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挂帅  

　　2007年，随着碧桂园在香港主板挂牌上市，杨国强的二女儿杨惠妍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她获得父亲70%的股权转让之后，身价逼近700亿港元，取代张茵成为内地新的女首富。而与此同时，作为典型的家族企业，碧桂园集团董事长杨国强借转股欲培养女儿作为事业接班人的计划也随之浮出水面。

　　年方25岁，身家近千亿，她的容貌、性格和婚姻，再度掀起人们对于“女继承人”话题的关注。

　　在接力中国的会员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为1：4。调查显示，对多数企业家来说，优先考虑的是儿子接班，然后才是女儿。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女性被期许的社会角色依然是“相夫教子”，此外，女儿终究是外人。而多数中小企业主仍存在“小富即安”的心态，如果接班人是儿子，父母对其接班的愿望可能会支持，但如果只有女儿，期望值就放低了。

　　然而，近些年来，民营企业家族的第二代继承人中出现了不少女性的名字：宗馥莉、潘巍、左颖、刘畅、郑莱莉、许涛芳、张静静……“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她们或是唯一的孩子，或是家中长女。从历史角度说，是1978年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赋予了这些年轻女性继承家业的责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比例不高，她们普遍表现得更为稳重和成熟，和父辈关系更和谐，很少出现常见于父子间的刚性冲突。而儿子们总想尽快地自己掌权，摆脱父亲的控制，往往通过对抗父权来寻求自我认可。

　　在总裁办公室里，许涛芳像一个陀螺般高速旋转着。一身黑衣，素面，五官长得很精致，性格出奇的沉静。2002年从新加坡留学回来，她从帮朋友带回国外的几件防辐射服中得到启发，在父亲的支持下，为做成衣的家族企业开拓了防辐射服装新业务。

　　五六年间，“添香”几乎垄断了中国防辐射服装的市场。防辐射服也成为集团公司旗下盈利最丰厚的板块，占到全部利润的60%以上。

　　小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小康家庭的孩子，放学的时候，还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来接送。父母常常在外忙事业，我和弟弟都是阿姨照顾大的。人家吃水果都是父母削好，我只有自己去买。从小学到初中，我爸我妈从没完整地参加过我和我弟弟的家长会，常常是和老师打个照面就走了。

　　在我爸工厂当了几个月的业务员后，我说服父亲做这块新业务。最初，我们是替日本公司做代加工。我没有婚育经验，也没结过婚，什么都不懂，就一家一家跑替我们代销防辐射服的小店，把自己放低，向他们讨教，我才慢慢了解孕妇究竟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我爸刚开始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划拨给这一块的行销费用也不多。我们的积累是像滚雪球一样，衣服做出来卖掉，资金回笼，再有钱投入到广告和代言。我们后来就像合作伙伴，后面的投资，是我爸拿出一部分，我自己拿出部分。

　　我爸从来没有和我谈过接班。他让我从业务员做起。他也是要考察我：一有没有这个能力，二有没有这个意愿。他对我还是比较宽容。刚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太多想法。慢慢做了，才有感情，我付出了努力，收到了回报。有一天，我忽然醒悟过来，原来我承担的责任是这么大：我们家现在的钱，三代也吃用不完，但是，我们还有这么多员工。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全面地承担起这个责任。

　　让我当甩手掌柜，找个职业经理人来替代我现在的位子，自己去爬山、旅行，我是做不到的。首先，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经理人；其次，他会不会像我这样对我们的家族事业有这么强的责任心和忠诚度？别人总说家族企业有多么不好，事实上，有些东西是血浓于水的。

　　企业家和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就是能很快地调整好自己的心理。我的EQ是很高的，我能很快平复自己的情绪。在同龄人里，我算是沉得住气的。

　　我这几年真正学到的东西，不是运营企业什么，而是客观地看待一个事物。不管做什么，做事、做人也好，如果在这个槛上跨不过去，他会很难的。特别是做企业，如果你不能放下架子，客观地来看待一件事的话，你就会绕很多很多远路。

　　我爸从来不当面夸奖我，不管我做得多努力多好，所以我憋着一股劲要努力做好。但是，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感到很骄傲。(笑)

　　我没有任何个人兴趣爱好，工作就是我唯一的爱好，满脑子工作时感觉特别幸福，晚上加班到10点多，感觉特别充实。

　　“那你留给自己个人生活的时间呢？你这个年纪的女孩子都在忙着谈恋爱呢。”记者问。 

　　“记者怎么都爱问这个问题，我通常不喜欢回答这个问题。”她开始笑，“现在是干事业为主。至于家庭、爱情什么的，等我35岁以后再考虑。”

