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博弈最激烈的是烟包装警示的问题,这是中国控烟的最大瓶颈。”

    中国周刊记者  刘俊 北京报道

    去年11月22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落下帷幕。中国得了一个尴尬的奖项——“烟灰缸奖”,此奖由与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评出,专门颁给控烟不积极的国家。

    中国“获奖”的原因是,“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

    按照规定,今年1月9日,中国必须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关于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的规定。但遗憾的是,除了“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语从烟盒的侧面挪到了正面外,未见任何警示图片。

    国内鲜为人知的是,同为中华烟,国内的包装典雅大方,被视为身份的象征;出口到国外时却要打上令人惊心甚至作呕的图片,被当做有害之物低调售卖。

    中国为何难以履行公约,高价烟对中国控烟又带来了哪些阻力?《中国周刊》约请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协议非政府组织观察员、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和在中国控烟长达17年的控烟活动家臧英年进行了访谈。

    《中国周刊》:最近几年,媒体曝光了很多公务抽烟的丑闻,像周久耕抽天价烟被免职,湖北公安县下红头文件,要求各单位一年要抽400万的本地高价烟等。在抽高价烟的人群中,公务员所占的比率是不是非常高?

    吴宜群:公安县这样的情况在各地相当普遍,全国有3000多个县,你想想一年要抽掉多少钱。某烟草企业和国家统计局曾经做过一个联合调查,近13%的人是通过收礼获得高档烟,远远高于中低档卷烟。谁在收礼?毫无疑问是拥有权力的人。

    《中国周刊》:公务抽烟除了是滥用纳税人的钱外,也很不利于控烟吧。

    吴宜群:严重损害政府的控烟形象,给老百姓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另外,从保护公务员身体健康角度出发,也需要控制公务用烟,公务员也是人,而且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中国周刊》:但是杜绝起来有那么容易吗?烟草部门的势力似乎十分强大。

    吴宜群:2009年,博弈最激烈的是烟包装警示的问题,这是中国控烟的最大瓶颈,瓶颈问题不解决,后面的问题没法展开。5月31日戒烟日,我们联合中国控烟协会、中国疾控中心在媒体上对此做了很多宣传。

    《中国周刊》:结果如何?

    吴宜群:没有结果。

    《中国周刊》:阻力在哪里?

    吴宜群: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本书里讲得很明确:如果把警示图像放上去了,会影响一类烟的销售。高档卷烟产品采用的包装大都是红色,如烟盒上印上大而醒目的健康警语,将难以被广大消费者接受,对烟草行业产生直接影响。今年国家烟草专卖要求比去年烟草销售增长10%,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控烟?!

    《中国周刊》:烟草企业怎么看待这件事?

    吴宜群:清华大学曾经开过一次模拟听证会,烟草企业的人争辩说:“控烟就是国际游戏,我们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希望引起政府重视,否则在国际舞台上说不过去。这几年,“两会”许多代表委员都建议取消公务用烟,但作用不大。

    《中国周刊》:如果包装上加上警示图案,就能杜绝天价烟了吗?

    吴宜群: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你看到一些恶心的图片,就是对自己的警惕,其次,跟朋友吃饭拿出这种烟,也很不合时宜。而且,送礼没法送,给长官送这个礼,难道希望他早死吗?!

    《中国周刊》:可是在中国文化中,烟是重要的交际手段,缺了它似乎不行啊,普通烟民似乎也没法接受。

    吴宜群:这是烟民给自己的理由,不抽烟就不会交际了?可能会交际得更好。

    另外政府部门不重视,对烟的危害宣传不够,对禁烟采取的手段也不够果断,税收取代国民健康成为优先考虑。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天价烟是对社会的公开蔑视

    虽然刑法规定了公职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很难用来对付官员收受的属于礼品范畴的天价烟。

    中国周刊评论员  郭国松

    “一包烟230元,刚好与中国大部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持平。”看到这样的描述,以一般人的常识,能够得出一个怎样的结论呢?难道中国的富裕程度已经让烟民的消费档次跃升为世界第一了吗?

