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之年，这位央视前副台长突然老夫聊发少年狂，批评电视界内种种“怪现状”，言辞激烈，无所顾忌。有人惊愕地发现了一只电视界的“牛虻”，有人目睹了他在公共领域的“复活”—但只有很少人说：陈汉元一直就是陈汉元。

　　南都周刊记者·张守刚 北京报道 摄影·于东东

　　他走进来的时候，左手提着皮包，右手拄着一把黑色的长伞。深色西裤，白色衬衫，银灰色的头发一丝不苟地往后梳着，仿佛从影视剧里走出的一位清俊儒雅的长者。

　　央视“影视之家”的这家咖啡厅，竟然没有任何热饮，陈汉元让服务员倒了一杯白开水，然后不紧不慢地跟我聊起来。他显然对这里很熟悉—白开水与黄褐色的老式桌椅，也许20多年来就不曾变过。

　　陈汉元身体不大好，5年前得了帕金森症。他自称离老年痴呆越来越近，“经常会说些痴话，糊涂的话”。

　　近来，他的“糊涂话”又多了起来。“中国电视缺少真正的新闻”；“央视再不改，就该关门了”；评价老搭档赵忠祥：“怎么找这么一个老头来主持如此时尚的综艺节目....。.这样请他去是出他洋相”。

　　这些话，在网络上传开后，很多电视圈外的人被这些“出位”的话所吸引，有人惊愕地发现了一只电视界的“牛虻”，有人目睹了陈汉元在公共领域的“复活”—而熟悉的他人说：陈汉元一直就是陈汉元。

　　纪录片界的“老爷子”

　　几年前，我在北京一次DV大赛颁奖仪式上第一次见到他。他默默地坐在会场，凝视着眼前众多年轻的面孔，没有很多话，似乎在估测这个“人人纪录”的时代。

　　后来，他在一次演讲中谈了对DV的看法。“那么多人对同一个事件进行记录，应该是比较真实和可靠的。”他话音一转，“现在的纪录片，相当多是虚构的，是虚假的。这给后人留下了麻烦，后人要花很大力气、投入大量资金来进行甄别。”

　　这个看法，从他口中说出实在石破天惊。陈汉元在中国电视纪录片界是什么地位？那是“老爷子”—50多岁开始，很多人就如此称呼他了。

　　1995年，在读研究生的石屹要做一篇论文，先后采访了20多位国内纪录片界的人士。这些人告诉她：“你一定要找陈汉元，要不你说不清楚。”

　　现在已是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的石屹说，虽然陈汉元近期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诸多争议，但陈汉元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他好像是为电视而生，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改变了中国电视节目的样式。”

　　这种改变首先是在纪录片领域。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佐田雅仁企画决定合拍电视纪录片，几番周折之后，总撰稿的任务落到了陈汉元头上，制作出了后来轰动一时的《话说长江》。在这之前，他的《收租院》、《下课之后》、《雕塑家刘焕章》等作品已大获成功，他也升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

　　制作《话说长江》之前，陈汉元提出一个有点“怪异”的要求：所有参与制作的、写稿的人员，一律不许用“爱国”和“爱国主义”这几个词，但是要让观众看了之后，还要觉得这个片子真的是爱国主义教科书。

　　《话说长江》播出之后，轰动一时。除了摒弃老套的说教式语言，这部纪录片做到了很多个“第一”。纪录片首次有了主持人，陈汉元找来满头银发的话剧演员陈铎坐在镜头前，“显得有分量”；每周日晚的黄金时间播出，结尾使用“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的评书式悬念，让观众看得欲罢不能。

　　你很难想象节目有多火—《话说长江》，以及之后的续篇《话说运河》，两者的收视率都曾达到30%，即便近年荧屏最火的《士兵突击》、《潜伏》等电视剧，也难望其项背。

　　1988年，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开拍，当时已成为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元出任制片人。他在央视首次以招标的模式，选出了总编导刘效礼。他给刘效礼的两点意见，再次推动了电视的变革：一是多拍长镜头，保证画面真实，二是大量运用同期声，“镜头盖一摘下来，话筒就要同步打开”。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纪录片就是陈汉元的“萧何”。

