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人与社会的关系。

　　◎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走进周林所在的医院，一间休息室里挤了七八个医生，桌上放着更多的水杯，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倒班下来的医生轮流睡，有个男医生嚎着冲进来：“老子要累死了……”

　　“医生不是神仙”

　　关键词：专业知识与沟通难度

　　走进护士站，周林顺手拿起一本病历，边翻看边说，医生的工作本身要求不能出差错，现在医院更是要求严格，就连病历上都不能有一点涂改，“哪可能嘛！谁也不是神仙。”

　　医疗纠纷中，对医生的指责近乎苛刻，但是，有些病，医生是无力回天的。而且很多人不考虑，人体的复杂使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的治疗情况也差异巨大，因此完美的治疗记录几乎找不到。

　　比如高风险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级别再高、技术再先进的医院，也避免不了手术死亡率。周林曾经从学术资料上看到，目前，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死亡率，较好的水平控制在2～5%，最好的也只能控制在3%以下。

　　在医学界，这种情况也许是正常的。但这哪怕是低于3%的概率，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身上，那都是100%的悲剧。而如果家属对此不予理解，一场医疗纠纷总是在所难免。

　　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的医疗纠纷，提高病人的知情权和配合度，很多时候就靠医生跟病人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

　　周林曾经遇到一位著名医生到他们医院上课。下午一点半的课，老医师迟到了，一上台连连抱歉。他迟到的原因却给在场的年轻医师们上了最重要的一课——老医生刚从自己的医院接诊完病人赶来，连饭都还没吃。通常著名医师每半天接诊病人数是固定的，但因为老医师对每个病人都不厌其烦，务求详尽了解每一位病人的病症，尽量解答每一位病人的问题，所以每次坐诊完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周林感叹，现在可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到这样啊！

　　但周林的同事小梅接口道，关键是医学上的东西很专业，很难讲清楚。我们大学5年，实习3年，才有资格当一名执业医生，但有些人一知半解的，还非跟你争论。对于没学医的人来说，有些问题不可能说得清楚。“我一向反感不懂医的人来了解这些事情。”

　　周林说，有时候的确如此。比如有人伤口大出血，但输血后还是死于失血性休克，这时候家属就不干了，“输了血的为什么还说病人死于失血性休克呢？”而实际上，失血性休克死亡可能由多种原因引发，而不一定是仅仅靠输血就能避免死亡。

　　与病人充分的沟通，有时候不仅仅是出于病人方面的需要，实际上，它也是医生的基本职业要求，对于医生作出正确的判断举足轻重。

　　哈佛大学血液专家杰尔姆·格罗普曼研究发现，大约80%的误诊是“掉进可预见的智力陷阱的结果”，只有20%是技术灾难引起的。而这种智力陷阱纠缠所有人。

　　信息不对称常常是令医闹者无明火起的原因之一；而难以沟通则为医闹危机埋下隐忧。

　　救活的病人跑了

　　关键词：秩序与责任

　　2008年夏天，一名智障青年在午睡前点了蚊香，不久，其家人发现屋子里冒出浓烟。青年被救出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医生要求输液、吸氧，病人家属都不理会。最终智障青年再也没有醒来。事后，青年的家属反而大闹医院，说医生救治不力。

　　这就像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孕妇丈夫不签字致母婴双亡事件一样，有人谴责医生，“病人家属不理会、不付费，医生就不会先救治吗？”

　　周林从医生的角度，阐述了其顾虑。不是医生铁石心肠、见死不救，而是有各种各样的规定要求，在这些条例规定的框框里，执业医师签的每一个字，做的每一个动作，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的，没有谁敢感情用事。这也是医生的职业素质。

　　同时，虽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但医生却不是万能的。在医疗保障体系、社会救助制度、相关法制法规等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单靠医院、医生的一己之力，

　　不仅杯水车薪，而且往往难以为继。开了这个先例，今后类似的状况会源源不断。加上很多医生在实施人道救助后却自吞苦果，今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便更加左右为难。

　　普外科一位年轻的医生，值班时收治了120送来的一名重伤车祸患者，患者已经昏迷，身上也没钱。打电话请示医院领导，领导要求先抢救，于是医生签字从血库和药房拿血拿药，给病人做了手术，保住了性命。

