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曾经，“白衣天使”是对医生、护士亲昵的代称，他们是病人康复的依赖，是希望的寄托，是敬重的象征。

　　如今他们却不知道哪一天哪个患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人身伤害。他们成了医患关系紧张的受害者，时刻担忧被唾骂、被侮辱、甚至被攻击。

　　医生遭遇黑色六月

　　2009年的6月，似乎是医生的劫难月。当月，全国各地见诸报道的暴力医闹事件，其发生之频繁、性质之恶劣，令闻者无不愕然。

　　6月1日/河南武陟县妇幼保健院/一孕妇生产时发生羊水栓塞，抢救不及，不幸身亡。院长杨更林被死者家属强迫披麻戴孝、在亡者灵前磕头哭丧，直到被打得倒地不起。

　　6月8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人民医院。一名被确诊喉癌近两年的19岁女孩，在该医院突然跳楼身亡。死者家属率众要求补偿不成，将院长打致肋骨多处骨折。

　　6月11日/武汉市江夏区疾控中心/当班护士朱雪英颈部被人砍伤颈部，抢救无效身亡。疑凶称两个月前朱雪英给他注射的狂犬疫苗是“毒血”致使他肚子疼。

　　6月16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因患者要求出具的诊断证明与医院诊断不符，医院拒绝出具假证明，患者母亲将一女医生连刺五刀。

　　6月21日/福建南平市第一医院/患者杨俊斌在该医院医治后死亡，患者家属组织大批人围攻医院、挟持医生，并将一名医生捅伤。最后却是由医院“补助”死者家属21万，同意不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

　　6月27日/福建三明市第一医院/一名患儿在该医院死亡，患儿父亲率众扣押当班的医生，该医生从医院的五楼跳到四楼的空调外挂机上，然后再跳到三楼的平台得以脱身。

　　6起医闹事件共造成近20名医务人员伤亡。而6月因此被称为医生的“黑色六月”。

　　这让近年来愈来愈严重的医闹问题，以波涛汹涌之势，严肃地摆在人们面前。

　　这些并非个案，而是近几年来医院的普遍遭遇。北京卫生法研究会秘书长张云林透露，据卫生部统计，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有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43.86%发展成打砸医院的恶性倾向。

　　本刊记者走访的四川省内3家医院，无不在近期遭遇过患者家属闹事的情况。一家医院内科住院部主任朱医生告诉记者，“最近我们科霉得很，一周遇到3起。还好都没有持续多久，在有关部门的调解下，能调解的调解了，不能调解的走司法渠道了。”

　　正说着，一间病房里传来争吵声，记者跟着朱医生快步走去，只见一位中年妇女正站在一位老人的病床边训斥护士，“都扎了3针了，你干啥子吃的！”朱医生替

　　护士解释，这位老人已经输液4天了，两只手上的血管都有些硬化，不好扎是正常的。

　　在住院部病房里，记者注意到病床上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朱医生介绍：“我们科室接收的都是病比较重的老年人，经常有死人的，在我们医生看来，都是尽力去医治了的，但很多时候只是家属接受不了，经常遇到来闹的。”朱医生一脸无奈地叹息，“没办法。”

　　“秀才遇到兵”？

　　相对医闹的嚣张，医院方则大多显出“秀才遇到兵”的无奈。

　　成心“闹事”的患者家属，以及职业医闹，抓住医院耗不起的软肋，不管有理无理，蛮横地拒绝鉴定、拒绝调解，聚众示威，甚至口出恶言、舞刀弄棒，挑明了说“给钱就走人”。

　　2008年，朱医生参与过一位孕妇的抢救工作。这位准妈妈本身有甲状腺心脏病，医生千叮万嘱不能怀孕，但要一个自己的亲生骨肉的愿望使她不听劝阻，冒险一试。孕妇及其家属郑重地签下了责任自负的保证书。结果在生产时，孕妇心脏病发，没有抢救过来，连孩子也没保住。

　　眼看着一个新生命就要降世，却这样不幸母子同夭，朱医生和所有参与抢救的医生都心情沉重，尽管自己已经尽力。然而事情的发展还是出乎医生们的预料。死者丈夫不知从哪里聚集了40多人，让医院“给个说法”。其中有个光头叫嚣最凶，额角上一道刀疤，后腰上别着一把匕首，自称是死者的兄弟。

