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于光远1998年9月23日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要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能不提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

　　关于只开了5天的三中全会的著述和回忆很多，这个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也毋庸置疑，但之前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却为很多人所忽略。

　　1978年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年，中国能有日后令世界惊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与这一年的“决定”密切相关，用“大转折”来定义这一年，毫不为过。

　　仔细研来，为后来人们所熟知的一些重大变革的起点都在1978年的这个冬天：挫败了“两个凡是”，“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文化大革命”若干重大遗留问题逐步获得解决，全党工作的重心向现代化建设转移⋯⋯虽然“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仍然写进三中全会的文件里，但全国农村“一大二公”的错误认知得到了纠正，农村改革已然开始进行。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解决了自1957年以来一直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 倾错误，是在政治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使日后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成为可能。

　　为多数人所误读的是，所有这一切令人震惊的“变化”都集中发生在为期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事实上，这些关涉大是大非的命题，是在那至今仍显神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激烈的博弈而得以解决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上被称为“宣言书”的讲话，《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来看仍具现实意义，作为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也被认为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

　　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当然要从那易被忽视的36天开始。

　　在中共党史上，这曾是一段神秘的日子。事实上，“四五事件”的平反、“两个凡是”的纠正、中国未来航向等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

　　★ 本刊记者/李杨 杨中旭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胡丹接到通知，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1978年深秋的一天。

　　胡丹随手揣上20斤粮票和一些现金，去京西宾馆参会。按当时的惯例，会议工作人员要自己交纳会议期间的伙食费。胡丹至今清楚地记得，每天伙食费5毛，粮票1斤。“谁知，会议开了整整36天，我不得不中途回家取粮票。”胡丹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胡丹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15日，会期原定20天，后来延长到36天。一个会开这么长，这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3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为期5天。

　　绝大部分记录中国改革的书，都浓墨重彩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于三中全会以前的准备会议——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不多。这两个会到底是什么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一开头就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从头至尾亲历了这两个会。他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对《公报》的这句话作了这样一番解读：“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

　　可见，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怎能心平气顺讨论经济工作？

　　坐落于北京西长安街上的京西宾馆，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座不对外的内部宾馆。宾馆建成后，中共中央全会如果在北京召开的话，几乎都在这里举行。因此，京西宾馆有“最安全的宾馆”和“会场之冠”之称。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举行。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标准像，悬挂在主席台的上方。会议期间，很多与会者晚上还饶有兴致地去观看主办者为大家放映的内部电影。

　　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9人，接到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对于参会人员，于光远有两点评价：一是规模不小、规格不低，够得上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二是会议参加者的成分不错。从参加者的成员来看，大多数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

　　华国锋在开幕讲话中为会议确定了三项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华国锋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华国锋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三次离稿讲话。他讲了很多经济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的有利条件，还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华国锋还批评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机关存在的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上海申请进口一套设备居然要盖18个大印。他还说，我国经济工作中“笑话很多”，特别批评我们不重视市场竞争。

　　坐在台下的于光远全程听了华的讲话。于光远事后评价说，对于华的讲话，“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但同时，与会者也注意到，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还在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

　　其实，出席会议的很多人是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然而，当时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件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与会者怎能心平气顺地讨论重点转移和经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