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崔健：没有谁的角度会是错的
《中国周刊》：在《成都，我爱你》中，你会把讲故事放在第一位吗？
崔健：我听说很多的导演和制片人，他们给农民一个相机，让他们拍一个素材，然后让他们讲故事，结果他们讲的故事往往都很感人。
但是拍完这个片子，我更看重后期剪辑，因为它会给你重新讲故事的机会。我相信后期的余地特别大，空间特别大，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对于故事什么的，没有太高的要求，到了剪辑的时候，你才发现前期一些疏忽的东西，然后尽很多的努力去弥补。
《中国周刊》：比如说？
崔健：比如说在拍摄过程中，缺一些特写镜头，一些场景的设立，一些旁白，你在当时可能真的发现不了。可能所有的电影都是这样，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和你想象的都会有差距。
《中国周刊》：这种差距的原因，在你看来，是什么？
崔健：经验。对于我来说，是经验。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做导演必须要面对的。到最后你只能去补救，也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补救，这就是艺术的特质。当然，还是会有缺憾。但这不是拍三部、两部电影能够解决的事情。
《中国周刊》：演员说，你在拍摄过程中的灵感让他们感到“新鲜，有趣”。这些灵感从何而来？
崔健：我觉得很多的拍摄和做音乐是一样的，现场的环境是没有办法去预判，是你之前想象不到的。你可以去即兴的发挥一些什么，但是会很容易地扩大投资。新鲜，这是应该把握的一条尺度而已。比如说，在有些音乐部分的拍摄，我会根据音乐的节奏来，这因为我自己先是一个音乐人吧。
《中国周刊》：拍完《成都，我爱你》，对于那一场突发的灾难，会有重新的认识吗？
崔健：我们永远对于地震的认识都是不够的，我们不管拍什么样的片子，这场灾难在每个人的心里留下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创伤，从自己的角度去看，没有谁的角度会是错的。我的角度非常简单，看了之后你会知道，我不会去强加给别人什么，我的视角是一个小孩的视角。
《中国周刊》：《成都，我爱你》只剩下了你的“未来”篇和陈果导演的“过去”篇了，大家对你的期待更高了。
崔健：这起码不是我独立的一个电影，30分钟的一个故事，我对它最大的要求就是，尽量不留遗憾。我觉得首先一个电影的完整性，不管是从商业上，还是从艺术上，是前提，但是现在中间的一部分被砍掉了，只剩下过去和未来篇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好像三角架少了一条腿，支撑不住了。但是这东西不能说是灭顶之灾，只能说是一个遗憾吧。
“我觉得还是做音乐更自由”
《中国周刊》：《成都，我爱你》会是你的一个转型吗？有人说，崔健在玩票。
崔健：不会，音乐对我来说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但是在电影上，我也从来不是玩票。我最怕的是没事干，有的人去开餐馆，甚至去吸毒，我选择去拍电影。
《中国周刊》：做导演和做摇滚歌手的感觉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共同点？
崔健：我觉得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靠想象力，靠你的创造力，都是跟人的欲望的出发点是符合的。音乐是靠声音，而电影更多靠视觉，靠文学，靠画面。
当然，我还是偏爱音乐。因为音乐是抽象的东西，它太抽象了，不像电影那么具体，电影会告诉你，一件事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样没意思。
《中国周刊》：音乐人的独特性格，会影响你的电影拍摄吗？比如说锐利，严肃，发人深思，批判。
崔健：很多音乐人都拍电影。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它们有共同之处，都是创造。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大团队和小团队的区别。拍电影不像做音乐，一个导演性格的体现不如一个歌手性格的体现来得容易。
《中国周刊》：谈一谈你喜欢的导演和电影吧。
崔健：姜文和李扬，是我喜欢的国内导演。电影喜欢看的有《美国往事》、《老无所依》、《大象》什么的，什么类型都有。当然，我也认为《霸王别姬》、《活着》是很好的片子。
《中国周刊》：他们对你影响大吗？
崔健：虽然我们都是朋友，但是电影上的事情交流不是很多。不过，姜文的片子非常好，真的。
《中国周刊》：如果除掉一切客观因素的制约，你最想拍一部怎样的电影？
崔健：我听说所有的艺术都会有缺憾，不可能把一个电影完全拍得十全十美。所以我不认为有缺憾是致命的。电影对我来说，必须先有灵感，不可能先有剧本后有灵感。我不会像职业导演那样，去找片子拍。不过，通过做电影，我觉得还是做音乐更自由。
“更在乎这是不是我的电影”
《中国周刊》：现在，很多人把票房看成衡量一部电影成败与否的唯一标准。你怎么评价？
崔健：我从出道到现在，从来没有接拍广告，当然，我不是说去拍广告不好，不是说商业不好。我觉得这是一种良性和恶性的区别。如果是良性的，是互相有好处的，如果是恶性的，最起码有一方会遭到伤害。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商业与艺术的结合，大部分被伤害的都是艺术。现在，闹剧和喜剧卖得特别好。只有商业，没有想法，是特别糟糕的一个事情。光有想法，没有商业，又会感觉很干巴，没有水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种关系应该很微妙地去掌握。
《中国周刊》：你怎么看“卖得好的闹剧和喜剧”？
崔健：我觉得这是中国电影市场开放的必经之路吧。很多人对严肃的电影没有浓厚的兴趣，包括投资人和观众，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因为(严肃的电影)虽然成本太低，但风险太大，一般的艺术片都是小投资，小投资电影也不是说没有在商业上很成功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导演自己的艺术，不是为了市场去艺术。
《中国周刊》：《成都，我爱你》是你自己的艺术吗？
崔健：《成都，我爱你》相对来说是我自己的艺术。不会考虑太多的观众的因素，不要想太多。
《中国周刊》：那你会很在乎《成都，我爱你》这部片子的成败吗？
崔健：我觉得我更在乎的是我自己有没有使出自己全部的精力，当然我也很在乎这个(票房的成功)。但如果只想要成功的话，我可能会妥协，会让别人来参与后期，会让很多所谓的流行歌手把他们的音乐元素放进来，也许这样会让这部电影在商业上更成功，但是我不想要这种成功。
《中国周刊》：你要的成功是哪一种？
崔健：我需要它像我的电影。到现在，有些地方我还是很不满意。我会觉得这部作品不是100%是我的。电影的结尾，有些地方失控了，我也没有办法去控制，因为我要尊重其他的导演，尊重投资方，他们事先已经和别人签好了合同，有些地方，我必须得让。换句话说，我宁可不让那么多人看这部片子，我也愿意让它是崔健的电影，但这一点是不成立的。我在乎观众，我更在乎这是不是我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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