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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发表爆炸性言论捅破窗户纸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28日14:20  中国新闻周刊

  刚刚开始分组讨论,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老资格领导人陈云,就在东北组作了一个爆炸性发言。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6个问题:一、薄一波等61个叛徒案,他们出“反省院”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和1940年,中央组织部相继作出决定,就是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后来继续干革命的同志,经审查可以恢复党籍。陈云提出,这些同志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留着一个“尾巴”,应重新复查。四、彭德怀同志对党的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中央应当肯定“天安门事件”。六、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应当给予批评。

  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倘若从1962年算起,陈云已经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书面发言,但那次的发言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这次,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组扔出的这6颗“重磅炸弹”。

  其实,一些老干部对陈云“放炮”并不感到意外。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就一些问题有过沟通。

  张爱萍之子张胜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内情。张胜的弟弟张品,当时是王震的秘书。工作会议前,王震曾委托张品,就“61个叛徒”问题征求了张爱萍的意见。

  当时的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干部子弟经常充当老干部之间的联络员。张胜说,张品是一个,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儿子叶选宁,以及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都是当时十分活跃的“联络员”。

  叶选基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后,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老同志有过串联。叶选基和这些老同志的子女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担负着通告消息的任务。叶选基说,串联的中心议题是“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两个主题。

  然而这时,华国锋已经很难让会议按着他的轨道运行了。华国锋在陈云发言后的第二天,要求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可是,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作出强烈回应,从而把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呼声推向高潮。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6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7·20”事件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提出了建议。

  这些在党内享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重炮,把“凡是派”轰得晕头转向。

  《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给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一个特点,那就是会上一边讨论,会外一边行动。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社会上感到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南京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

  此时,华国锋只有对“天安门事件”等做出明确表态后,才有可能引导会议进入经济问题的讨论。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了9条决定:1.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并且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2.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3.为“二月逆流”平反;4.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5.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为陶铸平反;7.为杨尚昆平反;8.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9.“文革”中的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于光远认为,华国锋的态度值得肯定。他说,华国锋“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

  批评中央副主席

  华国锋虽然在会上宣布了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决定,但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中国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作为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然而,中国要进步,就必须打破这个新的“本本主义”。这条“破冰船”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从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开展得轰轰烈烈。真理标准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以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此,会议开幕不久,许多人就在分组会的发言中讲到这场讨论。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9条决定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

  11月26日,胡乔木在东北组发言,希望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算是对会议做的结论。他说,真理标准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也是政治问题。

  于是,华国锋关于会议议程的安排又一次受到影响。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这么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下子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就在胡乔木发言的同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江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

  关于这件事,于光远后来有过详细回忆——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不过,于光远他们也有顾虑。毕竟,这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副主席。他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再这样做。但又觉得不便这样做,因此就决心自己担当这个责任。

  于是,26日,江一真在会上发言批评了汪东兴。随后,杨西光、于光远也批评了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复出、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江一真披露了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杨西光也披露了汪东兴一系列讲话的具体内容。比如,1978年5月17日,汪东兴讲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他们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后,其他各组也有人公开批评汪东兴。胡绩伟就是其中一个。胡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对事情发生的经过很了解,所举材料更为具体。在他发言之后,批评这位副主席的人更多了。

  担任会议简报工作的胡丹回忆,华国锋当时让大家敞开讲话,简报该登就登。胡丹说,最长的一份简报42页,整个会议出了400多份简报,放在地上有一米多高。

  为让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服务员一律不让进入会议室。以往都是由服务员给大家倒水,这次会议,主办者给每个会议室准备了两个暖水瓶,与会者自己倒水。胡丹记得,秘书也不让听会,都站在会议室外面的楼道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光远他们事先担忧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们没有因为批评了中央副主席而受到指责。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错了

  12月13日,华国锋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做了书面检讨。

  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

  他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全面,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此外,华国锋还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于光远说,对华国锋的这个讲话,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满意的。他“承担了‘两个凡是’的责任。一个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就我所知,这样的事似乎没有,至少是很少。”

  这时,中共的“第一提琴手”,名义上虽然还是华国锋,但实际上已经是邓小平。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作了这样一个注释:“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关于邓小平这一重要讲话是如何起草的,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根据当时担任胡乔木秘书的朱佳木在《回忆胡乔木》一书中的回忆。朱佳木写道:“在工作会议开始不久,小平同志曾邀乔木同志帮助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但由于会议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因此,在会议进入后期时,小平同志又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谈他的讲话稿……”

  邓小平向起草小组以及胡乔木讲述了讲话稿的中心思想。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写出了讲话稿,交给胡乔木修改。朱佳木回忆道:“由于小平同志对讲话的内容交代得十分详尽,所以,讲话稿很快写了出来,并交到了乔木同志手里。”

  经过胡乔木修改后,邓小平审阅后又作了修改。朱佳木说:“小平同志再一次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工,并讲了具体的修改意见。12月13日,也就是工作会议闭幕的那天,下午四点小平同志就要讲话了,午饭后,乔木同志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上的润色,直到下午两点才脱手。”

  邓小平的“宣言书”

  而于光远的回忆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于光远说,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胡耀邦找他谈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的事情。12月2日,他和胡耀邦一起到邓小平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

  于光远至今还保留着这份提纲。那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

  中央党校教授韩钢在《百年潮》上撰文记述了于光远的回忆——

  “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小平同志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光远同志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

  “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小平同志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稿子。”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振聋发聩。

  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是关于经济的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但并没散会。与会者继续分组讨论了两天,会议到15日才结束。

  3天后,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从此,中国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阴影中走出来,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巨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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