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广州劳动保障局长崔仁泉:社会保障，不差钱只差理念

　　本刊记者 廖海青 发自广州

　　编者按：

　　在这一波金融危机中，广州市频频出台社保新政，逐年走向城乡居民的全覆盖，成为民生工作的一大亮点。有评论称，最近两年，是广州社保发展最快的两年。根据近日广州市统计局一项针对民生问题的民意调查，广州市民对“完善社保政策”的满意度最高。

　　生于1952年的广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崔仁泉军旅出身，言语铿锵有力，逻辑缜密。在崔仁泉看来，建立社保制度的具体工作固然重要，但理念更为重要，它不仅决定着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发展路径，还制约着制度的运作和变革。

　　日前，本刊记者就此与崔仁泉进行了深入对话。

　　对社保工作，不少官员还没有进入自觉状态

　　《南风窗》：当前社会保障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崔仁泉：人们一般认为社保发展关键是资金的问题，当然，发展社会保障无疑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但与资金的缺乏相比，当前理念的滞后更令人忧虑。一个社会保障制度能否发挥正面、积极的社会功能，关键取决于制度背后的理念是否科学，缺乏理念的制度只能是东拼西凑的没有灵魂的东西。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发展经济，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这需要在社会建设领域作出回答。我们总说长治久安，靠什么实现？从国家层面，需要加快民主法制建设；从社会层面而言，则有赖于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行。

　　从历史层面来讲，中国最初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从解决国有企业改革遇到的尖锐矛盾起步的，一些人容易把社会保障制度单纯看作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过渡政策，把它看成是配套性的、附属性的东西。从整个制度建设发展过程看，在直接需要解决的紧迫性问题的现实压力下，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社会公正的政策目标强调得不够，基调未能充分彰显，受渐进性改革的局限比较明显，在其基本功能、定位、作用等方面，仍有不少官员对这些问题的认知把握程度很低，没有进入自觉的状态。学界也有一些学者把社会保障制度看作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动辄以西方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为例加以批判。这简直跟担心穷人得富贵病一样荒谬可笑。

　　理念的不统一、不明确，导致相关政策在制定和实施中的种种不到位不协调现象，制度建设及施行工作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社会保险法》至今未能出台。

　　我认为，社会保障不差钱，差的是理念认识。过去30年，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令世界瞩目的业绩，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我认为，中国的下一个30年，应该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建设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事实上决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更是执政兴国的根本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在，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目标取向。试想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经济底子如此薄弱，人均GDP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我们能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更好地实现公平公正，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你能不承认我们的制度优越性吗？

　　当年，共产党解决了西方一些人断言的解决不了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从而让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制度的成功，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解决好十七大报告中的“五有”(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无疑具有更强大的说服力，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所以，社会保障理念创新，首先就要从市场经济配套措施这种狭隘的理念中解放出来，将社会保障制度视为现代社会秩序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基础性制度支柱，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禀赋充分展示出来。一句话，要把它摆上应有的位置，如同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所说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是“民生之本，公平之器，和谐之基，稳定之策”。

　　《南风窗》：从配套措施到基础性制度，的确是一个根本性转变。请问崔局长，从党政领导干部这个角度看，现在妨碍这一转变实现的具体因素有哪些？

　　崔仁泉：这一根本转变不会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发地形成，它会创造条件，提供可能和需求，但绝不会自动生成，而必须靠执政者的清醒、理念的明晰、目标的明确，以及为实现目标的组织力、动员力、执行力。当前最紧要的就是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尤其是高级干部、主要领导。社保制度建设能否加快推进，关键取决于各级党政领导的思想观念、理念是否真正统一到十七大及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从旧的发展模式的习惯和眷恋中解脱出来，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更加注重社会建设，把社会建设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保制度建设真正摆到战略地位，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去安排和施行。

　　在我们已经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情况下，现在制约社保制度建设发展的因素与30年前有了根本的不同，那时确实缺钱，有心也无力，但是现在说没这个财力恐怕就说不过去。可是事实上也确有一些领导还在以没有钱为由不支持这个制度建设，根本原因是理念观念上的差距。在一定的时间内，财政收入总是有限的，但是有限的钱往哪里用，取决于决策者的理念。想办的事，一般就会有钱，想优先办的事，会确保支出，问题是如何摆位。固然，观念、理念的东西又是从现实中来的，旧的发展模式形成旧的理财理念，旧的理财理念形成之后又会反过来维护旧的模式，特别是不能不承认，已形成的财政支出结构就是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它有继续前进的巨大惯性，不能自觉地跳出旧的模式的束缚，就不能完成观念理念的更新，这是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在致力解决的一大课题。

　　其次，就是依靠制度的创新和完善，特别是立法和执法工作的保障。《社会保险法》应加快立法步伐，相关配套法规要相应的完善。

　　第三，就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理念观念很重要，但它要靠人自觉，而真正自觉的人不可能是多数，党政干部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基本的方式还应该是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用制度、机制去管人管事，这样才靠得住。

　　除此而外，原来我们社保制度只解决城镇国企及集体企业职工的问题，现在已快速地向全民覆盖，不少人对这一制度缺少基本的了解，联系到我们尚存在的公民意识的相对缺失这一实际状况，确立一个公民应有的社保观念，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南风窗》：那么从制度层面而言，社会保障目前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崔仁泉：作为制度建设最大的问题就是统筹层次低，各地做法千差万别。统筹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利益的调整问题。比如实行省级统筹，虽然说提高统筹层次是发展方向，是共济功能的实现所需，是大势所趋，但对被统筹的各地来说，说白了就是要求基金结余较多的地、市支援基金有缺口的地、市，确保全省的保障资金按时足额发放。所以省级统筹最大阻力来自于地方利益的平衡。在一个省内，当出现局部利益与全省利益冲突的时候，各个市、县容易从局部利益考虑，不愿意进行利益调整。但是在我们的体制内，这也不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上级还是有足够的权威。

　　全国而言也是如此，由于各个地区发展程度差异太大，按照同样的缴费比例，各地区缴费标准肯定不一样，发达地区的人对参加全国统筹必然缺乏兴趣。要真正实现全国统筹的终极目标，必须协调东中西部发展水平，消除地区差距，但这需要时间。而在过渡时期里，一部法律管全国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如何在维护法制统一性的前提下，根据各地发展水平做出弹性的制度安排，这对立法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