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还是做音乐更自由
“我把电影当做孩子，用自己全身心去爱它；别人把电影当做房子，只想怎么样卖出去。”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23岁时，崔健发行了第一张甜腻的流行歌谣《浪子归》，但他坚持认为，三年后发行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才是他的发轫之作。
2006年，崔健执导了第一部电影短片《修复处女膜年代》，而他同样认为《成都，我爱你》才是他真正的第一部电影。
在9月2日开幕的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成都，我爱你》成为其史上第三部华语闭幕影片。
摇滚教父的电影拼图
对于即将要参加的威尼斯电影节，崔健坦言自己对于电影节其实并不陌生，也没有忐忑不安。
“我之前去过釜山电影节，去过戛纳电影节，如果这个片子达不到我想要的60%，那么我就不去了。这次去，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孩子去上学。”崔健说。
同样，在《成都，我爱你》之前，崔健对于电影也不陌生。
一开始他的身份是演员和出品人。1992年，在张元的实验电影《北京杂种》中，31岁的崔健扮演了与自己同名的摇滚音乐人。影片围绕着摇滚乐队、怀孕女青年、地下音乐人、穷画家、女大学生们，轮番出现展开，透露出一种稍显躁动的情绪。崔健也是《北京杂种》的四个出品人之一，另外三位是舒淇、杜可风和张元。
崔健将它视为一部单纯的纪录片，并且始终认为他不是在表演。“我还是我，虽然有镜头，但我从来都没有去刻意地演什么，我也不会演。”他说。
事实确实如此。除了最后一场戏是专门搭出来的之外，整部电影都是崔健和他的乐队当年的真实生活。
电影的第一幕的乐队排练，穿着黑色背心的崔健唱着“我的身体靠着你两眼紧闭，我的手重复地摸着我自己……”这是他自己的歌《宽容》，后来被收录到《红旗下的蛋》专辑中。
但是荣获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北京杂种》，并没有在国内上映。十年之后，它才被中国观众看到。
2001年，崔健在俞钟导演的《我的兄弟姐妹》中扮演一位在小学里教课的老师。“如果这个老师不是教音乐的，而是教别的科目，那么我就不演了。”崔健如此解释他出演这部电影的原因。
对于崔健在影片中的表演，导演俞钟用了四个字来形容，绰绰有余。
不过，崔健并不满意，“我演的是前半部分，可能我想象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是很接近的一种叙事方式，后来就发现并不一样，后半部分讲故事的方式是皆大欢喜，或者说是大团圆。”
“我只是觉得影片最后的寓意应该更多点。现在变成了皆大欢喜，大家看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走了就完了。”他说。
显然，他想的比一个演员要多。
2005年，崔健曾经获得了一个“展示更多想法”的机会。
这一年，崔健发布了自己的第五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随后，专辑的合作方发来邀请，希望崔健能够拍摄一个同名短片，不要超过3分半钟。
崔健答应了。“我有想法就做，没有想法我绝对不做，”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自编自导，准备了很长时间，立项通过了，审批也通过了，我也不仅仅是想做一个3分半的片子。”但是后来，《给你一点颜色》因为种种原因而搁浅。
直到2006年，一部不到8分钟的电影短片《修复处女膜年代》，让崔健终于完成了“当导演的一次热身”。
在这部镜头时常摇晃的影片中，崔健试图通过叛逆少女、昆曲妈妈，“酷”奶奶三代人对处女膜的不同看法，表达出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抑或批判。在台词中，他写了这样一句，“音乐就像处女膜一样容易破碎”。
“我们的生活态度总是把大部分的愤怒含在嘴里，埋在心里，我希望有一种力量把这种态度打碎。”崔健说。
不过，这一次，崔健没把自己看做真正的导演。“它时间太短，给我的空间也很小，只能算是一个半成品，我想说的很多话都没有讲完，时间太有限了。”
2008年底，崔健获邀执导《成都，我爱你》。这次，他有了30分钟的时间。
“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30分钟的时间里，崔健要讲的是一个叫做“未来”的故事。
其实，2008年底的时候，他的面前有三个选择，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影片由这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构成。最终，崔健选择了未来篇。“未来给我很大的空间，允许我去想象，去创造。”崔健这样解释原因。
影片的另外两部分，“过去”篇由香港导演陈果执导，他的代表作品是《榴莲飘飘》和《香港有个好莱坞》，“现在”篇由韩国导演许秦豪执导，他的代表作有《八月照相馆》和《春逝》。
崔健在专业导演陈果和许秦豪面前，几乎是“一无所有”。
“他们两个拍电影和我做摇滚乐一样，在熟悉的舞台上做自己擅长的东西，而对于我，我必须依靠自己的爆发力，我做电影的冲动就是爆发力，用自己的爆发力来弥补技术和经验上的不足。”
在电影中，崔健说自己想要讲的是一个“男人与女人之间关于能量的故事”。说完，他自己笑了笑，双手一摊，“怎么说呢？”
“能量这个词很容易被人误解，比如有人把它理解成性，把它理解成危险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丧失了很多有能量的东西。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西方的艺术是在保护人性格中最本能、最原始的东西，东方没有这个，东方把这些东西看成一种野蛮、一种丑陋。这是审美的不同。”他说。
在演员的选择上，崔健起用的主演黄轩和谭维维都是选秀出身，而在《成都，我爱你》的另外两部分中，“过去”篇的主演是郭涛和安雅，“现在”篇的主演是高圆圆和韩国明星郑宇成。
“黄轩是我自己选的，女演员是二选一……选演员的时候，我的标准是自然，好，就是这个状态，你不要太会演，也不需要你演过很多戏，我找的就是我想要的，不是别人想要的演员。”说完，崔健把身体向后靠了靠，换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要放松”。
当然，电影拍摄的过程可一点不放松。崔健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有的导演会在最后崩溃，“有好多的因素在困扰着你，你得一个一个去克服，幸好我没有崩溃。”
这种克服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妥协。
崔健刚开始设想影片的女主角是一个女律师，但是为了通过审批，只能去修改剧本，避免涉及一些敏感题材，比如说公安、司法。
还有，在拍摄的时候，他会控制自己，“想法太多，一不留神拍摄成本就会高出很多”。
崔健也有属于自己的方式。
比如，他看到演员进入不了情绪，他会放一段音乐给演员听，用音乐来引导演员。
“他会用音乐，听一段音乐，你就会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主演之一谭维维说。
当然，在电影的核心价值上，导演崔健从不妥协。他甚至引用村上春树的话来解释自己对于影片价值的理解——
“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我把电影当做孩子，用自己全身心去爱它；别人把电影当做房子，只想怎么样卖出去。”崔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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