　　“结果我们查出来，这是个刚从监狱出来的人。”朱医生说。

　　这种情况，就明摆着是要钱了。医院在解释无效的情况下报了警。但警察到场后，对医闹也无可奈何。

　　警察看到家属伏尸痛哭、情绪激动，害怕处置不当承担责任，往往畏手畏脚，只能劝离。

　　主管部门卫生局要求：“医生护士要体现觉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避免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同时指出可适当人道补助死者家属，总之尽一切可能尽快平息事态。

　　有些病人来医院就诊，看到这阵仗，转身去了别的医院，一天下来，医院就损失10多万元的收入。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有人对“这家医院医死了人”的谣言偏听偏信，那今后医院将何以立足？

　　如是数日，医院心力交瘁，再也承担不起经济上和声誉上的损失，经讨价还价，以赔偿死者家属6万元了事。

　　在医生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一些医院不得不八仙过海、各展神通，其措施五花八门，让人啼笑皆非。有请警察作副院长的，有聘请会武术的医生的，有医生护士戴头盔上班的，有给医院安装电子眼和暗门的，甚至有找黑道以黑治黑的。但这些躲、防的办法，归根结蒂是被动的，有的甚至是违规的，衬托出医院的无奈和无力。

　　一次次退让，让医院的软弱口耳相传，无疑会纵容现有医闹，“培养”潜在医闹。以至于医闹被看成一种商机，短短几年，就迅速形成“职业”，且呈“欣欣向荣”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

　　退而明哲保身？

　　医院一时的退让，让医闹们难免有种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快感，但他们真就可以偷着乐了吗？

　　医闹的存在，让医院时时自危。医生在救治病人时所天然承担的风险，此时却显得那么沉重。这促使医生们在治病救人时更加谨慎、更加认真细致外，也让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此一来，面对高风险的的治疗对象，医生们还能那么气定神闲吗？面对那些曾经闹医的人群，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生，内心又该充满怎样的纠结？

　　朱医生讲述，他们医院前年遇到一位农村产妇，生下一名有先天性缺陷的婴儿，几天后婴儿未能挺过危险期，“农村里一个村子里的人都很熟，家属回去一下叫来几十口人，在医院打的打砸的砸……”朱医生压低嗓音说，医生们都气得很，私下里说，“以后谁还敢接他们村的病人？”

　　朱医生们也许说的只是句气话，但河南郑州一名职业医闹张某，却真实地遭遇了医生因医闹不敢做手术的情况。眼看着自己老父亲被病痛折磨的痛苦，这深深地触动了他，以至于有着两年“闹龄”的他毅然退出了这个行业。

　　据人民网报道，2007年4月20日，张某父亲得了股骨头坏死，急需做手术。孝顺的张某陪父亲到省里一家知名医院，但医生建议他们转院。医生说，这项手术本来是他们医院的强项，但去年一名患者手术后死亡，患者家属找了医闹来“闹医”。虽然根本不属于医疗事故，但医院赔了10多万元才了事，事后，医院处罚了主刀医生和麻醉师。又受气又受罚，主刀医生不愿再做这样的手术，麻醉师则提前退休了。 一边是70多岁的老父亲整天喊痛，一边医生却因为害怕医闹不敢做手术，张某终于明白，医闹们的做法就像是到处挖坑，早晚有一天会把自己栽进去。

　　在福建南平事件的后续发展中，我们就清晰地看到了这种“后遗症”。由于医闹人群来自该市杨厝村，不久后，杨厝村一位12岁的小女孩到事发医院做脚部手术，医生直接说：“回去问问你们村里人都做了什么。你们村里人的病我们看不了，去省里看吧。”

　　尽管医生们这样做是消极抵抗，是软报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也有几多无奈。

　　近年来，医患双方始终在这样一种信任缺失的状态里痛苦循环，而医闹使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医闹惯用造势手段：停尸医院，高举条幅，聚众哭闹。其吵吵嚷嚷的声势、哭哭啼啼的场面，已经是无言的广告。加之不断向路人散播医院治死人的“恶迹”，难免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被误导，给医院造成恶劣影响。

