培”的名义，额外增加一些录取名额以为自己用，这些名额在以后的时期渐渐流转到社会，出现了“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区别，而大学为了获得更多的经费，也乐意开这个口，高考渐渐演变成了“双轨”制，一条腿在计划的路上走，一条腿在市场经济的路上走。双轨制运行之中，实际上又造成新的不公平，一些没有社会背景的考生，被有背景的考生从平价生挤压到高价生，“走后门”成了高考中的一大热流。

　　双轨与并轨，其实是中国全面走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嬗变，并轨之后，免费的午餐没有了，大学学费从此只涨不跌，成了家长的阵痛。同时，上世纪90年代也成了考试经济空前发达的年代，在上世纪90年代，最热门的一个与教育有关的词汇叫做：应试教育。高考已经形成一条龙的流水线，你要想子女在高考中脱颖而出，你必须从小就上最好的幼儿园，这样才能上最好的小学、中学，请家教开小班，然后才有升学率的保证，一路上去，直到你考上最好的大学。

　　对这种流水生产的批判，使得教育部开始大提一个词汇：素质教育。

　　21世纪：个性化、扩招与迷惘

　　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高考由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演变成相对轻松的1：1对决，但随之到来的就业问题冲淡了人们对于高考变容易的喜悦。

　　同时，对于全国重点高校生源本地化的质疑声音也越来越大，比如复旦大学在几年间，上海生源所占据的比例已经从20%上升到40%，而生源本地化的根本原因是各地方政府在投资大学教育的时候，将投资规模与本地招生名额挂钩。这种现象使大学资源进一步向大城市靠拢。

　　21世纪成了高考改革的年代，各地方自主出题，3+x不断变化，看上去，高考政策似乎每一年都在变化。对高考的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教育部几乎每年都有一些新政策出台，但这些“术”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道”，高考的筐里还是那些鸡蛋，有的只是数量和分布的变化。

　　“考试制度的基本假定是，通过单一标准就能把人才选拔出来，但这与现实的人才实际情况不符，现实中人才是多样性的，社会对人的需要也是多样性的。高考改了很多次，但选拔人才的基本理念没有改革，只对局部进行了改革。”储朝晖说。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李宝臣曾经对中国历朝的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比较，从汉朝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直到隋唐开始的“科举”，乃至我们今天的高考，他认为每一种制度在最先建立的时候，都“力求建立一个汇集各种现实可能的技术能量而力求公平的筛选机制，以求把社会最底层的人才发掘出来”，这些制度在实行一段时期之后，就会慢慢为社会的强势集团所用，从而产生各种新的矛盾，然后慢慢地被更先进的方法所取代。

　　在今天，改革已经成了高考的主旋律，呼吁统一录取分数，或者改革高考单一录取标准的呼声时有耳闻，但正如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所说的那样，没有绝对的公平。

　　对于那些亲历了1977年高考的人们来说，废除高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轻率提法，他们更提倡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来改革这一制度。“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并不断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曾经的“老三届”、学者雷颐这样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