　　1988年，那部探讨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政论风格的纪录片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当时陈汉元正是这部片子的总策划。不久，片子的主题遭到了激烈批评，“这部片子引起轰动时我没说跟它没关系；所以，遭受批评了，我也不能说我跟它没关系”。因此，陈汉元也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他的副台长职务被免去。

　　丢官之后

　　丢官了。有人问他感想如何？

　　他回答得很诙谐：“别人是党校学习后一般都升了官，我是提高了觉悟，免去了职务。很有意思。”央视随后对陈汉元的任命，出人意料：梅地亚宾馆的中方经理。有人提议陈汉元做董事长，陈汉元开玩笑地反问，我因为不“懂事”才被免去，现在又做董事长？

　　他真的没去，不是抗命，而是再次被火线“重用”。中宣部借调他去做总撰稿，编一些鸦片战争、九一八事变等为主题的教育片。“台里觉得挺奇怪，这个人政治上不成熟，思想上有问题，才被免了，怎么又去做党内教育片的总撰稿？”

　　有人曾经说，陈汉元如果不当领导，专门去搞创作一定会很有成就；反过来呢，如果不搞杂七杂八的，专门当领导一定也会很好。这种人生角色的穿插与错位，贯穿陈汉元的始终：他电视生涯的下一个角色，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

　　由于正职长期生病，陈汉元成了中心的实际负责人。他策划的电视剧推出后接连打响，如《北京人在纽约》、《九一八大案纪实》，还有轰动一时的反腐电视剧《苍天在上》。对电视剧，他觉得“好看”才是硬道理：“你花2000万拍了一部连续剧，没人爱看，应该把你关到监狱里去！”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拍《苍天在上》，因为这是国内第一部反腐败题材的连续剧，还是“雷区”。没有开拍，举报信就来了。

　　举报信转到了陈汉元手上，他将信放在抽屉的最上面，每天拿出来看。最后，他咬咬牙说：“还是要拍。我们小心一点，如履薄冰，重心靠后。实在不行了，就把那腿缩回来。”

　　剧本改了九稿，他开始找演员，最初找到陈道明。当时陈道明也是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演员，陈汉元对他说，小兄弟，你得给大哥帮个忙，上面把我派到这来，是要拍像样的电视剧。现在，我觉得这部剧挺像样的，你得当主角。

　　陈道明说，那得看看本子。看了一半，陈道明就说，老大，我演不了。陈汉元问为什么？陈道明说，剧本里的反面角色，级别能不能降低？像省委常委、副省级干部，能不能降到乡一级，换成乡镇企业的总经理什么的？

　　陈汉元又问为什么？陈道明回答，我的艺术生命很有限，如果花了半年或者三个月，拍完了就被毙了。何苦呢？陈汉元一想也对，尽管陈道明是自己的下级，也不能强迫他。

　　编剧陆天明回忆，几个部门当时对《苍天在上》的审查意见高度一致：是个好本子。但问题也多，比如：市委书记怎么可以伪造现场？一号人物怎么没有好的结局？甚至“苍天在上”的剧名也惹来争议—有领导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却呼唤苍天，你想干嘛？”

　　《苍天在上》播出后，收视率高达39%，几乎与《新闻联播》的收视率一样。据当年的报道，紧凑的剧情让人们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当时在公交车上、办公室、商店里，人们每天都在谈论这个剧。北京电影学院一个老教授说，《苍天在上》有鲁迅遗风。

　　奇怪的是，飞天奖评奖时，《苍天在上》只得了三等奖，制作组很不满意。陈汉元却觉得，得了一等奖当然很好。但如果一部影响力这么大的作品，只得了三等奖，不是更有意思吗？

　　导演没去领奖，觉得“有意思”的陈汉元，索性自己去了。