　　两周后，病人可以出院了，但面对两万多元治疗费，病人说家里穷，没钱；而肇事者还没有抓到，赔偿拿不到；联系民政局，说病人精神正常，不是三无人员，不归他们管。

　　正在医生焦急万分的时候，病人跑了。按照医院的惯例，医生签字的费用就要从签字医生的工资里扣除。

　　医生每天接触的人形形色色，尤其是现在有些人闹医成为一种习惯甚至职业时，医生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无论医院领导还是科室负责人，每天都会在你耳边叮嘱，周林形容：“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但防范得再怎么严密，对于存心闹医的人来说，还是有很多空子可钻。或者那些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空子，“只要是在医院死了人，就得拿钱来”。抬来时血都凝固了的车祸伤者不治身亡，在医闹口中，成了医院救治不力的结果。

　　这些图一时之利的医闹，威胁着医生安全的同时，也冲击着医生的信心。尽管医生们就业时曾经宣誓，为救治病人勇于承担风险，但在现实面前也难免畏缩起来。防卫性的治疗手段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做法。为降低自身风险，有时候医生会对危重病情不敢接手，一般性治疗中穿插着各种检查、自愿性签字等。但在患者感到医疗效果欠佳、负担过重时，又加重了本已紧张的医患矛盾。

　　医患秩序中，双方各自的一些失范行为，令他们彼此相互防范，愈发疏离，理想的和谐医患关系似乎遥不可及。

　　突袭的巴掌

　　关键词：理解与被理解

　　周林的左小腿上绑着绷带。那是昨天值通宵班时，接诊多个急诊病人，跑来跑去，不小心摔的。“没有时间打石膏，护士给我拿这个先绷起。”周林解释道。

　　周林说，这种状态不是临时的。这几年，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加上农村推行医保后，来看病的人比以前增加了很多，病房楼道里随时都有加床。

　　“天天这样忙，没办法。”周林说，病人理解的话，还是很让人感动的，“像昨天看到我忙得都摔跤了，我的一个老病人跟我说：‘周医生，你这个样子忙，恐怕要少活10年哦。’要是病人不理解，又遇上那些暴躁的人，才郁闷”。

　　前两天，周林主治的一个病人，病情已经稳定，家属也了解了相关注意事项，于是在值了一个通宵班后，周林去休息时把手机关了静音。不料，白天，病人换了个陪护家属，新来的家属既不了解前期的治疗情况，又不信任值班医生开的药，非要找主治医生周林来。周林醒来看到十几个未接电话，了解情况后，先让护士去转告病人及家属，值班医生开的药是正确的。过了会儿，周林不放心，困意绵绵地来到该病人床前。

　　“你就是他的医生哇？”见周林进来，一位50来岁的大妈两步迈到她跟前，气势汹汹地问道。周林一下子被激醒，本能地回答“是”，“大妈”嗓门更高了：“你是咋个当医生的！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你都不接，有你这样的吗？！”周林不停地解释，对方不仅不听，反而愈发激动，一扬手，“啪”地一巴掌打在周林的左脸上。

　　周林一愣，饶是当着自己的众多病人，委屈的泪水还是抑制不住地流下来。

　　周林当警察的丈夫得知后，气愤难当地报了警。因情节轻微，最后也只有不了了之。

　　当然，很多时候，医生的麻木、粗暴，也伤害了病人。在他们眼里，病人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殊不知，每个病人的病症，他为治病所能负担的费用，以及心态、认识都千差万别。病痛中的人们，不仅需要医生精准无误的治疗，更渴望一种春风化雨般的态度，一种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尊重。

　　以前，周林都不曾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总觉得太忙了，哪有时间好好跟病人讲病理嘛。直到她外婆住院时，她突然意识到一个病人家属的心情。“外婆今年上半年病危了，住进华西医院的监护室，我只能在外面看着，外婆的痛苦，让我心如刀绞。我突然一下子意识到，我成了患者家属。我想，如果我不是一个医生，如果我对外婆的病情一点不了解，这时候的我，是多么渴望医生再和蔼一点、耐心一点。应该所有的患者家属都是这样焦虑和无助吧，这时候，医生的一点点耐心，对他们都是多么重要的安抚”。

　　也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医患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互沟通、理解、信任，彼此真诚以待，而不仅仅是你付费我服务的一种冷冰冰的交易，也许医患关系会和谐一些。

　　一次次退让，让医院的软弱口耳相传，无疑会纵容现有医闹，“培养”潜在医闹。以至于医闹被看成一种商机，短短几年，就迅速形成“职业”，且呈“欣欣向荣”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