　　婚姻 婿养子

　　2006年年底，一条“宗庆后为女儿选女婿”的新闻被媒体们炒得沸沸扬扬。据当时来自娃哈哈的消息说：宗庆后如今关心宗馥莉的个人大事甚于接班问题，要“解决其个人问题后才考虑其接班事宜”。杭州街头，一个20岁出头的眼镜男扛着“我愿娶宗庆后女儿”的求爱信公开示爱。后来还上了当地电视台的地方新闻。

　　故事最后被演绎成了一场闹剧。然而，在民营企业发达的杭州地区，老板们通过为女儿挑选青年才俊以确保家业得到传承，早是公开的秘密。据说，有一阵子，浙江大学里年轻有为的博士颇得民营老板们的青睐，以至于博士间流传着“干得好，不如娶得好。人生少奋斗20年”的玩笑。

　　“富不过三代”。这是一道让中国企业家和富二代们内心纠结的魔咒。在西方，当家族企业的继承人有其他的人生抉择，或者其才干不足以成功管理企业时，聘请职业经理人是常规做法。然而，在中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对家族之外的人缺乏信任。这和中国目前信用体制不完善相关，也和东方独特的家族文化有关。

　　然而，同样是家族观念浓厚的日本采取了一种独特的优选传承制度——养子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众多家族企业历经20年不衰，不乏养子之功。住友集团仅1900年到1945年，总管家等29位家长中，出现6位养子。其他著名财阀，如丰田汽车第一任社长、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传位的对象，都是养子。

　　在继位的养子中，女婿占了很大比例。通常，掌门人会在公司年轻人中物色一个能力最强的年轻人，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再通过仪式将之正式收养为自己的儿子。再后，这个“女婿养子”成为家族的掌门人，并正式掌管企业。这种捆绑了家族联姻和养子身份的广义家族传承方式，就是日本特有的“婿养子”制度。

　　三井家族一位掌门人甚至说：“我宁可要女儿而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选择我的儿子！”因为现任掌门人的可以到血缘之外找“婿养子”做接班人，这给他们的子女带来竞争压力。在这种竞争中，即使家族企业最终由儿子接管，“富不过三代”的概率也会比在中国低一些。”

　　据学者研究发现，在日本，“婿养子”掌控的家族企业平均业绩高于亲生儿子接掌的企业，而不管是“婿养子”还是亲生儿子接掌，家族企业业绩又平均优于代理人管理的非家族企业！其中，唯一被牺牲的，是一个年轻女性的情感和人生选择自由。

　　这种介于“女婿”和“职业经理人”的模式，成了中国部分企业家的备选方案。如果是女儿接班，可以是女儿直接接手，另外，也可以通过选择女婿竞争“上岗”——由女儿控制着股份，再对女婿的婚姻和权力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从碧桂园的故事中，我们已经嗅到了“婿养子”的气息。2006年杨惠妍大婚。这位“乘龙快婿”的公开资料显示：清华毕业、留学英国，其父为东北官员，之前一直效力于碧桂园。婚后，碧桂园新业务大动作的背后不时出现他的身影。迄今为止，杨家二女儿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也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在外流传的是几张模糊的婚礼截图——新娘端着酒杯，一身喜庆色彩的中装。

　　她的内心对爱情有着怎样的憧憬？对婚姻有着怎样的梦想？看客们无从得知，似乎也从不关心。

　　缪新颖干过最叛逆的事，就是不顾父母反对谈了一场恋爱。我和他聊起了《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为家族复兴，舍弃青梅竹马的表妹，另娶当地首富女儿的情节。“父亲他们肯定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家是天主教徒，还算民主，不会一定强求我这个。他们要我找一个优秀的女孩子，对形象、气质、学历上的要求都很高。很多还需要磨合。”

　　父辈的财富是祝福，也是个体的枷锁。相比较而言，女性接班人们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更少的自由选择。在沉重的家族责任之下，这些正值年华的女孩，或无暇考虑感情问题，或因为特殊的身份和家族财富，和幸福有距离，有的甚至从未真正谈过一次恋爱。

　　陈天红是“富二代”中的活跃分子。这个弹古筝、爱看书的女孩有着一股浓浓的文艺味。用“闺蜜”许涛芳的话来评价，“天红是很梦幻的”。和所有年轻女孩一样，她喜欢谈人生，谈爱情，谈星座。她有个弟弟，羞涩腼腆，“个性和我完全不同”。因为是长女，“从小觉得有责任为父亲分担些什么”。

　　“门当户对”是父亲对未来女婿的基本要求之一。天红在这方面和父亲并无冲突，“如果家庭背景差太大，在很多方面没法理解，对方也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可是，她雾蒙蒙的眼睛朝我投来一瞥，有些迷茫。

　　一个在现实中已经穿上水晶鞋的公主，没有生活在童话里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