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安定

　　有7368名从自治区各地和乌鲁木齐各单位抽调的干部，组成682个工作组，深入流动人口集中、稳定形势较为严峻的片区，开展维稳宣讲和排查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熊聪茹 | 乌鲁木齐报道

　　60天前，一次惨烈的暴力事件突然让整个乌鲁木齐坠入噩梦。时间的河流正在慢慢洗去伤痛，安定，是这座拥有300万人口的城市最大的愿望。

　　带来安全感的人们

　　入秋，武警战士张益阳的心情慢慢好了一些---太阳不再那么毒辣，把脖子晒得脱皮，一碰就龇牙咧嘴；汗珠也不会从钢盔里不停地滚下来，渍得眼睛生疼。

　　近两个月来，张益阳和战友白天在街道上武装巡逻，防范出现突发事件，晚上轮流睡在马路上或地下通道里，有的战友头一挨水泥地就睡着了。7月底那些最热的日子，气温连续几天超过30摄氏度，很多武警战士和张益阳一样，裆部和脚都出现了溃烂。

　　“几乎每天都有送西瓜、矿泉水或者蔬菜的老百姓，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张益阳晒得黝黑，露出一口白牙，“新疆慈善总会还送了我们几百条内裤。”提起这事，不到20岁的张益阳有些不好意思。

　　全副武装的巡逻力量为经受了惊恐和慌乱的城市带来安全感。乌鲁木齐几乎每条街道的路口，都有身着迷彩服的武警战士五人一组，手持护盾和枪支。在人民广场和大巴扎一带，不时有装甲车或防爆车巡逻驶过。

　　火车站和机场是安保的重点区域。在拥挤的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候车厅门口，沙依巴克区公安分局局长张粤正在执勤。

　　“请大家按发车顺序先后进站，我们保证所有旅客都能及时、顺利上车。” 张粤的声音有些嘶哑。

　　“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南站派出所所长白勇刚说，“从5日傍晚开始，我们就在这里值勤，累了就轮流在车上眯一会儿。”

　　“7.5”事件后，乌鲁木齐长途客车站、火车站和机场都加强了警力和安保措施。铁路警方发出通告，乘火车禁止携带各类刀具，各种罐装、瓶装液体须经警方严格检查后，才能进站上车。乌鲁木齐国际机场组成巡逻组，24小时盘查进入机场的可疑车辆和人员，加强了公共活动区域以及重点要害部位的值勤密度。

　　“社区基础不牢，城市地动山摇”

　　李林已经7天没回家了，藏蓝色衬衣的后背和腋下印出一圈圈白色汗渍，头发有点乱，身上的气味也不怎么好闻。

　　作为下基层维护稳定工作组的一员，他的首要任务是排查派驻社区的每家每户，协助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发动群众进行群防群治。

　　7月10日上午，李林和其他下派干部一起走进社区一家租屋内登记租户情况，发现4名青年神色有异。李林悄悄观察屋内情况，忽然瞥见床下卷起的一件衣服上有血迹，心中一阵紧张。

　　另一位工作组成员也发现情况不对，向李林递了个眼色，两人不动声色地登记完4人的姓名和原籍后，慢慢离开。

　　随后，李林马上拨通派出所电话。公安干警不久赶到，顺利将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李林派驻的幸福集社区有一个家属院，大部分房屋是出租房，地下室长期空置，夜间也无人值守。7月14日下午，工作组在一间地下室发现有人临时居住的痕迹，马上联系武警战士进行排查，结果发现该地下室空无一人，但藏有大量被抽出铜芯的电线、管制刀具，以及焚烧物品遗留物等。工作组决定焊死地下室铁门，并聘请人员夜间值班，消除了隐患。

　　自7月9日以来，李林除了承担起排查情况、慰问伤员和宣传政策的任务，还揽上了扶贫捐物、介绍工作、追讨工资、寻医问药等一大堆事儿，忙得就像个“管家婆”。

　　“家里的事都扔给我媳妇，”李林说，“这些天，吃饭没规律还是小事，关键是一忙就顾不上喝水，结果膀胱炎犯了，憋不住尿。”

