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沉船盗捞案

　　一艘新近沉没的货船和船上的9000吨钢材引来了两艘海上打捞船，今年7月15日，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法院一审判决盗窃罪，其中一艘打捞船“康顺9号”上的人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4年到2年不等，“康顺9号”的船主已经上诉到台州市中院。8月26日，第二艘打捞船“信宏168号”的诉讼也即将开庭，这场诉讼背后是在海洋经济转型的背景中渔村的产业变革。

　　记者◎陈超   摄影◎黄宇

　　沉船之后

　　2008年3月13日，从天津新港码头起运的“新杭州号”货轮经过浙江台州海域。“那天雾很大。”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副支队长徐岚对本刊记者回忆，天刚蒙蒙亮，“新杭州号”行驶到大陈岛以东约20海里的地方，忽然发生机舱进水，船很快开始下沉。船员马上向当地海事局报告。早晨7点半左右，海警第一支队接到海事局报警，立刻出动搜救，“因为海上的浓雾，我们直到10点多才到达目标海域，那时，货船已经没入水面以下，所有船员已经在救生船上”。

　　“新杭州号”沉没，所有船员获救，这是一艘十几名舟山渔民合股购买的运输船，挂靠在天道酬勤海运公司，这家公司注册于巴拿马，船籍却又属塞拉利昂。这次承运的货物是9000多吨钢材，价值5000余万元。徐岚回忆：“货船沉没后，按照规定，海事局要对沉船海域进行监测，看是否有污染影响，船主就交给海事局30万元的监测费用。”然而，船主却在打捞问题上遇到一些困难，“船上有两种货物，分属不同货主，所投保的保险公司也不一样，因此就理赔和打捞问题产生了一些分歧”。当时，船主已经找过几家打捞公司竞标，但是打捞价格在每吨2000～3000元，当时的钢材价格仅为5000元/吨，在价格问题上，船主一直犹豫不决，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2008年5月3日，海事局负责“新杭州号”沉船附近海洋环境监测的工作人员向海警报警，“有人盗捞沉船里的钢材”。徐岚说他当天马上派出两艘海警船赶到现场，结果一无所获，“之后我们就每天在附近巡逻”。5月7日，终于在沉船海面发现了“信宏168号”，当时船上的抓斗出现损坏，船员正在修理抓斗，被海警逮个正着。

　　“我们估计打捞的船不止一艘，晚上又返回原地。”徐岚说，当晚，一艘海警船悄悄守在大陈岛东侧。5月8日凌晨，雷达出现目标，一艘工程船正停在沉船海域，“海警船上立刻关灯，悄悄地靠近打捞船只。”海警靠近时，强光灯突然打开，打捞船吊臂控制的抓斗正在水中探摸，船号被渔网盖着，船员惊慌失措，“这更让我们断定他们正在盗窃”。

　　打捞出来的“盗窃罪”

　　“我们是2008年2月出海的。”“康顺9号”的船员张金水对本刊记者回忆，他在船上负责拴缆绳，这种福建的工程船上有他们自己设计的抓斗，经常进行海上打捞、清淤工程。出海前，船东告诉他要去山东的港口做工程，可是到了山东青岛，却没有拿到那个项目，正在船上的船员以为这次出海将空手而归的时候，浙江台州沉船的消息给了他们希望。

　　“沉船的位置是一个水鬼透露出去的。”徐岚说，“新杭州号”沉没后，船主委托海事局调查船只情况，是否出现侧倾或颠覆，当地就委托一名叫程灵江(绰号“光头灵”)的潜水员准备进行水下探摸，“可是他开价20万元，双方没有谈拢。光头灵知道沉船的具体经纬度，在一次喝酒时候，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台州当地的一个造船老板张明方”。张明方通过关系联系到“信宏168号”的船东。