　　医闹行为的日嚣尘上，从最初的带有维权性质，到现在的不问青红皂白，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反感和谴责。诸如福建南平市第一医院的医生抗议医闹时，周围群众得知真相后，深表同情，自发给静坐的医生送水。

　　真相大白时公众的深明大义，与不明真相时的群体骚动，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否会为各地处理医闹事件提供一点启示？

　　软执法危及长远

　　医闹行为，掺杂着太多过分的利益诉求。不少医闹者目的就是以“闹”谋钱，一口咬定“赔钱就走人”，这已明显是在挑战法律界限了。但地方政府在处理医闹行为上却举棋不定。

　　自去年以来，贵州瓮安、甘肃陇南等地，发生了一些由小事情偶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影响之恶劣，令各地政府心有余悸。且当地政府受到的问责，更是令各级领导干部时时自危。

　　医闹事件中，患者方往往被归为弱势一方，闹事者也往往强调自己的弱势地位，无论是“我们不懂医，鉴定了也听不懂那些医学术语”，还是“鉴定有个屁用，还不是医医相护”，都成为医闹者破坏社会秩序的借口。弱势一词，成为医闹者的护身符、法律的约束似乎也无能为力。

　　因此，一旦出现医闹行为，因害怕强硬手段激化矛盾，引发大规模涉政群众性事件，地方政府一般不敢采取法律手段惩治违法医闹者。为了顾全稳定的“大局”， 通常在“以人为本”的托辞下，建议医院以“人道救助”等名义给予闹事者一定补偿。

　　这样做保住了一时的“大局”，却失去了控制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像福建南平处理6·21医闹事件，医闹凶则倒向医闹；医生抗议，又倒向医生。这不是法制政府应有的做法，政府威信大大受挫。何况，这不仅仅是南平一个地方的应对之策。

　　如是，医闹日益猖獗。从长远来看，经济赔偿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执法从软削弱法律尊严，医闹成风扰乱社会秩序……种种社会负面影响，像滚雪球一样积累，一遇导火索就大面积燃烧起来。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于兆波指出，偏面强调向弱势群体倾斜是有局限性的，它可能导致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保护弱势群体，可以在立法时向弱势群体倾斜，但在执法时，应该体现法律面前公民人人平等。过度保护可能会导致反向歧视。明明触犯了法律的行为，却被权力“放过”，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折射了权与法之间的一种尴尬处境。

　　法律的引导力量

　　医闹之所以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蔓延，很大程度上缘于对非法获利的追逐。依法打击医闹，不仅将斩断医闹们非法获利的妄想，而且相应的法律制裁，对非法医闹们的引导作用，不言而喻。

　　长久以来，医闹群体仗着法难责众，越来越嚣张。从最初的十几数十人，到现在动辄上百人；从围堵医院破坏就医环境，到围攻医生实施人身伤害。殊不知，作为临时凑合的混乱组织，医闹群体实际上很盲目，也很脆弱。为着各自的金钱利益，他们聚在一起。大部分追随者只是像打工一样，出一天工挣一天钱而已。如果发现警方动了真格，不仅钱挣不到，还可能被拘留，没人会愿意干这“赔本生意”。

　　此外，对于领头闹事的患者家属，也需要表明立场。引导患者家属走合法渠道解决医疗纠纷，不仅是规范医患秩序的必须，同时也是对患者家属的一种保护。社会上不明身份的医闹者，如果处理不当，反而会给患者方带来无法预料的麻烦。

　　2007年7月22日，一孕妇在广东南海松岗医院分娩时，并发“急性羊水栓塞”，孕妇和婴儿死亡。事后，死者丈夫杨某带人连续3天围堵医院，要求医院赔款100万元。在院方没有答应的情况下，杨又联络100多人冲击医院。接到报案，南海公安分局出警拘捕170多人，其中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杨于是回到法律轨道上，起诉医院。但杨当初率领冲击医院的人，绝大多数是雇来的职业医闹。这些人既没拿到钱，还被警方拘留，因此三番五次向杨逼债。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因此，依法处理医闹，尤其要对职业医闹以及混迹其中的黑势力进行坚决打击。

　　中国政法大学刘鑫副教授建议，公安机关应该建立“医闹”黑名单，在一些事件中发现“职业医闹”并记录在案，为今后治理“医闹”事件、防止事件升级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