　　据统计，7月9日以来，有7368名从自治区各地和乌鲁木齐各单位抽调的干部，组成682个工作组，深入流动人口集中、稳定形势较为严峻的片区，开展维稳宣讲和排查工作。截至目前，工作组已走访入户35.9万户、80多万人次。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市长吉尔拉。衣沙木丁说，“社区基础不牢，城市地动山摇。”

　　7月22日，新疆还从6个地州选调了500名维吾尔族干部，充实到了乌鲁木齐重点片区维稳队伍中，阿克苏市托普鲁克乡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阿地力江。吐尔洪就是其中一个。

　　他原定于7月26日结婚，喜帖已经全部发出，婚宴、婚车都准备就绪，却接到了到乌鲁木齐参加维稳工作的通知。

　　“我是维吾尔族干部，又是共产党员，这个时候站出来，义不容辞，婚礼暂时推迟吧。”阿地力江。吐尔洪这样向家人解释。

　　在社区工作的日子里，每次和未婚妻通电话，他心里都酸酸的，只是轻声说：“等着我。”■

　　喀什打工者

　　“男孩一般学习电焊、木工、建筑，他们可以考到资格证书，女孩子就学习缝纫、编织。”李桂文说，男工自主性比较强，除了政府组织务工外，还经常自行组团联系务工单位；女孩的依赖性强一些，必须由政府组织，否则家里人也不放心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骥志、刘宏鹏 | 新疆喀什报道

　　初到喀什的内地人，会觉得异域风情扑面而来：当地人多数是卷头发、深眼窝，男的留小胡子，女的穿花裙子，有的还戴着头巾。

　　喀什是是我国最靠西的大城市，距吉尔吉斯斯坦边境仅百公里。它坐落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西端的戈壁绿洲之上，自古商旅云集，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如今，老城依旧在，新城也不断“长大”，喀什俨然成为一座融汇古今中外多元风格的城市。用法籍学者高大伟的话说，它“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你在这里看到悠闲生活的汉族居民，不必奇怪。汉族人占喀什人口的10%以上，不少已在这里生活了两三代甚至更久。

　　如果你听说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族农民成群结队到山东、天津、浙江、广东去打工，也不用奇怪。

　　五六年前，喀什地区为了促进农民增收，“设计”出这样一套办法：政府出面，联系内地厂家，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前往务工，食宿、路费、签合同都由政府代理。

　　几年下来，农民挣了钱，日子好过些了，愿意到内地务工的越来越多。正当各县干部为接单、招工、组团而忙碌时，两场风波把新疆向内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政策推上了风口浪尖。

　　古丽娜的酸甜苦辣

　　古丽娜是疏附县委常委，分管劳务输出。她一头金黄色的卷发，眉清目秀。

　　自从向内地组织劳务输出伊始，古丽娜就没清闲过。“我们联络考查的单位一定要有实力，过几天就倒闭了可不行；出去务工的农民一定要自愿，如果他们自己不乐意，不但干不好，还可能偷跑回来；很多人是第一次去内地，生活一定要照顾好，我们都是从家乡找厨师过去给他们做饭，羊肉和馕都要有⋯⋯”

　　“工作做得细致些，少出纰漏，农民就会渐渐理解政府的诚意，接受这项政策。”古丽娜告诉本刊记者，刚开始很多人不愿离开家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打工，这些年来人们看到了外出务工的好处，主动报名参加政府组织的务工团队的越来越多。

　　工作渐渐好做了，可古丽娜还是不得清静。“有谣言说，把维吾尔族姑娘弄到内地当三陪女，我们赶紧派人去各个厂家查证，发现完全是无中生有。”她说。

　　“还有人说，让农民出去打工挣钱，是拜金主义，破坏了维吾尔族传统文化，难道我们维吾尔族就不能致富、过好日子吗？”

　　她给本刊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在内地交流时，一位女干部在开会时侃侃而谈，见解独到，私下交流时才知道她是朝鲜族，还会跳朝鲜舞。古丽娜感慨地说：“这种气氛多好啊，平时不讲民族差别，还能保持民族传统，大家平等交流，融洽相处。”

