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凶猛

　　1979年无疑是个转折之年，改革开放的头一年，人性的回潮来得尤其猛烈。

　　这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小说家王朔当时也参加了舞会，但眼前的一切却让他眼花缭乱。他不会跳舞，并且穿着军装，说不出有多压抑。他后来回忆，“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回到部队，王朔放弃了入党申请，也不抢着打扫厕所学雷锋了。他复员后成了作家，以第一人称回忆了自己当年禁欲的性往事，名字叫《动物凶猛》。后来被改编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场圆舞曲改变的不止是青年王朔，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发觉世道开始变了。那一年，北京修了新机场，机场壁画里出现了裸体女人；在广州，中国第一家音乐茶座正式营业；《大众电影》第一次在封底刊登了接吻的剧照，引来了读者的争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观察到，中国妇女们开始涌向百货商店，在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这一年，电影《不是为了爱情》出现了3秒钟的接吻镜头，这是建国以来的头一次。第二年，《庐山恋》的吻戏，教会了一代人如何谈恋爱、如何接吻。

　　当年有关性的争论相当猛烈，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被指有伤风化，在揭幕后不久，有关方面就迫于批评压力，用一层薄纱罩住了少女的裸体。1982年，该画更被木板遮挡，直到1990年才重见天日。 

　　《大众电影》封底的接吻剧照也掀起了轩然大波。有读者责问编辑部：“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后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大众电影》共收到该事件的讨论信超过1万封。

　　好的是，反对者只占1/3，说明大多数的人是渴望接吻的。

　　但整个社会对于性的宽容尺度依旧很紧，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流氓这个词在那两年，代表了很多自由化的倾向。

　　比如，牛仔裤、花衬衣、蛤蟆镜就是一身流氓打扮。听港台靡靡之音，弹吉他就是充满流氓习气。

　　社会对于任何自由化的倾向严防死守。在1982年，人民音乐编辑部出版了一本《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告诫年轻人流行音乐很多泛着黄色、靡靡之音是一种精神的腐蚀剂。

　　去流氓化的社会

　　而这一切自由叛逆的标志落实到一个人身上——歌星张行。在当时的社会看来，他就是个十足的流氓。              

　　张行是中国第一个磁带发行量过百万的歌星。但最终却因为恋爱中的三角关系，被判了流氓罪，入狱3年。

　　张行曾是上海文艺界的风头人物，在他还未做歌星前，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文化馆跑场，每晚赚1块钱。在人人拿30元钱工资的年代，他几乎算得上大款了。

　　然而赚的钱还是不够谈恋爱的开销，张行很招女孩子喜欢，他能歌善舞，人长得高大斯文，还会裁缝——时下流行的款式他都能自己做出来。中学时他就开始谈女朋友，那时约会只能兜马路；挣外块后，每周和女朋友看场电影吃碗阳春面，已经属于奢侈行为。那时，一些女孩子打着恋爱的名义骗吃骗喝的事，屡见不鲜。

　　从张行记事起，他就有个印象：恋爱谈不好是会犯罪的。会被人当成流氓，那意味着要被游街、挨打，甚至丢掉饭碗。这差不多是那一代人的集体阴影。

　　1979年，中国颁布了首部刑法，第160条为流氓罪，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的构成流氓罪。流氓罪成为一个口袋罪，如果被定性为流氓，就意味着蹲监甚至丢命。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高铭暄参与了首部刑法的制定。对于为什么把罪名定为流氓罪，他说，当时的专家对于流氓这个字眼并未感觉意外，因为当时只是“流氓行为要打击”的意识比较突出，但流氓行为到底怎么分解，没法细化，所以只能用流氓罪来概况。

　　但到底怎么界定流氓罪，法律上似乎并无明显的说明。

　　当时社会上对于以恋爱为名义奸污妇女的行为视为一种新出现的流氓罪。在80年代中期的法学刊物上屡屡见到这样的法学文章，呼吁对于这种现象保持警惕，称这种情况为“大婚不办小婚不断”。张行就是中了这一招。张行只感觉那时的社会人们都处于一种偷窥心理，只要你在公共场合做些私密举动，马上就会有人跑出来充当道德纠察。

　　1985年，他被判3年徒刑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那两年社会上治安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的普遍担心，完全集中到自由化上，穿着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到了 1983年，党内开始抵制精神污染，社会上开始严打，交谊舞的热情降至冰点。那时候，不要说在公园里跳舞，就是晚上两个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盘问。

　　1983年开展了一次中国最严厉的打击犯罪行动，当时因为举办家庭舞会被严打判刑的案件不在少数。性社会学家李银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这种聚会未必发生关系，只是一些“摸摸索索”。且是成年人的自愿行为，但被判了重刑，直接枪毙了。一时间，社会氛围变得噤若寒蝉。性解放的速度至此停滞了 5年。

　　在监狱里的那几年，张行发现几乎有一半的人是因为谈恋爱发生关系被抓进来的。

　　到了90年代初，张行渐渐发现风气变了，没人再把男女之间那点事看成犯罪了。“人权”这个词突然变得很热，性开始光明正大成为个人的私事。   

　　而到了1997年，刑法进行了修改，流氓罪被取消。关于流氓罪的争议在法学界一直就有，主要是流氓罪的界限过宽，成了口袋罪，什么罪名都能往里扔。

　　1979年的刑法有个最大的局限就是它的“类推原则”——即使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只要认为它是有危害社会性质的，也可判刑。这一点也在1997年的刑法修改中取消了。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高铭暄告诉记者，这也是当时不得以的办法，因为首部刑法只有129个罪，怕漏了。

　　1997年，流氓罪虽然取消了，但内容并未取消。它分解为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猥亵罪、聚众淫乱罪继续留在刑法里。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看来，现在的法律更像表态法，在刑法中表明了态度，但很少再会因为非婚性行为给人定罪了。这其实是政府态度的一种转变，人性解放的一个标志。

　　而对于已经步入中年的张行来说，这个阴影至今伴随他左右。流氓歌星的称呼盖过了他的音乐才华被人记住。他常说，在中国，你不经历那个时代，你不会明白。

　　1993年，一个叫文经风的下海青年开起了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自此竟鬼使神差地推动了安全套的市场化，后来文被人们称为“套爷”。

　　避孕套走向了市场，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小店围得水泄不通。文经风的店在开张16天后，一位青年人误入其中，在目瞪口呆后，他掏出9元6角，买走了第一盒安全套。

　　自此，人们开始享受不被计划的“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