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

　　光华寮：一座楼舍引发的中日政治纷争

　　本报特约撰稿 郭一娜 记者 邓媛 发自东京、北京

　　京都大学旁那座残破不堪的小楼正在静静等待中国统一，以为它正名

　　离日本京都大学校园不过300米的地方，有一处静谧的楼舍。这座5层高的建筑满身缠绕着干枯的爬山虎，被葱茏的绿树小心地遮蔽起来。

　　但凡上世纪80年代见过它的人，多数的印象只有两个字：残破。它的苍老，似乎正随着年龄快速地积长着，这与它周围的现代化建筑形成强烈的反差，往往令人恍如隔世。

　　丁海华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有这种感慨。他来不及细想，已被楼里走出的几位老人热情地拉住双手。这是1987年2月初光华寮迎来的难得的喜事，在这里生活了数十载的老寮生们获得了祖国亲人的探望。

　　用桐油和羊毛买下的宿舍

　　丁海华走在老领导、时任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王厚立的身后，他看着楼舍内简单破旧的公共厕所、公共厨房，“条件连国内大学宿舍都比不上”。

　　始建于1931年的光华寮，原名“洛东公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部分中国留日学生被日本政府集中到京都大学附近的洛东公寓、卿云寮和吉田寮内，进行所谓的“集中教育”。日本战败投降后，京都大学因无力负担雇人费用等，放弃了对洛东公寓的管理。此时，居住其中的70多位留学生商定把公寓名称改为“光华寮”(“寮”即宿舍)，并成立了光华寮自治委员会，从此开始自主管理。

　　战后的最初岁月，日本物资奇缺，寮生们时常处在饥饿的状态，生活艰难。就当大家感到“有些撑不下去”时，旅日华侨意外发现了日本侵略军在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过去的桐油、羊毛等物资，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往日本的战后“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于是把它们就地变卖，并从中取出250万日元，从日本房产人手中买下了光华寮，是以为中国政府留日学生宿舍楼。

　　这一善举令因病而未能在战后回国的寮生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1926年出生的冯健畴放心地承担起了光华寮自治委员会的管理工作，然而始料未及的是，之后发生的一场绵延不绝的官司会让他最终把自己一生与这座宿舍楼紧紧相连。

　　与“中华民国”初次过招

　　在冯健畴和其他寮生眼中，虽然光华寮的产权由1961年台湾当局“驻日大使馆”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办理登记，但它归根结底是用中国人民的资产购置的，“理所当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有财产”。台湾当局在中日建交前的20多年里，实际上也从未过问或管理过光华寮和它的有关事务，更没有拨款修缮过。

　　但是1964年，在台湾当局“驻大阪领事馆”的单方面同意下，与光华寮一墙之隔的英国领事馆突然拆除了隔墙，准备翻建成英国文化中心。寮生们得知消息后非常气愤，他们立即通知京都地方政府和英国领事馆：台湾当局“驻大阪领事馆”无权批准让地。

　　这次抗争以寮生的胜利而告终。京都地方政府和英国领事馆后来签下契约书，承认光华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并保证今后有关的事宜都与自治委员会协商。

　　这次抗争惹恼了台湾当局。据说，尽管当时没有寮生是共产党员，台湾当局仍咒骂这些留学生都是“赤色分子”。

　　不过，风雨真正逼近是在1967年9月6日，台湾当局以“驻日大使”陈之迈的名义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法院下令光华寮自治委员会成员搬出宿舍楼，冯健畴们当然不干，朗声应诉。

　　日本法院突然翻案

　　由于审理进程的缓慢，光华寮的留日学生们尚没有感觉到生活的变化。“那时寮费是每月3000日元，非常便宜。”1970年搬入光华寮的留日学生杨和雄对《国际先驱导报》回忆道，最令他难忘的是在宿舍楼里“躲蟑螂”和“做义工”的经历。

　　他曾经因为邻居留学生夫妇做饭而引来大批蟑螂，从光华寮的5层搬到3层，至今想来“挺有趣味”。而当屋顶漏水或者墙壁脱落时，光华寮没有资金，请不起修理公司，“工学部的学生帮着设计图纸，我们这些门外汉也跟着帮忙。”

　　1972年9月，中日恢复邦交，留学生们雀跃不已。大家一起参加了日本华侨总会举办的大型宴会，用杨和雄的话说，“小小的京都一下子热闹非凡”。

　　5年后，京都地方法院一审以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作为中国公有财产的光华寮的所有权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由，判决台湾败诉。消息传来，光华寮里的再次沸腾了。