　　当时“信宏168号”两名船东与张明方会面，“两名船东还产生了分歧，一个人说‘船刚沉了一个多月，不可能别人不要，这样打捞风险太大’，另一个人认为船主应该不会打捞了，两人回去后还专门开了一个股东大会”。两艘打捞船都来自福建连江县的定海村，也是由村民合股购买的。这次股东大会让“信宏168号”的船东达成一致，准备开始打捞。5月1日，他们与张明方签订合同，张明方提供作业的场所、费用，雇用潜水员打开舱盖，“信宏168号”则提供打捞所需的设备和人工，所得的利益双方各得50%。“康顺9号”也通过类似方式得知沉船的位置，他们也与台州人吴焕宝口头达成打捞协议，只不过双方分成比例是65%和35%。

　　“信宏168号”先到，“他们还花了30万元购买潜水设备，潜水员下潜后将船体切割开，船上的吊臂控制抓斗捞上钢材”，徐岚说。5月4日，“康顺9号”也到达大陈海域。“打捞前，我们先确定经纬度，然后向4个方向抛锚，固定位置。用船上的渔测器测量深度，然后控制吊臂长度到水下抓。”船员张金水说。

　　“康顺9号”一共捞了3次，现场查获钢材199.13吨，合计价值94万多元，“信宏168号”被查获的钢材一共1387吨，合计价值662万元。今年6月11日，台州市椒江区法院就“康顺9号”一审开庭，7月15日，一审判决船员的盗窃罪成立。

　　“这个案子完全符合盗窃罪的几个要素。”检察官李婉贞对本刊记者说，两艘打捞船上的船东和船员存在主观故意，船上的股东事先开过会，对这次打捞的后果有充分的认识，知道这是一艘新近的沉船，在船主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秘密窃取的方式获得他人合法财产。李婉贞强调：“沉船仅发生了一个多月，船主对船上的货物依然拥有所有权，这是《物权法》明确规定的。”

　　“我们的询问笔录也显示，很多船员表示，‘这次捞上来的钢材不一样，还都是崭新的，船主应该还要’。这就充分说明了主观故意。”徐岚说。

　　辩护律师谢如程则坚持认为这样的打捞行为无罪，“船主对海上沉船里的货物拥有所有权无可否认，但这些沉船属于脱离控制和占有的状态。盗窃的前提是用非法手段破坏原有的控制和占有关系，而沉船里的货物已经脱离的船主的控制和占有，因此不能定义成盗窃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打捞沉船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处于自沉没之日起一年以内没有打捞的，即丧失所有权。“因为沉船通常在航道上，在水深30米之上就会影响航行安全，因此我们通常在一年内强制打捞，但对一些沉没较深的船只也没有特别强调。”徐岚说。谢如程借此推论，沉船打捞是对航道有益的行为，也是受到法律鼓励的。而在一年之内，船主并没有申请打捞，也没有设置标志宣布自己仍然对货物实施占有和控制，“因此只能将船上的货物视为物权走向不明”。

　　“在这种情况下，判定是否为社会观念上的占有要基于社会的一般认识。”“康顺9号”案件的法官王普国对本刊记者说，“‘拿不回来’和‘不要了’性质完全不同。首先这艘船上的货物价值5000多万元，而且沉没水深只有50米，在打捞技术上并不是特别困难，船主也表示，沉没后他们已经进行了水下探摸，从社会常理判断，船主对沉没的货物仍然实施控制和占有。”

　　“考虑到海上盗窃的特殊性，在船员得知自己从事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并不能像陆地上一样立即停止并离开，所以我们也在提起公诉的时候考虑到从轻。”李婉贞告诉记者。而法院的一审判决也在认定盗窃罪的前提下，采用了从轻原则，王普国说：“海上渔民对于盗窃的意识不一样，他们可能在这方面不认为自己犯了盗窃罪，而且两艘船都来自一个渔村，都是渔民借钱集资购买的，考虑到社会稳定，我们也以从轻的态度量刑。”一审中，“康顺9号”的大股东黄祥健和船老大石新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和12年，船上其他船东和船员分别被判4～5年或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