    如果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显然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几分钟抽掉一根香烟,眨眼间十几元钱灰飞烟灭,却是一个城市低收入家庭一天的生活费。至于某个神乎其神的所谓“典藏版”香烟,每包售价高达1000元,除了罪恶,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注解。

    唯其如此,一位抽过天价烟的朋友说:“抽这样的烟,确实有一种犯罪感。”

    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天价烟到底是因应市场规律而生的商品,还是中国国情下的一个怪胎?

    既然是一种消费品,那就不能否认它的经济价值。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的数字,全国烟草行业的工商税利由2002年的1450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3880亿元,年均增长超过20%。2008年,全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4499亿元,而当年我国财政总收入也不过6.1万亿元。

    这表明,这个以损害网民健康为代价的行业,在中国“健康发展”。原因无他,盖因它在整个国民经济序列中的支柱性地位,以及它对公共财政无可替代的贡献。

    但是,没有人也无人能够统计,烟草行业上缴的这4499亿元“羊毛”,其中又有多少出自“羊身上”(公共财政)?2008年的6.1万亿元财政总收入,其中又有多少再被用于官员们的香烟消费?这种燃烧的罪恶,周而复始,无穷无尽。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贾康在一个有关提高烟草消费税的研讨会上说:“在公款和私款消费的边界上,最模糊的就是烟和酒。而且,用公款购置高档香烟,普遍被视为政府正常行为而未被纳入审计范围。这样,某些高档烟的消费就有了基本的支撑力,这部分的消费不会因为烟草消费税的提高而减少。”

    这使得我们不难理解,在一支烟相当于一个城市低收入家庭一天生活费的国家,天价烟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其背后就是某些官员“吃饭基本靠请,烟酒基本靠送”的潜规则,天价烟的终端只有一个:权力。而与权力相对应的,主要是官员。

    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见面有敬烟的习惯,家里来了客人,自然要用香烟招待。演变至今,到官府办事,给相求的官员带上些名烟名酒,似乎就是见面敬烟之习的发扬光大,更不会认为这是受贿,整个社会也都见惯不怪。

    遍寻中国官场,因烟惹事者首推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此公关于地产的言论激怒了天下万千寒士,招来一片骂声。有好事者将他“人肉”一番,竟然吃惊地发现,开会时吞云吐雾的周久耕,面前公开摆放着“九五至尊”香烟。

    这是什么概念?“九五至尊”每条1800元,即便是中等烟瘾,每天一包烟,每个月仅吸烟的消费就需要5000元以上。以南京的经济发展水准,像周久耕这样的官员,每个月的正当收入大约不超过5000元。可以想象,周久耕断不会为了享受“九五之尊”而成为“月光族”。最终,舆论的合理怀疑被证实,周久耕乃是一介贪官。

    显然,周久耕抽“九五至尊”不是一两天,倘若不是因为他的大舌头惹事,谁会注意他面前的天价香烟呢!再看许多抽烟的大小官员,软包中华早已是基本档次,在10年前还是身份象征的“红塔山”,逐渐从官场销声匿迹。

    问题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天价烟从来就不是市场规律下的蛋,而是典型的社会怪胎!权力拥有者嘴里叼着天价烟而无惧监督,是对社会的公开蔑视,这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是无法想象的。

    2002年,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了高级警司冼锦华,并指控他先后三次接受免费性服务,还收受了一包价值3100港元的雪茄香烟和含有“伟哥”成分的药物。这位被誉为香港警队“明日之星”、未来警务处长热门人选的警界重要人物,被法院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判处入狱三年。

    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相关条款规定,任何政府雇员维持高于收入的生活水平而无法提出合理解释,未得行政长官许可而接受礼物等,即使没有犯罪动机的证据,也会受到刑事检控。

    反观内地制度,虽然刑法规定了公职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很难用来对付公职人员收受的属于礼品范畴的天价烟;而各类三令五申的红头文件性质的禁令,往往是花拳绣腿,对此类行为没有任何威慑力。

    正是在上述尴尬背景下,某种意义上为权力量身订造的天价烟,虽然罪恶昭彰,却能够轻松地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因此,打击天价烟腐败的治本之策,不是提高消费税,而是要建立一套类似香港《防止贿赂条例》那样有具体针对性的制度,再加上严厉的执法机制的保障,让官员们不敢接触天价烟,最终使这一社会怪胎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