　　然而台湾当局仍不死心。一个月后，日本大阪高等法院突然同意受理台湾当局的重新上诉。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以“中华民国”仍是“没有被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因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际上不完全继承旧中国政府在外国的财产等为由，撤销原判，将此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4年后，京都地方法院沿用大阪高等法院的主要论据，推翻了第一次审案的判决，将光华寮改判为台湾当局所有。

　　作为被告，老寮生们不服，当即向大阪高等法院提起上诉。1987年2月，大阪高等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寮生们于同年3月再向最高法院提出诉讼。

　　外务省想做钱楼交易

　　王厚立率领的中国法律专家6人代表团是在大阪高等法院二审判决未下时赴日交涉的，为期一周左右。

　　代表团先见了日本外务省官员，当时的外务省官员私下里向王厚立搭讪：“不就是一座破旧的筒子楼，我们出钱，购置一块更好的地，修栋新楼给你们，不更好吗？”

　　“当然不行。”王厚立一口回绝了这一“好意”，严肃地说：“我们早就声明过，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外务省见“交易”失败，于是便象征性地找了几个“带有政治倾向的学者”，与中国代表团辩论。由于交流必须通过翻译，双方基本上“各说各话，无疾而终”。

　　中国代表团的努力并没有因为日方的不配合而有所减弱。归国后，条约法律司组织学者们广泛探讨“光华寮事件”折射出的日本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矛盾。不少日本友人也纷纷发表声明，承认日本司法当局审理违反国际法，并敦促日本政府迅速解决光华寮问题。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日本最高法院迟迟不敢审理该案而予以长期搁置，光阴又从此推后了20年。

　　“祖国统一才能再现光华”

　　作为光华寮的实际占有者和2006年时唯一在世的“被告寮生”，冯健畴以“捍卫人”的角色小心地守护着光华寮，他为后来搬入寮内的青年留学生讲述这座宿舍楼的历史，他勤勤恳恳地料理寮内事务，几十年如一日。

　　但最终，他没有等到光华寮再次被翻案的时刻，2006年夏秋之交，老人与世长辞。

　　次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判决台湾的原告资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从而再次将原案发回重审。这样的结果，在中国留学生辩护律师团成员之一、日本著名法律专家高木喜孝眼中标志着“诉讼案变得没有意义了”，是中方的胜利。

　　不过，历经40余载的光华寮事件迄今还没有正式结案，而当年的“青年才俊”如今已步入花甲。杨和雄认为，“台湾方面想要的正是官司的持久化、长期化。通过此，向日本以及国际社会彰显台湾的存在。”因此，“最快的解决办法就是祖国大陆和台湾统一”。

　　已破旧不堪的光华寮能撑到那一天吗？杨和雄正在乐观地盼望着。

　　那时候·声音

　　日本一条漏报的重大新闻

　　(香港《大公报》1987年4月10日文章)

　　东京各大报章竟然漏报了有关中日关系的重大新闻，这是日本舆论界自战后摆脱旧军部管制以来未曾有之现象。

　　3月27日，中国大使奉命向外务省递交照会，指出日本司法当局在对光华寮一案的判决中，把台湾当局视为一个“政府”，乃制造“两个中国”之行为。这是中日恢复邦交15年来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最严重的警告，但这样一个重大新闻，却只字未见于东京大报。当地分析家认为，由于日本政府深恐光华寮案件的真相公之于众，外务省封锁了有关这项照会的消息。

　　几年前，台湾当局设在东京的亚东协会头目马树礼调离时，日本曾为他举行了盛大欢送会，有相当一部分政府高级官员前往捧场，蒋纬国去日本活动，日本当局安排高级官员与政界要人出场欢迎；还有中曾根内阁的现任副总理金丸信，当他任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时，居然访问台北，与台湾当局的大头目握手言欢；又是一位自民党的领导人、政调会长藤尾，当上了“蒋介石显彰碑”组织的发起人。

　　这些行动，都违反了中日两国政府的建交联合声明和有关台湾问题的协议，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近几年，日本当局接二连三地给中日关系出难题，而且从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蒋介石显彰碑问题直到光华寮案件，一次比一次严重。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位政论家指出，日本当局过分看重了它向外国提供资金、技术和经济合作的作用，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有求于日本，日本就可以在政治上为所欲为，想用经济援助来换取对方在政治上的让步，这就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也错误地估计了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经济摩擦，已使日本在西方国家中显得孤立，而它看不起亚洲人的民族优越感更加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反感。如此下去，日本将孤立于世界，而这是难以用“经济援助”来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