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中国外交六十年(四)

　　【1979—1989】中国外交这盘棋活了！

　　【1983年5月】卓长仁劫机案：戏剧性开辟中韩外交通道

　　【20世纪80年代】光华寮：一座楼舍引发的中日政治纷争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拨云见日

　　1979—1989：中国外交这盘棋活了！

　　不结盟，全方位，反霸但不划线，整个八十年代，邓小平开始重新定义中国外交

　　本报记者 王瑶 特约撰稿 徐攀攀 发自北京

　　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后，扯了扯衣襟，还没有回过神来。她没有想到中国新领导人如此强硬。“邓小平真残酷啊！”她私下对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说。

　　1982年，来北京要求香港续租权的撒切尔夫人失望而归。英国人的那一套，被邓小平一一化解。这位身材矮小的巨人，正引领中国重塑外交形象。

　　为经济起飞创造国际环境

　　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2004年)时，李鹏曾回忆起他与邓小平的交往。1988年5月，刚刚升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李鹏走进了邓小平的家门。

　　他带着一堆关于外交工作的疑问而来。邓小平看出他的畏难情绪，于是劝慰：“我就担心你不敢大胆工作，要使自己成熟起来……在对外交往中要学习周恩来那种泱泱大国总理的风范。”他还在谈话中概括了自己外交思想的精髓。他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机遇。

　　的确，冷战格局曾使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外交选择方面受到局限，走了从“一边倒”到“一条线”的路线。特别是当国内“左”的错误滋长时，片面性自然而生。这也体现在不切实际地宣传“世界大战”的紧迫性上：“战争不可避免”、“备战备荒”这样的字眼在七十年代随处可见。邓小平在复职初期就纠正了这种过分担心，他说：“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10 年打不起来。”他要求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这种对世界局势的客观分析基于对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清醒认识。

　　邓小平认为，我们既要反对苏霸，又要反对美霸，中国要树立和平、制约战争的形象。这意味着放弃“一条线”，而将外交方针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为后来中国经济的起飞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说。

　　中美苏成战略三角

　　1985年曾有这样一幅照片在美国媒体间迅速转载：高大的里根一手搀着戈尔巴乔夫的胳膊，一手伏在肚皮上开怀大笑；而戈氏略缩着脖子勉强挤出一个笑脸，倒显得比里根矮了一头。

　　这张照片所描绘的日内瓦会晤，是1979年卡特会见勃列日涅夫以来的首次美苏首脑会议。几个月前，美国总统里根刚推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虽然这次会面没有就核裁军问题达成一致，但这种对话已反映出美苏两国关系松动的迹象。里根上台之际，美国摆脱了越战包袱，而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泥潭，力不从心。这让美国政府产生错觉，认为中国的战略地位下降，有求于它。进而还采取了“双轨”政策——一方面要发展中美关系，一方面要“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坚持对台军售。

　　这不能不让邓小平去重新审视和估价中美关系。考虑到维护战略关系，但不能受制于人，也不能让国际上把中国维护和平的作用估计过低，邓小平于是决定与美苏确立反霸的战略关系，不结盟，不搞霸权主义。“中国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同时，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中国在这种三角关系中，相对于70年代，是灵活的和有利的。因为两个超级大国都(为了各自的需要)谋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外交这盘棋就盘活了！”张清敏说。

　　1982年，中苏两国开始恢复接触和谈判，至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终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对世界局势而言，中美苏关系的改善与缓和，使冷战以来结盟对抗的形势得以调整，国际关系总体缓和，多极化趋势逐渐明朗。”张清敏分析道。

　　提出“一国两制”设想

　　虽然中美关系较平稳地发展，但美国从未放弃利用台湾问题制约中国的计谋。

　　其实，早在50年代，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提出过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回归祖国，照他们(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但美国的阻挠让台湾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1979 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清楚地表达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他指出：“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不过，“一国两制”虽因台湾问题而生，却首先实践于解决港澳问题上。

　　1982 年9月24 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首次明确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后在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携着福克兰群岛胜仗余威的撒切尔夫人本是来“续租”的，她的好心情被邓小平的话一扫而光，“关于主权问题，中国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说，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1983-1984年，中英双方在谈判桌上进行了22轮较量，英国终于让步，双方确定了从1985年开始，香港进入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前的12年过渡期。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能够把握历史、照顾现实，通过各方面都能接受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这是适应时代需求、与时俱进思想的反映。”张清敏说。

　　中日关系由“吊桥”变“铁桥”

　　1988年，邓小平在家中还对李鹏说了这样一句话：“外交工作的重点是要处理好中国与重要国家的双边关系，同周边国家建立友好与合作。”他是这样说的，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

　　在说出上述言论10年之前，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战后首次踏上日本的国土。访日期间他特意拜会了日本天皇，没想到裕仁天皇与邓小平的对话让宫内厅的人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也有不幸的事情。希望今后加深两国的亲善，长期维持和平。”原本天皇在会见外宾时都会照着事先拟定的提纲照本宣科，“自由发挥”尚属首次。日本共同社分析，“陛下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间接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之意。”当时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认为，邓小平的日本之旅使中日友好关系由“吊桥”变成了“铁桥”。

　　然而，中日关系也再次反复，在钓鱼岛问题、光华寮事件中，中日再起龃龉。张清敏认为这背后仍是美国因素，“80年代，中美之间不再是70年代潜在同盟关系，中日之间不和谐的声音就暴露出来。”总体上来说，中日关系深深地受到中美对抗-合作关系的影响。

　　而这一时期，其他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同样被大国关系所左右。解决了内乱和苏联干涉问题的越南等国，向中国提出南海上的领土要求，强占我岛礁。邓小平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其实质就是把一些问题先搁置起来，使之不影响国家现在的发展，等到条件成熟再来解决。”张清敏说，这一原则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发展赢得了十几年的平静。然而，南海周边几个国家却无视这一原则，不断挑起事端，导致南海纷争至今未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