　　不久前，本刊记者给古丽娜打电话，她已身在广东。记者询问是否有员工因为“6.26”和“7.5”事件害怕并要求返乡，她说：“没有一人非正常返乡，都是因合同到期才离岗的。”

　　“新疆古丽”的心愿

　　与孜乃提相遇很偶然。在疏附县罕南力克镇，《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乘坐的越野车驶过一条乡村土路时，她和母亲就站在路旁的棚檐下。

　　扬尘散去，能够看清她的家只有一间土屋和一个小院，没有饲养鸡鸭牛羊，这在当地维吾尔族农民中算是极贫穷的了。

　　土屋内，一张大通铺，铺着破旧的毯子和毡子，红黑色的几何图案已经暗淡，屋内除了一个齐腰高的木柜，再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

　　19岁的孜乃提对记者的到来并不感到吃惊，她甚至能说简单的普通话---除了在学校学过汉语，她还曾在内地打过两年工。

　　3年前，孜乃提初中毕业，正赶上乡里组织富余劳动力到内地务工。“她父亲不愿意让她外出，她还小，家里农活又多。”孜乃提的母亲说。但她还是报名了，也许是想多挣点钱贴补家里，也许是想试试自己在校学的本事。

　　一年后，孜乃提带着自己积攒的4000元回家，父母都吃了一惊，这相当于老两口在农田里忙活一年的收入。当她第二次报名外出务工时，父亲不再阻拦。

　　孜乃提先是在天津某制衣厂工作，后来又在青岛某鞋厂干了一年。据说因为工作努力，表现出色，还差点续约。但是今年4月合同到期时，孜乃提的妈妈肺病加重，她选择了返乡，留在家里帮忙。

　　她打着赤脚，裤脚挽到膝盖。与其他维吾尔族女孩的装扮不同，她留着齐耳短发，身穿丝绸上衣，尽管面料已经暗淡无光。

　　“天津太大了，我更喜欢青岛，那里能看到大海。”孜乃提的脸上露出微笑。她说很想念内地的朋友，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看看。

　　不久前新疆有一部热播电视剧《新疆古丽》。剧情大意是：18岁的喀什乡村姑娘阿依古丽本已考上中专，但因家庭困难放弃学业，报名参加了政府组织的赴内地务工团队，到天津一家制衣厂当工人。凭着勤奋和真诚，她赢得了厂方和内地同行的肯定，也向家乡父老证明了赴内地务工的好处。阿依古丽不但交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好朋友，还因成绩突出被厂家要求留下继续工作。

　　电视剧的创作，显然是反映新疆少数民族赴内地务工的热潮。而本刊记者在采访中，的确发现不少像孜乃提一样的“新疆古丽”们，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而远赴内地，以积极的心态学习和接受知识与技能。

　　在孜乃提家的小土屋旁边，有一处尚未封顶的砖房。“这是抗震安居房，我们盖了好几年也没盖完，钱总不够用，因为要给妈妈治病。”孜乃提说。

　　孜乃提两次务工带回的1.2万元，大部分都用来买药。“如果妈妈病好了，我可以再出去打工挣钱，继续盖房子。”孜乃提说。

　　在盖了一半的砖房里，屋子中央有一根粗大的原木柱，上面密密麻麻雕刻着维吾尔族风格的花纹。“这是我爸爸的主意，雕这柱子花了2000元，我和妈妈都觉得还不如多买点水泥，可是他说要把房子建成最漂亮的。”

　　“每次能添几块砖，我都会很高兴，总有一天会盖好的。”孜乃提说。

　　“我要开个服装厂”

　　伽师县，是喀什地区最早推行有组织劳务输出的县之一。宽阔平坦的土路伸向天际，路旁尽是低矮的土房和砖房。维吾尔族喜欢植物，在房子的空隙处都种上郁郁葱葱的杨树，为这片黄土地点缀了生机。

