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发展之困

　　地区经济增长的奥秘何在？为什么有些地方经济增长快，有些地方经济增长慢？如何才能实现快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些问题一直是中国的地方官员们最关心的东西。而对于经济增长奥秘的探源，一直都是经济学中的核心话题。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诸要素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见效最快的无疑当属投入资本。显然，如果不考虑经济效率，则有投入总会有产出，无论是自然资源、物质资本还是劳动的投入，均能带来GDP的增长，这是不言而喻的。西部大开发秉持的正是这一思路。“过去的五年恰为1949年以来中国对西部地区投资最多的五年。五年间，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累计投入4600亿元人民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资金累计安排5000余亿元。”

　　虽然中央高层已在不同场合明确表示，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力度不会减弱。但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的相继推出，必然会对西部发展造成某种影响。据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耀分析，首先国家的投入总量肯定会下降。“蛋糕就这么大，参与分配的人多，得到的份额自然会减少。”而随着国家的财政政策趋于稳健，发行的国债数量也会相应降低。其次，外国资本和东部资本会转向东北和中部地区。

　　实际上，中央政府早已意识到，国际资本、民间资本的流入，可以弥补其在西部开发中的资金不足。并且已经相继出台了许多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据孙早分析，除去某些事关国防及国民经济命脉的战略性产业外，在几乎所有的竞争性产业领域已经和正在向外资及国内私人资本敞开大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资本进入西部产业的政策性壁垒已经相当低了。然而，期望之中的民间资本大量进入的现象一直没有出现。

　　“第一看有没有机会，现在西部市场还是非常狭小，购买力不行。第二个，国家开发西部的目的，一个是生态，一个是国防，这些项目的门槛太高，民企进不去。”孙早如此分析道。在西部开发战略中，中央政府依旧集倡导者、组织者与实施者三个角色于一身，巨额的投入不断强化着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依附关系。在某种条件下，高度集中统一的资源配置机制对双方都有利，但却会导致西部地区市场治理机制的形成和演进面临着较多困难。

　　从这个角度看，西部地区需要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既要排除以往东部地区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恶”，又能培育起成熟的市场经济主体。

　　早在五年前，经济学家张曙光就撰文指出，“西部大开发的最终结局取决于能否以提高效率的方式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取决于主要采取计划手段抑或运用市场机制，取决于西部地区能否持续地将市场化改革推向前进，取决于能否变单纯的政府行为为政府支持和保护下的民间行为。”

　　五年后，上述论断依然有效。(完)(周生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