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做爱”不再被计划

　　在中国，性的自由度一直是政府和个人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

　　本刊记者 / 孙冉

　　这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描述的文革岁月——青年马小军的青春，消耗在夏日的屋顶上。他像只猫一样期待着自己的幻想伴侣——米兰。那一年，城里没什么年轻人，大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

　　马小军对于性的含混不清，在这个年轻人的记忆里那或许是夏夜里一次莫名的勃起；也或许是那只充满了气、在空中像气球一样飞来飞去的避孕套；更可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向保尔主动献出贞操的少女。 

　　总之，那个年代，年轻人对于性，幻想多于实践。

　　那一年马小军16岁。他青春期的性启蒙被战争所取代。在那个年代的孩子脑海里，战争永远都是一个热辣辣的诱惑。他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在很多人的文革回忆里，也都渴望着那么一场战争。

　　而“美帝”的年轻人当年却喊着截然相反的口号，“要做爱，不要战争”。

　　要么做爱，要么战争，青春期的性荷尔蒙需要随时排解。而当时毛泽东的做法是，上山下乡。

　　但年轻人们的性幻想，并没有被上山下乡的热情所淹没。知识青年们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坚持谈恋爱，并且“带坏了”农村的风气。

　　依旧留在城里的马小军，对“性”的压抑已经相当严重。他的发泄方式，就是撬锁，去偷窥别人的生活，“每当锁舌当的一声撬开，我便陷入无限的欣喜之中”。

　　无限的欣喜来自于无限的压抑。社会对于性的禁锢由来已久，晚明的纵欲风气到了清朝俨然一转，成为“万恶淫为首”的社会信条。乾隆治天下，以民心风俗为本，自此也开了政府干预私生活的口子。到了“五四”，西风东渐，性文明传到了中国，在性上人们也“拿来主义”地获得了一些自由。

　　要性交不要做爱

　　1949年以后，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最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

　　这得益于刚刚进城的中国共产党来自农村的管理经验。在农村社会的生活中，性从来都是最严重的道德问题。因此，共产党人在“性”问题上坚守始终，以为表率。

　　做爱是个诲淫诲盗的行为，而性交是个可以被接受的中性词。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找对象可以，谈恋爱不行。结婚叫“解决个人问题”，入党则是“解决组织问题”。

　　这些词语的微妙变化背后是整个社会性观念的微妙指针。直至到了反右时期，中国人经历了第二次离婚潮。著名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的著作里曾提到：一个“右派”的妻子，在拒绝夫妻性生活的时候就说：我没有跟你离婚，已经够对不起党了，怎么还能跟你做这种事情呢？

　　不只是对性的压抑，对性别的差异在那个年代也被抹杀。这是为了充分发动“中国妇女这个最雄厚的人力资源”，把女人也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一切能够表现女性特征的东西都被消除了。

　　例如，那时候的城市女性买乳罩，都是尽量买小的，以便把自己的胸部勒紧、压扁、抹平，生怕它们凸现出来。如果男人的目光在自己胸前一扫，女性就会羞愧难当，自责不已，变本加厉地束胸。

　　失去快乐的性，到了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新的一次离婚潮预示着早已死亡的婚姻不计其数。根据80年代初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妇女在性中能够获得快感的，不足20%。而另一面，不快乐的她们却让中国的人口迅速由4亿增加到10亿。

　　在整个70年代，禁欲日益成为社会习惯，人们已经普遍对性保持隐而不发的态度。有时候对于爱的表达竟然扭曲成了恨的形式。比如，电影《爱情的牙齿》里，女生当众宣读男生递来的情书，竟遭至男生仇恨的一记板砖。

　　根据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的调查，那10年，使得男人的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推迟。在解放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人里，平均是在18.5岁开始第一次自慰的；可是到了文革初期的那一代男人，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就被推迟到19.5岁，即使到了文革后期，也仍然是18.9岁，仍然晚于解放初期的那一代男人。

　　而在1989年之后进入青春期的这一代男人里，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已经提前到17.2岁，比他们的父亲那一辈提前了将近2岁半。

　　被计划的安全套

　　文革一代的“马小军们”在16岁尚不知道安全套的真实含义。

　　那个玩意他是在父亲的柜子里发现的，被他父亲隆重地珍藏着。在他看来那或许只是一个可以充满气、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球。

　　因为反复的重复使用，难以避免的漏洞，最终造成了他弟弟的出生。

　　那个年代，安全套被严格地计划着。政府通过控制安全套的发放数量，期望达到“有效”抑制性欲的目的。

　　当时，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仍在逐步加大：每个公民每天吃多少粮食、每个月用几尺布都在计划之列。每个新生儿，只有父母是合法夫妻，才能被纳入这种严格的计划体系。

　　安全套在中国被惯称为避孕套，这表明了它落地中国最重要的功用。

　　但事与愿违的是，禁欲的反面竟然是人口的激增。

　　解放前，在中国安全套尚需要依赖进口，直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提出要开展计划生育后，才决定在广州建厂生产。但直到70年代初，在毛泽东主席倡议、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下，中国开始逐步实行了避孕药具向育龄夫妇免费供应。

　　在商店是买不到避孕套的，有限的“套子”由计划生育委员会垄断。只能在单位的卫生员那里按计划领取，性的频率因此被掌握。这一切都在传递着一种信号：婚外的性容易怀孕，但这样的孩子又是不被社会接受的。

　　70年代在钢铁厂做工人，能享受到的福利是一个月定期发几个避孕套，那时的避孕套的质地与塑胶手套无疑，强调质量过硬。据说，有人做过灌水实验，灌一脸盆水都没事。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统计司常规统计数据，80年代末中国男性使用安全套者人数已达2000万，至90年代初，人数最高达2300万～2400万。这大约相当于全世界同期采用男性绝育总人数的一半。而这个数字，在进入90年代后，开始逐年下降。

　　这个数字的曲线发展，背后是从1975年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到1982年被明确写入《宪法》。

　　直到1993年，避孕套作为商品才被第一次摆上了中国的柜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