　　本刊记者要找的人叫古丽合切木，是个19岁的小姑娘。她在天津务工一年回家后，开了一家服装店，成了当地最年轻的老板。

　　古丽合切木的店位于乡政府对面的一条小河沟旁，与另外五六家小店铺连成一排。门前空地上拉起长长的网布，形成一个凉棚。人们在这里休息聊天，俨然成了当地的“CBD”。

　　一个瘦小的女孩走了出来，蓝色牛仔服，条纹裙子，头戴纱巾，面带笑意。一般的维吾尔族女孩见到陌生人多少有些害羞，古丽合切木显然与众不同。

　　“我在内地打工挣了6000元，又向亲戚凑了4000元，开了这家服装店。我想用打工学到的本领，做点有意思的事。”古丽合切木这样说，维吾尔族乡长帮忙翻译。

　　小店不到10平米，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却是乡里唯一的服装裁缝店。店内挂着五颜六色的头巾和裙子，靠墙摆一排木桌当作柜台，上面摆着一些衣物，新潮一点的有衬衫、T恤，传统的就是花花绿绿的艾德莱斯绸缎了。

　　古丽合切木平时在门外的凉棚下工作，一条长木凳前摆着一台缝纫机，她和母亲都会用缝纫机加工衣物。

　　“我在天津的工厂上班时，主要是做衣服的领口。”古丽合切木告诉记者，“其实我会的东西还挺多呢。”她比画着她会的技能，也许是工艺比较专业，乡长摇摇头说他不会翻译。

　　这个小姑娘的理想是在伽师县城开个大一点的服装店，最好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至于在喀什开店，“现在还没有实力，总有一天会实现吧。”

　　古丽合切木的小店现在每天流水100元左右，照这个速度，她用不了几个月就能把欠款都还上。她缝衣时动作利索从容，流露出这个年龄少有的自信。

　　几个小女孩来到店里，本刊记者问其中一位高个子女孩是否喜欢这里的衣服，她一口普通话：“还不错。”这些年新疆农村双语教育推广力度加大，很多孩子小学没毕业就能讲普通话了。

　　女孩说，她正上高中，毕业后也打算去内地。她看了一眼正在缝衣的古丽合切木说：“但是我不会去打工，我要去上大学。”

　　“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热孜曼姑在天津某棉纺厂工作一年半回家后，一直没事可做。“不知怎么，我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不愿意这样闲下去。”

　　她在县城一家餐具消毒厂找到了工作，每天干8小时，每月900元。“这工作很抢手，也许因为我在内地工作过吧，汉语不错，也很守纪律，老板就雇了我。”

　　和热孜曼姑一样，吐孙古丽也不愿闲在家里。她在北京、宁波两地务工三年回到喀什后，被乡政府看中，成为一名技术员，负责农技推广工作。工作一年后，她利用国家提供的就业培训优惠政策，报考乌鲁木齐一所职业高中，希望在电脑操作方面有所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田间陇上辗转多日，走访了伽师、疏勒、疏附等劳务输出大县，像孜乃提、古丽合切木、热孜曼姑、吐孙古丽这样经历过内地务工、向往城市生活的女孩比比皆是。

　　“内地厂家喜欢招女工，我们在输出劳务时自然也是女孩子占多数。”伽师县技能培训中心的李桂文告诉本刊记者。

　　李桂文是在南疆土生土长的汉族人。她所在的技能培训中心成立于2007年，仅2008年就组织向内地转移富余劳动力8300多人。中心有一座四层的综合大楼和一片宽阔的操场，算是县里最宏伟的建筑之一。这里除了提供务工需求信息外，还设有多个强化培训班，自由报名参训，一律免费。

　　“男孩一般学习电焊、木工、建筑，他们可以考取资格证书，女孩子就学习缝纫、编织。”李桂文说，男工自主性比较强，除了政府组织务工外，还经常自行组团联系务工单位；女孩的依赖性强一些，必须由政府组织，否则家里人也不放心。

　　在位于三层的一间教室里，坐着44名女学生，都是十八九岁，她们即将启程前往浙江绍兴某纺织厂。女孩们有的穿着传统一些，有的则打扮入时。“你看那个梳娃娃头型的姑娘，她前些日子刚从北京打工回来，听说浙江要招工，第一个就报名了。”

　　李桂文摸摸她的脑袋问：“这头型花了多少钱？”小姑娘不好意思地说：“30多。”“还可以，上次在天津有个姑娘花了200多做头发，我狠狠批评了她一顿。”李桂文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